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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中国佛教发展史略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中国佛教发展史略》 附录 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

引 言

社会学里的社会

“社会”这个名称,是指各个团体之间,具有一定的关系,共通的利益,因此合作以达一定的目的,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的集团。普通便把它用来指某一种同业,某一同类身份人的名辞,例如上流社会,劳动社会等。也有用以代表某一区域性的,如上海社会,汉口社会等。

当公元一八三八年间,法国学者孔德(Comte)便创了“社会学”这个名辞,他用以研究以社会为体的一种科学,从前我们也有称它作“群学”的。自经英国学者斯宾塞(Spencer)沿用“社会学”这个名辞以后,它就成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名辞,凡专门研究社会的组织的,就叫作“社会静学”(Social statics),专门研究它的成长和发展的,就叫作“社会动学“(Social dynamics)。它的研究对象,大体有三种:(1)社会的本质。(2)社会进化的过程。(3)社会进化的原理。有的以生物学作旁证,有的以心理学来证明。

东西文化不同的社会

推溯一百年前,我们的历史文化里,根本便没有这个名称,也毋需有这一门学科的成立,这不能说我们过去不科学,只能说过去的历史文化,无此需要,这就是东西文化的基本不同的精神所在。基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,我国向来便以农立国,地大物博,土广人稀,有的是天然的天材地宝,可以利用厚生,并不需要向外争取利源以养活自己。加以传统的文化,素来以安居乐业、乐天知命为祖训,因此人人只要重礼守法,完了国家的粮税以外,农村的社会里,鸡犬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,是件很平常的事。宋人范成大的诗说:“缘遍山原白满川,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这样一幅美丽的天然生活图画,准愿意熙熙攘攘,过那忙得忘了自己,专为工商业社会的生活呢?除了西北和北方一带的游牧民族,还过着“穹庐夜月映悲笳”的生活,所以还需要兼带掠夺性的侵略以外,大体我们的祖先,都是安于和平康乐的人生的。

在西方的欧洲则不然,他们没有像我们的历史一样,早先就经过一度像秦汉的统一局面,部落酋长式的蕞尔小地,便称为一个国家。既不能以农立国,更不能靠土地生产的经济,维持人民的生活。因此从盗匪式的抢夺之中,一变为国家间的侵略,由经营商业的远出贸迁,变为有组织的工商业集团,所以他们的每个社会,在在处处,都需要有组织。西方人的社会,由此成长和发展就很自然地成为人群生活的中心需要了,而且社会的主要开始目的,是由于经济的需求而来,所谓社会学上的社会制度,社会分化,都足渐渐地发生更多的问题所形成,例如社会运动,社会革命政策,社会心理学等等。他们一有了问题,就拿那一个问题作中心,把它分析研究,便变为一门学科。西方的社会经济,进步到了现在,有欧美的科学化的工商业社会,而且已经由公司、会社、社团的组织,发展到各种各类的俱乐部,由经济剥削和侵略.发展到社会的福利经济。国家的法律,规范了组织。社会的组织,影响了国家的立法。不是从商业的市场竞争,演变成政治哲学的自由和民主笫一,就是由经济政治的重心,认为社会主义第一。我们的历史文化,到了现阶段,也便恰当其时,卷入这个矛盾对立的世界洪流之中,亟待我们自己的努力,统一融会而坚强地站立起来。

宗法社会的辨别

假定从社会学的观点,来说明我们历史文化上的社会史迹,也有把我们过去的氏族宗法关系,叫它作“宗法社会”。严格地说来,这还是有问题的。因为社会,是基于共同利益,或共同目的、集体合作的一种组织。我们祖先的宗法社会,只是一种民族精神所系的代表和象征。它以不忘民族的本来源流,传承继续先人的祖德,要求后世子孙的发扬光大;它既不是有一种群体法定的组织,犹如西方的社会一样;更不是为了一种共同的利益,达到一个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。宗法,只能说是传统文化中心的“礼”的表现,这个札,具有相似于宗教性的,人情昧的特点,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升华,而且是性情和理法并重的。重性情,所以推崇天然,轻视人为的组织。重理法,便讲礼义,裁定性情,使它合于人伦群体的活功。它与西方社会的只注重组织,是大有出入的。我认为人世间最高的组织,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真感情的结合,所谓至性至情的流露。其次,才是如宗教一样的信仰,所州崇拜的服从。冉其次,才是法律和规范。至于从利害相关的集合,用权位生杀来范围,那是等而下之,等于市场的交易而已。凡事之不近于灭然法则,违反人之性情的,没有不失败的道理,以社会学理的历史来讲,利害相关的组织,可能在社会史上,暂时占去时代的一页,但决不能争取千秋。

至于我们所史上的宗法社会,它的基本单位,就是家庭的家族。由家族和家族之间的结合,就是宗族。由宗族和氏族之间的结合,就是国家的礼稷和宗庙。社稷、宗庙和宗祠,就是介乎人和天神之间的象征代表,贵为天子,还须畏惧天命,所以便当敬重社稷宗庙和山川神只。如是普通的平民,不敬重宗族和宗祠,从礼仪为法律的中心观点而论,已经犯了大不敬的罪行,以传统文化思想的观念而论,便是获罪于天,得罪了祖宗神只,应该是罪无可逭,无可祈祷之处了。可是它在礼义传统的风俗习惯上,和国家的法律观点上,虽然有此成法,但是并不同于西方和现代社团似的社会组织。汉唐以后的祠庙,后来通称为各个宗族之间的祠堂,那也并非是一种社会的组织,只能说是民族精神的中心所系。它相近于宗教性质,平时并无社会活功的作用,每逢岁时,便由族长率领同族中的人们,共川致祭于自己的祖先。族长虽由一族中辈份最高的出任,但是也不是由法规的组织产生,那只是由传统文化礼的观念,人为地自然推崇。如遇族中的子孙们犯了违反传统礼义的行为,由族长召集全族的人们,开祠堂门,拜祖宗,禀请祖先以宗法来评理,评定一事或一人的是非罪恶,也必须合乎天理、国法、人情。这也只是秉承礼义的安排,但不同于法规纪律的性质,或是组织的制裁。乡里之间的里正和保正,或者社董,那是清代沿用唐宋以来地方自治保甲的名称,等于现在的乡里长。社仓,是宋代以后为地方储备饥馑赈济的福利事业,后来也有叫作“义仓”的。社学,是明代以后实施的乡村国民教育。这些都如众所周知,不能与“社会”这个名辞,混为一淡。再推溯到秦汉以上,讲到社会政治的关系,更为简单,那时的文化思想,政治和教育,本来不能太过于划分。所谓“作之君,作之师,作之亲”,在精神上,几乎还保有上古质朴的观念,还是三位一体的。能够影响地方社会之间,也只有从礼义的传统上,自然的敬老尊贤,秦汉时代的“老”和“公”,只是一种尊崇敬重的称呼,更不是社会领袖的职衔。例如《左传》所称的“三老”,据服虔疏引:“三老者,工老,商老,农老。”古天子有三老五更,以父兄之礼养之。据《汉高祖纪》所载:“举民五十以上,有修行,能帅众为善,置以三老。乡一人,择乡三老一人为长三老。”宋祁说:“乡有三老,掌教化,秦制也。”两汉都沿用这种制度,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上,真难找出真正如西方社会组织的一种社会。初有社会的规模的,只有先秦的墨道,才略具有特殊社会的风规。其次,就是开始于唐代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,它影响元、明、清以后的历史和社会,以民族革命为宗旨的帮会组织。但是丛林制度,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宗教社会,又不同于西方宗教的教育中心的神学院。至于帮会的组织呢?以传统的侠义精神,和政治活动相融会,说它是为了当时革命性的反正集团,确实很正确。如果比之西方社会或流氓集团,推原它的初衷,当然也颇有出入了。

结 论

倘若专讲社会学而研究社会史的问题,那便立场不同,观念有别,应该另作一种说法,也可以说,我们在近六十年来,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,才有社会等等问题的产生,所以理论的依据与文化思想的方向,截然各有不同。不过我只想从观今宜鉴古的遗训,述说唐宋以来的丛林制度,和它如何影响后世的帮会组织;以此作为今后我们吸收融化东西文化,跨进新的时代,提供留心社会问题者的参考而已。

佛教原始制度的简介

禅宗,是佛教的一个宗派,它以教外别传,不立文字,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为宗旨。因为不一定需要文字,所以传到中国以后,就成为中国文化式的佛教了。如果说它是佛教的革新派,那也并不准确,因为它既没有革个什么,也没有新兴个什么,它的宗旨和修行途径,既没有变更本来佛法的面目,也不是中国自已所创造的,只是把印度传来原有的佛教制度,确实痛快地改变一番,既可适合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,又从此建立一个新型的中国佛教气象,而且影响后世各阶层的社会规范。可是它正如佛陀所教的寂默一样,虽然在中国社会里,作了一番伟大的事业,却仍然默默不为人知。但就中国禅宗所创立的制度来说,它对佛法,果然作了一件不平凡的事,同时对于中国的各阶层社会,也奠定了后世组织的规模。

释迦牟尼出家以前的印度,本来也有很多其他宗教信仰,和离俗出世专修的人们,这些人都叫作“沙门”,等于中国古代避世的高士,我们普通称他作“隐士”,史书上又称为“隐逸”的。不过我们的隐士们,不一定绝无家室之累的,至于印度的沙门,都是出家避世的人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后,凡是正式出家,皈依佛法的弟子们都须剃除须发,身披袈裟,离情绝俗,绝无家室之累,男的就名为比丘,女的名为比丘尼。“比丘”这个名称,是包含有乞士、怖魔、杀贼等意义,所谓“上乞法于佛、下乞食于人”,便名乞士,同时含有能杀烦恼之贼,使魔众怖畏的威德之意。所以严格遵守佛制的比丘们,大都是修习苦行,立志精勤的,其中专门注重苦修的,特别又称为“头陀行者”。原始佛教的比丘们遵佛的戒律和制度,同时也须修习头陀的苦行。除了应当遵守心性修养,和行为上等等的戒律外,他又定下个人生活上衣食住行的各种制度:

衣:不过三衣。多的就要布施了。甚之,拣拾人们抛弃了的旧布和破布,一条一条地凑成衣服来穿,这便叫做“粪扫衣”。传到中国以后,便改穿中国式的大袍,也有乞化百家衣布,补破衲杂而成的,就名为“破衲衣”,或“补衲衣”。

食:日中一食。至多是早上、中午两餐。过了午时,便不再吃了。因为他把饮食,只看作为维持生命,和医治饿病的药物罢了。

住:随遇而安。屋檐、庙廊、树下、旷野、荒冢,铺上随身携带的坐具一领,或草织蒲团一个,两足跏趺(俗称为盘足),便心安理得地度此旦暮了。

行:赤足或芒鞋,光头安详而走。昔在印度,至多上面打了一把伞,晴遮太阳雨遮水。传到中国,雨伞换了箬笠,所以文学家们,便有“芒鞋斗笠一头陀”的颂辞了。除此一身以外,大不了带一个净水瓶,供给饮料和盥洗之用,一个钵盂,作吃饭之用,其余可能带些经卷而已。

他们这样的刻苦精勤,尽量放弃物欲之累,过着仅延残命的人类的原始生活,就是为了专志求道,表示尽此形命,揖谢世间了。虽然,他们还存有利世济物之心,但在行为上,却是绝对的离群出世之行,所谓头陀“不三宿空桑之下”,就为了避免对事物的留恋,这在佛学名辞上,也可以叫做“舍”。又可以叫做“内布施”。他形似杨朱的为己,又同时具有墨子的摩顶放踵,以利天下之心。但是,也有些比丘们,同居在一起修持道业的,那便名为“僧伽”,僧伽是僧众团体的意义。其中足为大众师范,统率僧伽的就称为“大和尚”,或简称“和尚”。以后传到中国,就把比丘们统名为僧,以讹传讹,又笼统叫做和尚,其实一个“僧”与“和尚”,便概括了这些意义。 当汉明帝时,最初佛法传入中国的和尚,是从印度来的两位高僧,摄摩腾与竺法兰。汉朝将他们安置在洛阳的白马寺,所以中国后来的佛庙和僧居,就叫作寺和院了。其实在汉代,“寺”本是朝廷(中央政府)所属政府机关的名称。《汉书·元帝纪注》:“凡府廷所在,皆谓之寺。”例如鸿胪寺、太常寺等。汉、魏、两晋、南北朝之间,西域传道的高僧,源源东来,虽然不一定都是修习头陀行的,但大都是严守戒律的比丘。严守戒律和遵守佛的制度,便得乞食于人,虽然也有靠皈依徒众们的供养,但是日久月长,到底还是一个问题。

(1)印度文化,向来敬信沙门,而且在中部、南部一带,气候温暖,野生果木很多,乞食不到,还可随地采而充饥,但在中国,便没有如此容易了。

(2)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,与印度迥然有别,除了贫而无告,沦为乞丐的,即使如隐士之流,还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。

(3)中国素来以农立国,政府与社会,都很重视农耕,仅靠乞食牛活,便会被视作懒汉或无用的人了。

(4)古代传统文化的观念,以为人们的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可毁伤;比丘们既已剃除须发,已经犯了大不敬和不孝,一般的人,已经存有歧视之心,何况还要乞食于人,那就更不容易了。

由于上述的几种原因,隋唐以前的中国僧众,大半都靠帝王大臣们的信仰供养,才得维持其生活。同时其中有一部分,还需靠自已募化,或其他的方式维持,所以便包含有许多事故,引起历史政治上几次的大反感。不过,那时候中国的僧众,因地制宜,已经不能完全遵照原来的佛制,有的已经建筑寺庙,集体同居。只有少数专志修持,一心求道,单独栖息山林岩阿之间,过他的阿兰若(清净道场)生活,其余就需要变更方式,才能适应环境。

禅宗丛林制度的由来

到梁武帝的时代,达摩大师渡海东来,传佛心印的禅宗法门,便是中国初有禅宗的开始。那时信受禅宗的僧人,并不太多,据《景德传灯录》所载,正式依止达摩大师得法的,也不过三、四人。其中接受大师的衣钵,传承心印,为东土第二代祖师的,只有神光一人而已。以后历世的学人,虽然渐渐增加,但接受祖位,都是一脉单传。传到六代祖师慧能,在广东曹溪大弘禅道。四方学者辐辏,禅宗一派,可谓如日之方东,光芒万丈,衣钵就止于六祖而不再传了。从六祖得法的弟子很多,能够发扬光大的,有湖南南岳怀让禅师、江西青原行思禅师二支。青原一支,不数传就渐呈衰落。南岳一支,便单祧道脉,此后就有马祖道一禅师,大弘禅宗宗旨。因他俗家姓马,故称马祖。马祖门下出了七十二位大善知识,可为禅宗大匠的,也不过数人,其中尤以江西洪州百丈怀海禅师,称为翘楚。改变佛教东来的制度,首先创立丛林制度的,就是马祖和百丈师徒,而且正式垂作丛林规范的,尤其得力于百丈,所以相传便称百丈创立丛林。据《释门正统》载:“元和九年,百丈怀海禅师,始立天下丛林规式,谓之清规。”其实,百丈师徒,正当唐代中叶(约当公元八、九世纪之间)。佛教正式传入中国,当在汉、魏两晋时期,其中已经过四五百年蜕变,它被中国文化融和,受到中国民情社会风俗的影响,制度渐渐地改变,也是势所必致,理有固然的。在百丈以前,梁僧法云,住光孝寺,虽已奉诏创制清规,但没有像百丈一样,敢明目张胆,大刀阔斧地毅然改制,定作规范。在百丈以后,更无完美的僧众制度,能够超过丛林制度的范围,所以说者便裁定是百丈禅师,创建丛林制度了。

在百丈以前,禅宗的学风,大多只在长江以南一带流传。最盛的区域,当在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四川等省,能够北入中原的还不太多。至于黄河南北,还是停留在初期东来佛教的方式。禅宗以外的其余宗派,以及专精佛教学理,讲习经论的法师,被称为义学沙门的,为数还是很盛。大凡笃信研究经论学理的人们,不是过于圆通,便是过于迂执,尽管他自己本身,也翻滚不出时代的潮流,如果有人要公开改变旧制,自然就会忿然动色的。所以当百丈创建丛林之初,就被人骂作“破戒比丘”,这也是势所必致的了。马祖百丈等辈,都是气度雄伟,智慧豁达之士,具有命世的才华,但当立地成佛的心印,他毅然改制,固然由于见地定力的超群,也是适应时势机运的当然趋势。

百丈以后,晚唐五代之间,禅宗本身,又有五家宗派的门庭设立,范围僧众的制度,大体还是遵守丛林的清规。可是在教授方法,和行为仪礼之间,却因人、因地、因时的不同,就各有少许出入,这种不能算是异同,只能算是出入的仪礼和教授法,又名为家风。所以后世各个丛林禅寺,各有家风的不同,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初。严格地说,禅寺丛林所流传的规范,已经经过千余年的变易,当然不完全是百丈禅师时代的旧观了。而且江南江北,长江上游和下游,各寺都有各寺不同的家风和规矩。但推溯这个演变的源流,无沦它如何变更形式,穷元探本,可以得一结论:

丛林禅寺的宗风,是渊源于丛林制度的演变。禅宗的丛林制度,是脱胎于佛教戒律的演变。

佛教戒律,是由释迦牟尼所制定的,它为了范围僧众集体生活,修证身心性命,建立具有中 文化《礼记》中的礼仪,以及法律、与社会法规等的精神和作用。

丛林制度

中国佛教里所谓的“丛林”,本来是禅宗僧众集团的特称,等于佛经所说的修行大众们,叫做清净大海众一样的意思,丛林不能通称某一个寺院,某一个寺院里的规模,可能是禅宗的丛林。明清以后,有些地方的寺院,虽然不一定是禅宗,便也随例称呼,叫作“丛林”,并无严格的分别了。

丛林的规范

(一)住持和尚:

他职掌全寺的修持(教育)、寺务(行政)、戒律和清规(法律)、弘法(布道)、经济财务等事权,等于政府的元首,社会的领袖。他在寺内住的地方,叫做“方丈”,也就是佛经上说,维摩居室,仅有方丈之意,所以普通便叫一寺的住持和尚作“方丈”。有时也叫作住持,就是佛经上“住持正法”之意。《禅苑清规》称尊宿住持谓:“代佛扬化,表异知事,故云传法。名处一方,续佛慧命,斯曰住持。初转法轮,名为出世。师承有据,乃号传灯。”

1.住持和尚的产生: 住持是僧众们推选出来的,必须具有几个条件:第一,是禅宗的得法弟子,要确有修持见地,足为大众师范,而且形体端正,无有残缺。第二,要德孚众望,经诸山长老和其他丛林的住持们赞助。第三,得朝廷官府(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)的同意。

他具备这些众望所归的条件,经过一次极其隆重的仪式,才得升座作住持和尚。如果以上还有老师和尚的存在,在升座的仪式中,还有付法、嗣法、入院、视篆等手续,才算完成接座的一幕,相等于现代的交替教育宗旨,和职位上的移交。

2.退院的和尚: 前任的住持和尚退位,便称为退院老和尚,他闲居养静,再不问事,或者闭关专修,大体都是功高望重,修持与德操,达到圆满的程度。他与新任接位接法的住持和尚之间,视如父子,必须极尽恭敬供养侍奉的能事,一直到了老死,务须尽到孝养,否则,会被诸山长老及僧众们所指责的,甚之,还算是犯了清规,受到责罚。但是唐宋时代的退院高僧,多半是飘然远引,从来不肯作形似恋栈的事。

3.和尚与政府的关系: 以前在中国的政治上,关于僧道制度,虽然历代都有过不大不小的争议,但因中国文化的博大优容,最后决议,都以师礼待遇僧道等人。虽然朝见帝王时,也不跪拜,只须合掌问讯,等于只有一揖了事。东汉时,僧尼隶属于鸿胪寺管理。唐以后,改变自姚秦、齐、梁以来的大僧正和大僧统,设祠部曹,主管天下僧尼道士的度牒和道箓等事。祠部与僧录司,等于现代政府的宗教司。唐代是隶属于礼部的,《唐会要》称:“则天延载元年五月十五日,敕天下僧尼隶祠部。”全国僧尼的户籍,也隶祠部专管,并置有僧籍的专案。迨唐宪宗元和二年,在帝部长安的左右街还置有僧录的职衔,相当于姚秦的僧正,后魏的沙门统,南齐京邑僧官的僧主。那是选拔聘请有道德学术修养的高僧,入都作僧官,主管灭下僧尼道士等的事务。元代有一时期,还专设有行宣政院,以管理僧俗喇嘛及边情等事务。明洪武时,置僧录司,各直省府属置僧纲司,州属置僧正司。清代因其职称。度牒,是政府给僧尼的证件,等于现代的文凭和身份证明书。唐代又称为“祠部牒”,它自尚书省祠部发出。道士们的度牒,又名为“箓”。

丛林住持的和尚,虽然由僧众推行产生,但是也须得朝廷或地方官的同意聘任。如果住持和尚有失德之处,政府也可以罢免他的职位,甚至还可以追回度牒,勒令还俗,便变成庶民,像平常人一样接受政府法律的制裁。这种制度,一直到清代以后,才渐渐变质,不太严格。因为清代在精神上,乃异族统治,变相松弛,是另有它的政治作用。中国历代政权,虽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,有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,可是向来都听任自由信仰宗教的,过去政府对于僧道的措施,并不是严格的管理,只是严整的监督。

4.住持和尚执行的任务: 住持在职位上,是全寺首脑的住持,由他选拔僧众,分但各种执事的职务,但是却叫作“请职”,并非分派。请职,等于说以礼聘请,并不是命令行为。各种执事的职位,虽然由住持所请,但一经请定了,便各自执行他的职掌,秉公办理,即使对住持,也不能徇私,因为他们有一最高的信仰,尽心尽力,一切都为常住,才是功德。常住,就是指丛林寺院的全体,也就是佛经所说“佛法常住”之意。所以凡关于处理或决议全寺和大众的事,住持必须请集全体执事公议以决定之,不能一意孤行,至少,也有两序执事长老,或少数重要执事参加决定才行。因此,住持在职位上,并不像专制时代政府的主官一样,他却像中国旧式教育的全体弟子们的严师一样。因为他所负的重要责任,便是指导全寺僧众们的实地修行,和品行的督导,关于这一方向,他却有无上的权威,也有无限的责任感,所以古代的丛林,有些住持,根本就不问事务,他认为执事的职掌,已经各有所司,毋需他来多管,他只需自己努力修行,随时说法,行其身教就是,要能不使学者走入歧途,这才是他应负的责任。

5.住持和尚请两序班前执事: 住持就位,就要选请全寺的执事。所谓执事,百丈旧规,称为“知事”。班首,旧规称为“头首”。他要选拔僧众中才能胜任,而且足孚众望的出任各种职司。虽然不经过选举,但是必是大众所谅解同意的。他要发表各位执事职司的手续时,先要征求本人的同意,再把各执事职司的名字职位,写在一个牌上(等于现代的公告牌),挂了出来,大家就得遵守之。须在每年正月十五、或七月十五挂牌。在请职以前,先于三五天前方丈预备了茶果,就命侍者去请某某师等同来吃茶,经过住持向他们当面请托,得到了同意,才一一由书记写好名字职位,挂牌示众。然后在就职那一天,午斋的时候,先送到斋堂,依次就座用膳。饭后再绕佛经行,送到大殿上,依次排列位置,再礼佛就位。晚课以后,各新请的执事,便到方丈礼座就职。住持便当面加以训勉,告诫尽心职务,遵守清规。退而再至各老职事房中,一一拜候,便叫作“巡寮”(这个名辞,在戒律上又作别论),这样便是简单的请职程序。请职的时候,也有请二人同任一职,每为副助,或数人同任一职的,偶也有之。但各职执事职司,虽由住持请出,却不像上下级官吏的组织,它足平行的。可以说,只有圆的关系,既不是上下,也不是纵横的隶属。他们有弟子对老师的尊敬,却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班行观念。

6.古清规的住持职司和接受程序:

(1)住持的日常事务(旧称“住持日用”) 关于教育和说法者:上堂。晚参。小参。告香。普说。入室(以上统属日常说法部分)。念诵。巡寮。肃众。训童行。为行者普说(以上统属日常管理部分)。受法衣。迎侍尊宿。施主请升座(说法)斋僧。受嗣法人煎点。嗣法师遗书至(以上统属于平常管辖的教育和事务部分)。

(2)请新住持的次序 发专使,当代住持受请。受请升座。专使特为新命煎点。山门管待新命并尊使新命辞众上堂茶汤。西堂头首受请。受请人升座。专使特为受请人煎点山门管待人并专使。受请人升座茶汤。

(3)入院视篆 山门请新命斋。开堂祝寿。山门特为新命茶汤。当晚小参。为建寺檀越升座。管待专使。留请两序。报谢出入。交割砧基什物。受两序勋旧煎点。

(4)退院

(5)迁化 入龛。请主丧。请丧司执事。孝服。佛事。移龛。挂真举哀茶汤。对灵小参奠茶汤念诵致祭。祭次。出丧挂真奠茶汤。荼毗(火化)。全身入塔。唱衣。灵骨入塔。下遗书。管待主丧及丧司执事人(其中火化与全身入塔及灵骨入塔,并非丧事的次序,但只视丧事情形,任选一项)。

(6)议举新住持

(二)两序执事

住持和尚所请班首执事,等于古朝廷仪制,分文武两班,所以便称为两序。

1.各职的班首执事:

(1)古清规的两序:

西序班首:首座。西堂。后堂。堂主。书记。知藏。参头。祖侍。烧香。记录。圣僧侍者。

执事:殿主。寮元。钟头。鼓头。印房。夜巡。清众。香灯。司水。耆宿。闲住。护病。打扫。行者。净头。

东序班首:都监寺。监院。维那。副寺。库头。知众。知客。照客。悦众。典座。值岁。知浴。监收。衣钵。汤药。侍者。庄主。

执事:化主。寮元。寮主。副寮。延寿堂主(即近代的涅盘堂主)。净头。米头。饭头。茶头。园头。磨头。水头。炭头。菜头。柴头。

(2)两序请职的程序: 请立僧首座。请名德首座。两序进退。挂钵时请知事。侍者进退。寮舍交割什物。方丈特为新旧两序汤茶。堂司特为新旧侍者汤茶。库司特为新旧两序汤药。堂司送旧首座都寺钵位。方丈管待新旧两序。方丈特为新首座茶。新首座特为后堂大众茶。住持垂访头首点茶。两序交代茶。入寮出寮茶。头首就僧堂点茶。两序出班是香(其余制度,如受戒、挂褡、坐禅、节腊、法器,各有一定的规矩,因为太繁,又不关本文主要宗旨故不详述。既如以上所列,也仅举列它的次序名目,详细内容,也毋需一一申述)。

2.近代的各职班首执事:

(1)寺务行政方面: 监院一位,或数位。他是职掌全寺内外寺务行政,旧制称为寺主,他与维那、首座,为丛林三纲职司之一。监院俗称叫作“当家师”,如为二位,便分内当家与外当家,三四五位,便分大当家二当家等等。分别管内管外,管钱管账各等职务。如果是小丛林,大多都只有一位。 副寺一位,或数位。他等于副当家,分理监院的事务,并执掌财务和山林田产。旧制副寺十日一算费用,记之纸端者,谓之旬单。

(2)经济财务方面: 库头一位,或数位。旧制此即副寺的职称,又称谓“都仓”,掌出纳之役。他执掌储藏应用物品,和食粮食物财务等事,又等于现代的仓库主管,俗称“库头师”。所有储藏农食等物,都应负保管、保养、防护、晒洗等责任。据《清规》记载:“其上下库子,须择有心力,能书算,守己廉谨者为之。”又云:“副寺者,古规曰库头,今诸寺谓柜头,北方称财帛,其实皆一职也。”

(3)监察方面: 都监一位。旧制称为“都寺”,别名“都管”。他负责监察寺务行政、经济、人事等事。大多任此职者,都聘请前任监院任之。后世把这一职务,也有变成了闲曹,等于政府的升迁,同时又相似降职。旧制它的职位,在监院之上,因都总诸临寺故名“都监”,又叫作“都总”,又叫“都守”。

(4)应接及外务方面: 知客一位或二三位,旧制又统称谓“典宾”、“知浴”、“知库”、“知殿”等。他对外执掌待客应酬,负责交际等事务,并接受替人念经作佛事等事,如为两位,便分别叫作大知客、二知客。所以知客师一席,又等于是外当家,或副寺,每日来往的收入,到了晚上,便统计交与库房。库房存款有余,便交方丈处理,现代便有转存于银行的。而且必须选拔德威并济,才能干练的担任,每每注重修持节操的,便推辞避免这个位置。但遇无其他适当人选,又必须为了常住,而发心担任之,等于为了大众必要,愿来跳火坑一样。

照客二位或数位,旧制称为“请客侍者”,或“客头行者”。隶属于知客之下,辅助知客,听其指挥作事,亦有选青年沙弥,聪明伶俐者任之。

(5)教育方面: 首座一位,旧制也有称谓“座元”,乃僧堂的元首之意。与监寺、维那,统称为三纲之一。他辅助和尚弘宗说法,大多是诸方公认的善知识,或在和尚的得法弟子中选有高深造就者任之,同时也可作和尚的储贰。他可代住持秉佛子上法座,开示大众,旧制和前堂首座、后堂首座、东藏主、书记,又称“秉拂五头首”,为各有秉拂之资格者,故又统称作“秉指寮”。旧制有前堂首座、后堂首座、立僧首座、名德首座、却来首座等各项分别职司。 堂主、后堂、西堂,都可以请一位或数位任之。旧制的“堂主”是一通名,例如水陆堂主、罗汉堂主、延寿堂主,都自各守一堂,虽然叫作堂主,并非如后代的专指禅堂的堂主,这里所称的,都是属于专管禅堂清修的堂主,旧制称“方丈和尚”,也有便称为“堂头和尚”。堂主乃主持僧众实地修行的禅堂指导者,同时亦可代理和尚说法,所以后世便把堂主说法,也叫作“小参”。堂主必须选有真实修持,有实际学问修养者任之。近代的制度,堂主进升为后堂,后堂进升为西堂,两堂进升为首座。首座可以代理和尚上殿、过堂、说法等事务。堂主们年老退职闲居,便可以不问寺务了。

禅堂内,又有监香、悦众、及单头等职司。旧制单头又称为“寮长”,也叫作“席头”。

书记一位,或数位。他执掌文墨,等于行政机关的秘书长,凡有关于寺务的文牍,都由他职掌,旧制写作佛事文书例如疏启一类,多采用用六字句的骈文体,这个职位,后代又改变有“写法书记”的名称。他等于中国古代帝王左右的史官,所谓“左史记行,右史记言”一样,他集二者于一身,书写记载住持和尚的说法的法语和言行,故须选善于文翰者任之。又有把这个职位,用作犒赏劳职之用,选拔清众当中,有多年苦行的任之,使他得到一个独居静处的寮房。书记可进升为堂主,旧制也又有称为“记室”的。

(6)纪纲司法方面: 维那一位,乃全寺三纲之一。与监院、首席并列为上首。纲即纲维之意,就是纲领寺内维持佛寺者。禅宗与律宗,都称“维那”,教宗便称谓“都维那”。旧制又别称为次第、知事、悦众、寺护等名。其实,“维那”一辞,实在出于律部的名称,《僧史略》谓:“东西域知事僧,总曰羯磨陀那(即梵语羯磨师之别译),译为知事,亦曰悦众,谓知其事,悦其众也。”大凡诵经诵律,举行佛事,都由他领头,或僧众犯戒,触犯丛林清规,也由他执行,如摈斥出院等(戒律叫“斥逐作摈”。丛林术语便叫作“迁褡”,讹作“迁单”,就是赶出山门的代语)。维那的别称,又名叫做“堂司”,或用堂司直接名其所居住的寮舍,或作为直接名其职位的,又有一名,便叫作“纪纲寮”。

(7) 方丈侍者: 侍者数位,以其亲近于长老左右而任调遣者,故称“侍者”。旧制有五侍者,或六侍者的不同。有香侍者、侍状侍者、待客侍者、侍药侍者、侍衣侍者,这叫五侍者。巾瓶侍者、应客侍者、书录侍者、衣钵侍者、茶饭侍者、干办侍者,这叫作六侍者。后世以衣钵侍者,等于管理方丈中的总务侍者。书写侍者,后世又称为“写法侍者”,记录摭拾住持和尚的开示法语,是由他记写悬牌示众的。他们侍候和尚,等于方丈的侍从,多选和尚的入室弟子任之,也是清高的职司。佛经称侍者应具八法:所州“一、信根坚固。二、其心觅进。三、身无病。四、精进。五、具念心。六、心不憍慢。七、能成定意。八、具足闻智。”总之,此辈必须为法忘躯,智行严密,不负法乳之托的方可任之。

(8)总务方面: 典座一位,他执掌日常事务,犹如现代的总务庶务等业务。《临济录》冠注谓:“《百丈清规》有典座无饭头,此典座也。典座者,职掌大众斋粥一切供养。”僧堂清规谓:“此职主大众斋食,故时时改变食物,大众受用安乐为妙。”后世也有改为执掌内务之职的。

僧值一位。这是一年的值事僧,每年轮流当值,由各执事更换任之。

饭头一位。专管作饭。僧堂清规称:“此职与典座分劳,掌粥饭,常与药头、监粮等为合而护惜常住,其用心与典座同,慎饭粮之过不足,宜常熟汝典座宝训。”

火头一位,专管司爨。

园头一位,专管种菜。

菜头一位,专管煮作蔬菜。

行头数位,专管斋堂执役。

其他柴头、炭头、桶头、水头、磨头、茶头、锅头,则因时因地各有不同,或有或无,并不一律。

净头一位,专管厕所的卫生清洁。往往也有首座班首及僧众,自动请求担任,认为乃忏罪立德的好事。也有叫做“圊头”的,旧制又称谓“东司”。

庄主一位,或数位。如另外有田产的大丛林,就设有此职,专管田户收租等事,俗称叫“外当家”,辖有监收主等数位。

巡山寮主一位或数位,专管培养保护山林并防护盗贼等。如在深山大寺,都设有此职。普通寺院,不一定有的,大多选孔武有力者任之。如设有此职寮之处,则园头、柴头便归此寮。

如属有小庵,便有住庵的庵主。有塔,便有守塔的塔主。

打钟的称钟头,击鼓的称鼓头,也都各有专司。

(9)清要的职务: 藏主一位,旧制称渭“知藏”。他是专管藏经及图书的职位,等于现代的图书馆长,及图书管理员,往往选学养兼优的人任之,也可以并在书记寮内。大寺中每每专有藏经楼的建筑,故此职极为重要。

殿主一位,香灯数位。专管大雄宝殿的佛前内外事务的,叫作“殿主”,有香灯一人辅之。其他各殿,也有各殿的香灯,却不叫殿主,旧制却并在堂主寮内。如涅盘堂主(旧称“延寿堂主”)、罗汉堂主等。涅盘堂,律宗曰“无常院”,或“无常堂”。禅宗曰“涅盘堂”,或“延寿堂”,乃置临命终时的病僧,使观无常之所也。

化主一位或数位,他专管出外游方宣化,以募化所得,供养全寺大众生活,及作丛林常住的资产。化缘所得的款项账日,一切交付知客、库头,登记账册,转交住持处理。化主每每可以终年游方外出,比较清闲。

(10)执掌劳役的僧众: 执役僧若干人,担任劳动杂役的事务,往往皆由自动发心,请求执行苦役藉以自励德行的。此中每多贤者,并且大多是不求人知的,《传灯录》载:“沩山在百丈会下作典座,又令遵有笊篱木杓分付与典座语。”《五灯会元》载:“雪峰在洞山作饭头。庆诸在沩山为米头。道匡在招庆为桶头。灌溪在末山为园头。绍远在石门为田头。智通在沩山为直岁。晓聪在云居为灯头。嵇山在投子为柴头。义怀在翠峰为水头。佛心在海印为净头”此类都是苦行劳役之职,如作典座者,更为普遍。昔年笔者参学诸方时,曾有诗云;“灵鹫风高旧迹登,禅参北秀与南能。当时行脚江湖日,遍访名山苦行僧。”这便是向慕苦行僧中的德操,所以作此感怀。

3.班首执事与江湖清众: 凡是住持和尚以次的各班首执事,大多都有单独的寮房。如果房间不够分配,也视职位的清要与否,间或一二人兼并一间的。其余的僧众,无论住禅堂或挂褡,就统名叫作“清众”。后世因为佛教的普及,为了响应普通民间社会信仰的需要,也有被请去外面念经作佛事的必要,这也同时是全寺和僧众们的公私收入,所以便有专为应酬念经拜忏的一班僧众,普通把他有别于专门清修的清众,便叫做“应门”。当清末民初,在闽浙一带,一般习惯叫他为“应门和尚”,这可能就是应化僧的讹传了。

十方挂褡的云水寮,旧制叫作“江湖寮”,又名谓“众寮”,这是专指往来四方,参学云游的挂褡僧寮。禅门相传,江湖乃江西湖南之意,因唐时参禅的僧众,不到江西马祖处,便到湖南石头处,往来憧憧,都凑集在二大师之门,故便称谓江湖僧众。据《文选注》:谓今言江湖者,江外湖边,本是隐沦士所处。如《莲社高贤传》周续之曰:“心驰魏阙者,以江湖为桎梏。”骆宾王《序》曰:“廊庙与江湖齐致。”范希文严先生《祠堂记》曰:“既而动星象,归江湖。”等说是也。其实,江湖的原意,出于《庄子》,乃指隐沦的风尚,如云:“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

4.丛林清规的古今异同: 自百丈清规以来,及今千有余年,何况原始规范,早已失传,后世传到近代的丛林规矩,多有非旧时面目者,也就不足以为怪了。当元顺帝至元四年,敕百丈山德辉禅师选修《百丈清规》八卷行世,就诏天下僧人,悉依此清规而行。到了明朝,屡次下敕不入此清规者,就以法律绳之,后世便遵此为准。清代道光三年,有源洪禅师着《百丈清规证义》十卷行世,便为定本。其余则因时因地的不同,就各自别有出入。近世以来,所行有不同于旧制者更多,实亦时势所趋使,有不得不变的苦衷,但也有由于不知所本,妄加师心自用的确亦不少,如源洪禅师称:“清规面目,有古今不同者,如古称头首,今名首座,或号座元。古称监寺,今名监院,以及书状,改名书记。僧堂改名为禅堂之类。俱改其名而不改其义。又规条中古有而今无者,如点茶抛香之类。古无而今有者,如祖忌、增百丈等,水陆增栖等及不许吃烟之类。” 总之,任何一种社会,最初总很简单,时代愈向后推,情形也愈复杂,所以规矩也就增加更多。百丈原始清规,虽然已经失传,但宋人杨亿的序文至今还在,他所述的原始情形,当然比较后世简朴的多,如称:“所裒学众,无多无少,无高下,尽入僧堂,依夏次安排,设长连床,施椸架,挂褡道具。卧必斜枕床唇,右胁吉祥睡者;以其坐禅既久,略偃息而已。”他又述说《百丈清规》的目的,如称:“一、不污清众,生恭信故。二、不毁僧形,循佛制故。三、不扰公门,省狱讼故。四、不泄于外,护宗纲故。”从杨亿的序文,和慈觉大师的《龟镜文》看来,当时他所注意的重心,确实只重在流传到今世的禅堂。但是后世的丛林规矩,除了少数几个大丛林以外,却都以此为范围僧众的仪轨,反视禅堂为附庸了,甚矣!禅宗的衰落,也是事有固然的了。

二、丛林的风规

1.身份平等,集团生活。

唐、宋时代,正当禅宗鼎盛的时候,大凡出家为僧的,不外四种情形:

(1)部分研究佛学经论的称为“义学比丘”,有的是因政府实行佛经的考试,既经录取,便由朝廷赐给度牒出家的。

(2)自动发心,离群求道,请求大德高僧剃度的。

(3)朝廷恩赐,颁令天下士庶,自由出家的。唐时,政府有几次为了财政的收入,还有鬻卖度牒,听任自由出家的。

(4)老弱鳏寡,无所归养而出家的。在这四种情形当中,如有未届成年想求出家者,依佛的戒律,还须得父母家族的同意,才能允许出家。

既经出家受戒,取得度牒以后,就可往丛林讨褡长住。讨褡大约分作两种,各有不同的手续:

(1)普通少住数日或一短时期的,便叫做“挂褡”(俗作“挂单”或“挂褡”)。挂褡的僧众,为慕某一丛林住持和尚的道望,远来参学,或是游方行脚经过此处,但都须先到客堂,依一定的仪式,作礼招呼,依一定的仪式放置行根,然后由知客师或照客师依礼接待,并依一定的禅门术语,询问经过,既知道了他挂褡的来意,便送进客房,招呼沐浴饮食。普通僧众住的客房,术名叫“寮房”。接待游方行脚僧的,又叫做“云水寮”。唐宋时代,旧称通叫做“江湖寮”。最普通的过路挂褡也要招待一宿三餐,等于归家稳坐,绝无歧视之处。如遇参学游方的,有些比较大的丛林,在他临行时,还要送些路费,叫做“草鞋钱”。倘要久住些的,便要随大众上殿念经,参加做事,虽然居在客位,劳逸平均,仍然不能特别。

(2)要想长住的,便叫作“讨褡”。要住进禅堂内修学的,便叫作“讨海褡”。讨了海褡,就算本寺的正式清众了。这必须要先挂褡,住些时日,经过知客师及各执事们的考查,认为可以,才能讨得海褡长住,旧制称为“安褡”。常住的僧众,每年春秋两次,各发一次衣布,或衣单钱,以备缝制衣服之用。除了施主的布施以外,常住每季,还发一次零用钱,也叫做“衬钱”。

凡是已经受戒,持有度牒,而且是常住的大众,身份与生活,便一律平等,上至住持和尚,下至执劳役的僧众,都是一样。对于衣、食、住、行方面,都要严守佛家的戒律,和丛林的清规。如果犯了戒律和清规,轻则罚跪香或执苦役,重则依律处罚或摈弃,便是俗称“赶出山门”了。

衣:普通都穿唐、宋时代遗制的长袍,习禅打坐也是如此。作劳役时便穿短褂,这些就是流传到现在的僧衣。遇有礼貌上的必要时,便穿大袍,现在僧众们叫它为“海青”。上殿念经,礼佛,或听经,说法的时候,便披上袈裟。中国僧众们的袈裟,都已经过唐、宋时代的改制并非印度原来的样式。到了现在,只有在僧众的长袍大褂上,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,雍容博大的气息,窥见上国衣冠的风度。僧众们的穿衣,折叠,都有一定的规矩,都是训练修养有素,就是千人行路,也难得听到衣角飘忽的风声。

食:依照佛教的戒律,每日只有早晨、中午两餐,为了种种正确的理由,过午便不食了。食时是用钵盂,以匙挑饭,并不像印度人用手抓饭来吃。但到了中国,已经改用碗筷,和普通人一样。不过,完全实行大乘佛教,一律终生素食,而且是过午不食的。除了少数担任劳役的苦役僧,因恐体力不济,晚上一餐,还只是作医治饿病之想,才敢取食。凡吃饭的时候,一律都在斋堂(食堂),又叫作“观堂”,是取佛经上在饭食时,作治病观想,勿贪口腹而恣欲之意。这个规矩,大家必须一致遵守,虽上至住持和尚,也不能例外设食,这就名为“过堂”。如有外客,便由知客陪同在客堂吃饭,住持和尚于不得已时,也可以陪同客人饭食。大众食时都有一定的规矩,虽有千僧或更多的人,一听云板报响,便知已经到了食时。大家穿上大袍,顺序排列,鱼贯无声地走入膳堂,一一依次也好。碗筷菜盘,都有一定次序放置。各人端容正坐,不可随便俯伏桌上。左手端碗,右手持箸,不得有饮啜嚼吃之声。添饭上菜,都有一定的规矩,另有执役僧众侍候,不得说话呼喊。斋堂中间上首,便是住持和尚的坐位,住持开始取碗举箸,大家便也同时开始吃食了。等到全体饭毕,义同时寂然鱼贯回寮。住持和尚如有事情向大众讲话,正当大众饭食之时,他先停止吃饭,向大众讲话,这便名为“表堂”。每逢月之初一、十五便加菜劳众。或遇信众施主斋僧布施,也要加菜的。

住:在禅堂专志修习禅定的僧众,便名为“清众”,旦暮起居,都在禅堂。其余各人都有寮房,有一人一间,或数人一间的,依照佛教戒律和丛林规矩,除早晚上殿念经作功课,以及听经听法以外,无事寮房静坐,不得趱寮闲谈,不得闲游各处,无故不得三人聚论及大声喊叫。如遇住持和尚或班首执事,以及年长有德者经过,就必肃然合掌起立,表示问讯起居。

行:各人行走,或随众排列,必须依照戒律规矩,两手当胸平放,安详徐步,垂睑缄默,不得左顾右盼,不得高视阔步。如要有事外出,必须到客堂向知客师告假,回寺时又须到客堂销假,不得随便出外。即使住持方丈,或班首执事出寺入寺,也须在客堂说明,告假几天,同时还须向佛像前告假和销假。其余生活各事,如沐浴、洗衣,各有规定。病时大丛林中,自有药局处方,告假居房养息,不必随众上殿过堂。倘若病重,进住如意堂,便有自甘执役护病的僧众来侍奉,如意堂,也就是旧制的安乐堂。死了,便移入涅盘堂,举行荼毗(俗名“迁化”),然后收拾骨灰,装进灵骨塔(即俗称“骨灰塔”)。

总之,真正的丛林集团牛活,绝对是作到处处平等,事事有规矩。由一日而到千百年,由管理自己的身心开始,并及大众,都是循规蹈矩。至于详细细则,还不止此。所以宋代大儒程伊川,看了丛林的僧众生活,便叹说:“三代礼乐,尽在是矣。”

2.劳役平等,福利经济。

百丈创制丛林,最要紧的,便是改变比丘不自生产,专靠乞食为生的制度。原始的佛教戒律,比丘不可以耕田种植,恐怕伤生害命,那在印度某些地方,可以行得通,到了中国,素来重视农耕,这是万万行不通,而且更不能维持久远的。所以百丈不顾别人的责难,毅然建立丛林制度,开垦山林农田,以自耕自食为主,以募化所得为副。耕种收获,也如普通平民一样,依照政府法令规定,还要完粮纳税,既不是特殊阶级,也不是化外之比。平日于专心一声修行求证佛法以外,每有农作或劳动的事情,便由僧值师(发号司仪者)宣布,无论上下,就须一致参加劳动。遇到这种事情,丛林术语便名为“出坡”,旧制叫作“普请”。出坡的时候,住持和尚,还须躬先领头,为人表率。百丈禅师到了晚年,还自己操作不休,他的弟子们,过意不去,就偷偷地把他的农作工具藏了起米。他找不到工具,一天没有出去工作,就一天不吃饭,所以禅门传诵百丈高风,便有: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之语,并且以此勉励后世,由此可见他人格伟大的感召了。现代的虚云和尚年届一百二十岁,还是身体力行,终生奉此不变的。

丛林的经济,一切收入与支出,要绝对公开,术名便称为“公众”。收入项目,悉数都为全寺大众的生活,尽量为大众谋求福利,还有盈余,便添购田地财产,希望供养更多的天下僧众。一班执事等人,多半公私分明,绝对不敢私自动用常住一草一木,因为僧众们在制度以外,更是绝对信仰因果报应的。平时经常传为宝训的,便有:“佛门一粒米,大如须弥山。今生不了道,披毛带角还。”因此,他们对于在禅堂里真实修持的僧众,都是极力爱护,不肯使他们受到丝毫惊扰,希望他们成道,以报天下、国家、社会上和施主们的恩德。从前有一位宝寿禅师,在五祖寺库房执事,那时的住持和尚戒公,偶然因病服药,需用生姜,侍者就到库房里取用。宝寿便叱之使去。戒公知之,令拿钱去回买,宝寿才付给他。后来洞山缺人住持,郡守来信,托戒公找人住持。戒公便说:赋个卖生姜的汉子去得。他便去作洞山的住持,所以后世有“宝寿生姜辣万年”的句子,相传为禅门的佳话。民国三十年间,笔者在成都的时候,见过一位新都宝光寺的退院老和尚,其人如苍松古柏,道貌岸然可敬。住持大寺数十年,来时只带一个衣裳包袱,退位的时候,仍然只带这个破包袱。对于常住物事从来不敢私用分毫,自称德行不足以风众,背不起因果。相对数言,便令人起思古之幽怀,这便是丛林大和尚的风格。

3.信仰平等,言行守律。

所谓“丛林”,顾名思义,是取志在山林之意,其实,它具有此中明道修行者,有如麻似粟、丛集如林的意思。他们都是坚定地信仰佛教的佛法,尤其更信仰禅宗心地成佛的法门。要住丛林,便是为了专心一志地修证心地成佛法门,所以他们除了恪守丛林的清规以外,在寺内更笃守佛教的戒律。相传过去天台国清寺有一得道高僧,已经有了神通。有一天晚上,在禅堂里坐禅,下座的时候,他偷偷问隔座的僧众说:你的肚子饿了吗?大家不敢答话。有一僧说:饿了怎么办?规定大家过午不食,谁又敢去犯戒?即使要吃,厨房里都没有东西,那里有吃的呢?他说:不要紧,你要吃,我替你弄来,厨房里还有锅粑呢!他说了,便伸右手入左手的袖子里,一会儿,就拿出一大把锅耙来请这僧吃。这时,那个住特和尚也有神通的,他严守戒律,决不肯轻现神通。到了次日清晨,住持和尚便向大众宣布,昨天夜里,禅堂里有两位僧人犯戒,依律摈斥出院。那个有神通的僧人便伸手拿起包袱,向住持拜倒,自己承认犯戒,由此就被赶出山门了。南宋时,大慧宗杲禅师,他未经得法时,依止湛堂禅师,有一天,湛堂看了他的指甲一眼,便说:近来东司头的筹子,不是你洗的吧!他便知道师父是责他好逸恶劳,立即剪去养长了的指甲,去替黄龙忠道者作净头(清除厕所)九个月。由于这些例举的一二操行,就可知他们的规矩和戒律,言行和身教,是多么的自然和严整啊!

4.众生平等,天下为家。

佛教的宗旨,不但视人人为平等,它确要做到民胞物与,视一切众生,都是性相平等的,为了适合时代和国情,百丈禅师创立了丛林制度,从表面上看,丛林的清规与佛的戒律,似乎不同。实际上,清规是以佛的戒律作骨子的,所以它的内部,仍以严守戒律为主。即如举足动步,也不敢足踏蝼虫蚂蚁,何况杀生害命。因为它的信仰和宗旨,是慈悲平等的,所以丛林便有天下一家的作风。僧众行脚遍宇内,不论州县乡村,只要有丛林,你能懂得规矩,都可挂褡安居。此风普及,及至乡镇小庙,或是子孙私产也都可以挂褡。从前的僧众们,行脚遍天下,身边就不需带一分钱。既使无寺庙可住,大不了,树下安禅也可过了一日。元、明以后,佛道两家好像各有宗教信仰的不同,在某些方而,又如一家。例如道士,到了没有道观的地方,可以跑到和尚寺里去挂褡。和尚也是如此,必要时可以跑到道观里去挂褡。每遇上殿念经的时候,也须随众照例上殿,不过各念各的经,只要守规矩,便不会对他歧视的。僧尼之间,事实上,也可以互相挂褡。不过,其中戒律和规矩更要严些。例如男众到女众处挂褡,清规严格的寺院,就只能在大殿上打坐一宵。稍稍通融的,也只能在客房一宿,绝对不可久居。女众到男众处,也是如此的。俗人求宿寺院,便不叫做挂褡,佛门以慈悲为本,有时斟酌情形,也可以收留的。唐、宋时代,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,大都是寄居僧寺读书,例如邺侯李泌等辈,为数确也不少。至于唐代王播微时,寄读扬州僧寺,被主僧轻视,故意在饭后敲钟,使他不得一餐,便题壁写诗云:“上堂已了各西东,渐愧阇黎饭后钟。”后来他功名成就,复出镇是邦,再过此处,看到昔日的题句,已被寺僧用碧纱笼罩起来,他便继续写道:“二十年来尘扑面,如今始得碧纱笼。”这些事情总有例外的,也不能以偏概全,便视僧众都是势利的了。最低限度,也可以说,有了丛林制度以后,确实已经替中国的社会,做到收养鳏寡孤独的社会福利工作,使幼有所养,老有所归,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宋仁宗看见丛林的生活,不胜羡慕它的清闲,便亲自作有《赞僧赋》。相传清代顺治皇帝,看了丛林的规模,便兴出家之想,他作了一篇《赞僧诗》,内有:“天下丛林饭如山,钵盂到处任君餐。朕本西方一衲子,如何落在帝王家。只因当初一念差,黄袍换却紫袈裟”等句,也有人说,这是康熙作的,真实如何,很难考证,但由此可见禅门丛林,是何等气象了。

三、丛林以修持为中心的禅堂

1.禅堂的规模

百丈创立丛林,最重要的,他是为了真正建立禅宗的规范。由于这种制度的影响所及,后世佛教的寺院,不论宗于何种宗派,大多数都有加上禅寺名称的匾额,而且因为禅僧们的简朴,一肩行脚,背上一个蒲团,芒鞋斗笠,就可走遍天下名山大川。大家景仰他们的苦行,所以青山绿水之间,不断地建筑起禅寺了。但真正的禅门丛林,它的主要目的,不止在于创建寺院,都在于有一座好的禅堂,可以供养天下僧众,有个安身立命、专志修行的所在。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以来,国内有的丛林里的禅堂,可以容纳数百人到千余人的坐卧之处,每人一个铺位,可以安禅打坐,又可以放身倒卧。各个铺位之间,又互相连接,所以古人又叫它作“长连床”。但每一座位间,必须各记自己的姓名,张贴于坐席之间。全寺的僧人,常住经常也备有登记簿,俗名叫作“草单”,术名叫作“戒腊簿”,也等于现代的户口簿。整个禅堂光线明淡,调节适中,符合简单的生活起居,适应方便。只是古代的建筑,不太注重通风设备,对于空气的对流,比较差些。禅堂四面,都做成铺位,中间完全是个大空庭,需要作大众集团踱步行走之用。这种踱步,便是佛经所说修禅定者的适当活动,叫作“经行”。丛林里便改作“行香”与“跑香”了。所以禅堂中心的空间,便要能够容纳内部数百或千余人的跑步之用,行香与跑香,都照圆形活动。不过必要时,还有分成两个圈子或三个圈来跑,老年体弱的,不可以走外圈。少壮健康的,就走外面的大圈子。

2.禅堂里的和尚:

禅堂既然为禅宗丛林的中心,等于现代语所说的,是个教育的中心了。那么,应该是最富于佛教色彩的所在,事实上,并不如此;它却正正真真表示出佛法的真精神,不但完全解脱神秘和迷信,而且赤裸裸地表达出达摩大师传佛心印的宗旨。原来禅堂里,不供佛像,因为禅宗的宗旨,“心即是佛”,又是“心、佛、众生,三无差别”的。又,“不是心,不是佛,也不是物”的。那它究竟是个什么呢?可以说,它是教人们明白觉悟自己的身心性命之体用,所谓本来面目,道在目前,就在寻常日用之间,并不是向外求得的。后世渐有在禅堂中间,供奉一尊迦叶尊者的像,或达摩祖师的像。禅堂的上位(与大门正对的),安放一个大座位,便是住持和尚的位置,和尚应该随时领导大家修行禅坐,间或早晚说法指导修持。所以住持和尚一定要选任曾经悟道得法的过来人,确能指导大家修证的大善知识了。心即是佛,和尚便是今佛,住持也便是中心,所以有时称他作“堂头和尚”。如住持和尚因故不能到禅堂参加指导,辅助住持的督导修持,就是禅堂的堂主。与后堂西堂等,这几个位置是设置在左排进门之首的。此外,还有手执香板,负责督察修持的,叫做“监香”,他和禅堂里的悦众,都是负责监督修持用功之责的。悦众和监香,也有数人任之的。香板,古代乃是竹杖,一端包了棉花和布,做为警策之用,这是佛的旧制,称谓“禅杖”。后世改用为木板,作成剑形,叫做“香板”。其余,还有几位专门供给茶水的执役僧,有时或由新出家的沙弥们任之。

3.禅堂的生活:

顾名思义,所谓“禅堂”,就是供给僧众们专门修持坐禅的地方。他们为了追求实现心地成佛的最高境界,一面离尘弃欲,决心绝累。一面又须苦志精勤,节操如冰雪。甚之毕生埋首禅堂,一心参究,纵然到死无成,仍然以身殉道而不悔者,比比皆有。凡是住在禅堂里的人,饮食起居生活,一律都须严守清规的纪律。清晨三四点钟就要起床、盥漱方便以后,就上座坐禅。因为古代没有时钟,每次坐禅,就以长香一炷为标准,大约等于现在时钟的一点半钟左右。下座以后,就须行香,大家依次排列,绕着禅堂中间来回行走,身体虽然松散,心神却不放逸。

近代禅堂座位简图

这样又要走完一炷香,就再上座。饮食、睡眠、大小便,都有划一的规定。如此行居坐卧,都在习禅,每日总以十支以上长香为度。如逢冬日农事已了,天寒地冻,更无其他杂务,便又举行克期取证的方法,以每七日为一周,叫做“打禅七”或“静七”。在禅七期中,比平常更要努力用功参究,张往每日以十三四支长香,作为用功的标准。大约睡眠休息时间,昼夜合计,也不过三四小时而已。后世各宗,鉴于这种苦修方法的完美,也就兴起各种七会,如念佛七等等。他们有这样苦志劳形,精勤求道的精神,日久月长,无疑地,必能造就出一二超格的人才。每逢举行禅七的时期,和尚要请职担任禅堂里的监香职位时,也和请丛林班首执事一样的过程,茶聚商托以后,挂牌送位,都如请执事一样的仪式。不过送位只是送禅堂里的坐香位子,因为重心在于禅堂。监香也有同时请七八位,轮流担任,以免过于疲劳。禅宗虽然只重见性明心,立地成佛的顿法,并不重禅定解脱的修行法门。但是远自印度的释迦牟尼,以及传来中国以后,从古至今,没有哪一位祖师和禅师,不从精勤禅定,专志用功中得成正果的。每年初夏,便依律禁足安居三月,又谓之“结夏”。到了旧历七月十五日圆满,也谓之“夏满”,或称谓“解夏”。所以从前问出家为僧的年龄若干,便请问他夏腊多少。所以丛林禅堂,制立如此风规,恰是佛法的真实正途,俗话说:“久坐必有禅”,这也不是绝无道理的。到了两宋以后,许多大儒,都向往禅堂规模和教育方法,抽梁换柱,便变成儒家理学家们的静坐、讲学、笃行、实践等风气了。禅堂的门口,帘幕深垂,一阵阵地飘出袅娜的炉香,当大家上座坐禅的时候,普通叫作“收单”,门口便挂上一面止静的牌子。这时,外面经过的人,轻足轻步,谁也不敢高声谈论,恐怕有扰他们的清修。到了休息的时候,门口换挂一面“放参”的牌子,才可以比较随便一点,普通又名为“开静”。

4.禅堂内外的教育方法:

丛林既以禅堂为教育的中心,那就天天必有常课了。诚然,他们的常课,便是真参实证,老实修行本分下事,却不是天天在讲学说法的。因为在禅宗门下,认为讲习经论,那是属于义学法师们的事,他们重在老实修行。遇到晚上放参的时候,住持和尚莅临禅堂,说些用功参禅的法门,或者有人遇到疑难,请求开示,便随时说法指导,这样就叫做“小参”。后世风规日下,有时住持和尚偷懒,便请堂主升座说法,这也叫作“小参”。倘有正式说法,在禅堂以外,另外还有一座说法堂,简称法堂,依照一定的仪式,礼请住持和尚升座说法。这时大都是鸣钟击鼓,依照一定的隆重仪式,通知全寺的僧众,临场听法的,仪式的庄严,和大众的肃然起敬,恰恰形成一种绝对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。可是禅宗住持和尚说的法,却不如讲经法师们,一定要依照佛经术语的法则来讲,也不是只作宗教式的布道。它是随时随地,把握机会教育的方针,因事设教,并无定法的。弟子和书记们,老实记截他的说法讲话,便成为后世的“语录”一类的书了。如果有时讲解经论,又须另在讲堂中举行。对于专门讲解经论的法师,便称为“座主”。丛林的修行教育,因然以禅堂为中心,但作为导师的住持和尚,对于全体笃志修行的僧众们,却要随时随地注意他们修持的过程和进度,偶或在某一件事物,某一表示之下,可以启发他智慧的时候,便须把握时机,施予机会教育。这种风趣而轻松的教育法,在高明的禅师们用来,有时会收到很大的效果,可能对于某一个人,便由此翻然证悟的。既或不能达到目的,有时也变成很幽默的韵事了。后世把这种事实记载起来,便叫作“公案”。理学家们便取其风格,变称“学案”。那些奇言妙语,见之于后世的语录记载里的,便叫做“机锋”和“转语”。由此可见作一位住持丛林的大和尚,他所负的教育责任,是何等的重要,佛经所谓“荷担如来正法”,正是大和尚们的责任所在。所谓“荷担”,也就是说继往开来,住持正法眼藏,以继续慧命的事。唐、宋之间,有些得道高僧,自忖福德与智慧、才能和教导,不足以化众的,便往往谦抑自牧,避就其位了。

5.禅堂的演变:

元明以后,所谓禅寺的丛林,渐渐已走了样,同时其他各宗各派,也都照禅宗丛林的规矩兴起丛林来了。在其他宗派的从林中,禅堂也有变成念佛堂,或观堂等,所谓真实的禅堂和禅师们,已如风毛麟角,间或一见而已,令人遥想高风,实在有不胜仰止之叹。民国以来,研究佛学的风气,应运而兴,所以禅门丛林,也多有佛学院的成立。禅宗一变再变,已经变成了禅学,或是振衰革弊,或是重创新规,唯有翘首伫候于将来的贤哲了。

四、丛林清规的遗范

《清规》就是百丈禅师所创立,作后世丛林清净仪轨的守则。后代的禅师们,虽亦有另作规则的,但都宗奉《百丈清规》为主。明太祖朱元璋作的《祖训》,清帝康熙作的《圣喻广训》,他们原始体裁的渊源,便是由于《禅门清规》和《禅林宝训》所启发。《百丈清规》原件,早已失传,现在仅有的清规,只有元代敕修的《百丈清规》,以及《百丈清规证义》、《禅苑清规》、《入众日用》、《入众须知》、《幻住清规》、《丛林校定清规总要》、《禅林备用清规》、《日用清规》、《禅林两序须知》等书。日本另有《大鉴清规》、《永平清规》、《莹山清规》等书。但都时届千余年,已经不是百丈旧时原式。就是本文所记叙的,也只简略杂合近代的丛林规矩,已经加入不少的时代气氛了。兹且摘录数则有关文字以作参考。

1.百丈禅师传(出自《宋高僧传》):

释怀海,闽人也。少离朽宅,长游顿门,禀自天然,不由激劝。闻大寂始化南康,操心依附。虚往实归,果成宗匠。后檀信请居新吴界,有山峻极可千尺许,号百丈屿。海既居之,禅客无远不至,堂室隘矣。且日:吾行大乘法,岂宜以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邪!或曰:《瑜伽论》、《璎珞经》是大乘戒律,胡不依随乎?海日:吾于大小乘中,博约折中,设规务归于善焉,乃创意不循律制,别立禅居。初自达摩传法至六祖以来,得道眼者号长者,同西域道高腊长者呼须菩提也。然多居律寺中,唯别院异耳。又令不论高下尽入僧堂,堂中设长连床,施椸架,挂褡道具。卧必斜枕床唇,谓之带刀睡,为其坐禅既久,略偃息而已。朝参夕聚,饮食随宜,示节俭也。行普请法,示上下均力也。长老居方丈,同维摩之一室也。不立佛殿,唯树法堂,表法超言象也。其诸制度,与毗尼师一倍相翻。天下禅宗如风偃草。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。以元和九年甲午岁,正月十七日归寂。享年九十五矣。生当元宗开元十六年。穆宗长庆元年,敕谥大智禅师。

2.百丈禅师入道因缘(出自《指月录》):

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,福州长乐人,王氏子。儿时随母入寺拜佛,指佛像问母日:此为谁?母曰:佛也。师曰:形容与人无异,我后亦当作佛。早岁离尘,三学该练。参马大师为侍者。檀越每送斋饭来,师才揭开盘盖,马大师便拈起一片胡饼示众云:是什么?每每如此。经三年,一日侍马祖行次,见一群野鸭飞过。祖曰:是甚么?师日:野鸭子。祖曰:甚处去也?师曰:飞过去也。祖遂把师鼻扭,负痛失声。祖日:又道飞过去也?师于言下有省。却归侍者寮,哀哀大哭。同事问曰:汝忆父母耶?师曰:无。曰:被人骂耶?师日:无。曰:哭作甚么?师曰: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。同事曰:有甚因缘不契?师日:汝问取和尚去。同事问大师,曰: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,在寮中哭,希和尚为某甲说?大师曰:是伊会也,汝自问取他。同事归寮曰:和尚道,汝会也,教我自问汝。师乃呵呵大笑。同事复曰:适来哭,如今为甚却笑?师曰:适来哭如今笑。同事罔然。次日,马祖升座,众才集,师出卷却席。祖便下座。师随至方丈,祖曰:我适来未曾说话,汝为甚便卷却席?师曰: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。祖曰:汝昨日向甚处留心?师曰:鼻头今日又不痛也。祖曰:汝深明昨日事。师作礼而退。师再参,侍立次,祖目视绳床角拂子,师曰:即此用,离此用。祖曰:汝向后开两片皮,将何为人师?取佛子竖起。祖曰:离此用,即此用。师挂佛子于旧处,祖振威一喝,师直得三日耳聋。未几,住大雄山,以所处岩峦峻极,故号百丈。四方学者麕至。一日谓众曰:佛法不是小事,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,直得三日耳聋。

3.宋学士杨亿《百丈清规序》:

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,至曹溪以来,多居律寺,虽列别院,然于说法住持,未合规度,故常尔介怀。乃日:佛祖之道,欲诞布化元,冀来际不泯者,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,为随行耶!或曰:《瑜伽论》、《璎珞经》,是大乘戒律,胡不依随哉?师曰:吾所宗,非局大小乘,非异大小乘,当博约折中,设于制范,务其宜也。于是创意,别立禅居。凡具道眼者,有可尊之德,号曰长老,如西域道高腊长呼阿阇黎等之谓也。即为教化主,处于方丈,同净名之室,非私寝之室也。不立余殿,先树法堂者,表佛祖亲嘱受,当代为尊也。所裒学众,无多少,无高下,尽入僧堂,依夏次安排。设长连床,施椸架,挂褡道具。卧必斜枕床唇:右肋吉祥睡者,以其坐禅既久,略偃息而已,具四威仪也。除入室请益,任学者勤怠,或上或下,不拘常准。其合院大众,朝参夕聚,长者上堂,升座,主事徒众,雁立侧聆。宾主问酬,激扬宗要者,示依法而住也。斋粥随宜,二时均遍者,务于节俭,表法食双运也。行普请法,上下均力也。置十务寮舍,每用首领一人,管多人营事,令各司其局也。或有假号窃形,混于清众,别致喧挠之事,即当维那检举,抽下本位挂褡,摈令出院者,责安清众也。或彼有所犯,集众公议行责,即以拄杖杖之,遣逐从偏门而出者,示耻辱也。详此一条,制有四益:一、不污清众,生恭信故。二、不毁僧形,循佛制故。三、不扰公门,省狱讼故。四、不泄于外,护宗纲故。大众同居,圣凡孰辨。且如来应世,尚有六群之党,况今像末,岂得全无。但见一僧有过,使雷例讥诮,殊不知轻众坏法,其损甚大。今禅门若稍无妨害者,宜依百丈丛林规式,量事区分。且立法防奸,不为贤士。然宁可有格无犯,不可有犯无教。惟大智禅师,护法之益,其大矣哉!禅门独行,自此老始。清规大要,遍示后学,令不忘本也。其诸轨度,集详备也。亿叨睿旨,删定《传灯》,成书图进,因为序引。翰林学士开国侯杨亿述。

4.百丈大智禅师丛林要则二十条:

丛林以无事为兴盛。修行以念佛为稳当。

精进以持戒为第一。疾病以减食为汤药。

烦恼以忍辱为菩提。是非以不辩为解脱。

留众以老成为真情。执事以尽心为有功。

语言以减少为直截。长幼以慈和为进德。

学问以勤习为入门。因果以明白为无过。

老死以无常为警策。佛事以精严为切实。

待客以至诚为供养。山门以耆旧为庄严。

凡事以预立为不劳。处众以廉恭为有礼。

遇险以不乱为定力。济物以慈悲为根本。

5.《宝王三昧论》:

一、念身不求无病,身无病则贪欲易生。

二、处世不求无难,世无难则骄奢必起。

三、究心不求无障,心无障则所学躐等。

四、立行不求无魔,行无魔则誓愿不坚。

五、谋事不求易成,事易成则志存轻慢。

六、交情不求益吾,交益吾则亏损道义。

七、于人不求顺适,人顺适则心必自矜。

八、施德不求望报,德望报则意有所图。

九.见利不求沾分,利沾分则痴心亦动。

十、被抑不求急明,抑急明则怨恨滋生。

是故圣人设化,以病苦为良药,以患难为逍遥,以遮障为解脱,以群魔为法侣,以留难为成就,以敝交为资粮,以逆人为园林,以布德为弃屣,以疏利为富贵,以屈抑为行门。如是居碍反通,求通反碍。是以如来于障碍中,得菩提道。至若鸯崛摩罗之辈,提婆达多之徒,皆来作逆,而我佛悉与记莂,化令成佛。岂非彼逆,乃吾之顺也,彼坏乃我之成也。而今时,世俗学道之人,若不先居于碍,则障碍至时,不能排遣,使法王大宝,由兹而失,可不惜哉!可不惜哉!(余略)

丛林与宗法社会

“法久弊深”,这是吾国传统的一句名言,尊为方外清高的丛林,历传久远,仍然跳不出这个法则。因为丛林的制度,是天下一家的制度,其中绝对不能存私。但既要作之君、作之师、作之亲的结果,往往亲亲之情,会超过君师之义,所以便生出个人自我的私见。佛戒我执,教人要切实修到无我的境地。丛林戒为私,而且认为它是十方众生所共有的,所以通称为之十方丛林,因此僧众在丛林里,就不能随便收徒弟。即使勉强收了徒弟,这种师徒的关系,只能算是个人的行为,不能算作全寺的关系。如果住持和尚收了徒弟,也不能随便承受和尚的位置,后任的和尚,仍须要在十方高僧中,遴选接位。这样一来,从道理和法理来说,一点都不错,可是人毕竟还是人,站在人的感情行为上,慢慢地就有些行不通了。于是在十方丛林制度以外,渐渐地便有子孙丛林的建立,和庵堂小庙等的兴起。所谓子孙丛林,便是师徒世代相承,等于普通人宗族的世代衔接是一样的,只是不同于普通的血统关系罢了。弟子既可继承师位,同时也接管了全寺的财产,而且这一寺的财产,只算属于这一寺的,却不是十方众生所共有共享的了。其他如礼请班首执事,容纳挂褡食住,形式上与十方丛林都是一样,只是对寺内事物,加上一些私有权利的限制,不能完全公诸天下僧众。在子孙丛林里,假定一个和尚收了几个徒弟,便以先进山门为大,排列徒弟的次序。徒弟辗转再收徒孙,便由这原始的一支分作房分,等于普通宗教的叔伯兄弟的关系。由此历久弊深,有些不肖之徒,也就发生权位财产的争执,甚之,行为等同俗人一样了。人类文明究竟是进步的呢?还是退化的呢?这是哲学上一个大问题,殊令人难下断语。站在社会的观点上看,任何宗教,也只能算是一个不旧的社会,社会便是人为的,你能否认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生物吗?与其如此,对于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,就没有什么诧异了。而且由于子孙丛林和庵堂小庙的建立,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深厚,传统的宗法观念和组织,依然深植在每一个社会之中。

子孙丛林的最初建立,可能和百丈建立丛林制度,是先后同时的时代产品。因为禅宗是重师承门派的,所以门庭设立,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结果。尤其到了晚唐五代之间,五家宗派分立,各家的徒孙法子观念,便已牢植人心了。所以临济、曹洞、沩仰、云门、法眼,就各有它子孙次序的派演代字,代代流传下来,直到现在,还在应用。有时,他们是把这流传的代字次序用完了,再来从头算起,如此轮转无穷,却不同宗法社会的族系,始终重于层层递下的。明清以后,国内丛林,大多是临济宗的子孙,其余各宗,已经衰落到不绝如缕了。 此外,演变愈久,便有子孙小庙的兴起,这就等于一个僧众的小家族,除了没有男女夫妇的关系,绝对宗奉佛教以外,其余一切习惯,与俗人差别并不太多,也可以说,只是一个独身者的修行集团而已。等而下之,东邻日本的家庭寺庙制度的兴起,行见东方佛教,快要完全变质,对于丛林制度的向往,只有引用孔子的一句话说:“褅自既灌而往者,吾不欲观之矣。”

丛林与中同文化

丛林的制度,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品。如果认为佛教传来中国,便受到中国文化的融化,产生了佛教革新派的禅宗,这事已略如前论,不必重说。严格地说来,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交流,却有两件大事,足以影响佛法后来的命运,而且增强它慧命的光辉。

第一:在佛学学理方面的整理,有天台、华严两宗严整批判的佛学。天台宗以五时八教,贤首宗以五教十宗等,概括它的体系,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。

第二:在行为仪式方面,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。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,包括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,适合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。而且早在千余年前,便实行了中国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规模。它的制度,显然不相同于君主制度的宗教独裁,只是建立一个学术自由,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。

除了中国以外,接受南传原始佛教文化的,如泰国、柬埔寨、老挝、斯里兰卡和缅甸,传续到了现在,虽然已非旧时面目,但多少总还存有一些原来方式。可是它所仅存的生命,不过是依赖政府与民间信仰的残余,与丛林制度比较起来,有识之士,便不待言而可知了。和这相反的,就如北传佛教在我国西藏,它以神秘色彩,衬托出宗教的姿态,千余年来,却赢得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权区域,虽略有类同西洋教会和教皇的威权,而无西洋教会一样具有国际和世界性的组织。如果深切了解释迦牟尼的全部教义,对于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两种方式,便会知道不是他原来的初衷。只有中国的丛林制度,确能与他的本意不相违背。由此可见无论南传北传的佛教,都没有像东来中土的伟大成就,这是什么原因呢?我们可以了解,凡是自己没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,纵然佛光浮照,它的本身,仍然无力可以滋茂长大。所以说:当达摩大师在印度的时候,遥观东土有大乘气象,不辞艰苦,远涉重洋,便放下衣钵,把佛法心印传留在中国了。

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,历史剩遗在山川名胜的背景,已经足以表示整个文化的光辉。何况它的精神,还是永远常存宇宙,正在不断地继往开来呢!仅以丛林创建的制度来说,它给全国的山光水色,已经增加了不少诗情画意,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风格,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: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这还只是描写南北朝以来的江南佛教事迹,到了唐朝以后,因为丛林寺院的兴盛,可以说:率土之滨,莫不有寺。名山之顶,何处无僧。所以后人便有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之咏了。加上以唐人气度的雄浑,宋人气度的宽廓,二者融会在寺院建筑之中,我们在全国各地,到处都可见到美仑美奂,壮丽雄伟的塔庙。只要你翻开各省的省志,各州、府、县的地方志,要查名胜古迹,僧道寺院,便已占去一半。缅怀先哲,追思两三千年的流传至今的事物,岂能不令人痛恨这班一知半解,妄自蔑视中国文化的人们!须知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,建设起来,是经过多少时间,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。要想改变,以适应世界的趋势而争取生存,那也要学而有术,谋定而后动,岂是浅薄狂妄,轻举妄动所能做得到的吗?

丛林与帮会社会

丛林禅寺,虽然足僧众集团专修的一个佛教社会,究竟它是具有宗教组织,和戒条的管理的。否则,在佛教慈悲平等的观念下,如果发生人事情伪的纠纷,比之普通社会,恐怕还难处理,所以传说中便有“宁带一千个兵,不带一百个僧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过去的住持和尚们,和其他被请任为丛林的班首执事们,他们的德行才智,姑且不论,就各人的身世经历来说,大多都还有一番涉世的经验,因此古人称此中是“龙蛇混杂,凡圣同居”,确实是最难分辨的。在中国历史上,许多失意英雄,亡国志士,或是身世有难言之痛的,很多都在心灰意懒之余,托迹禅门,参求正果,自以红鱼青磬,了此残生的,事实并不太少。当唐宋以来禅门兴盛的时候,一个丛林中所容纳的僧众,往往多经千计,所以在严格执行清规戒律以外,势必阴以兵法部勒弟子,也是极其可能的事。唐、宋、明,开国之初,少林寺等僧人,帮助李世民、赵匡胤、朱元璋辈平定天下,功成不居,退归林下,这也是历史的事实。例如田雯《游少林寺记》说:唐僧昙宗,住河南少林寺,精通武艺。武德四年,太宗时为秦王,奉命讨王世充。昙宗等十三人,参加战阵。以威猛善战,克敌制胜。太宗奉昙宗为大将军,其余不愿为官者,各赐紫罗袈裟一袭。少林寺便将石刻御剳嵌于壁间云云。又例如《樵书二编》卷九载,僧兵湖广士兵论云:“明嘉靖癸丑,倭兵入犯苏淞海滨,以兵民御之,败而走者三十七阵矣。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歼灭之。自后我师与倭战多凯旋。凯旋自天员一阵始也。”“倭犯杭城,三司会僧兵四十人御之。其将为天真、天池二人。天池乃少林僧。于是交兵,大破倭奴。倭人走袭上海太仓。蔡公驻节于苏,走金币至杭,聘取僧兵。杭方戒严,莫肯与。鹿园(僧名)无以谢蔡公,使入请月空等十八人,原非御寇四十人之列。三司遂听之。鹿园与月空曰:尔之见都院也,宜述僧兵众寡小敌之形,徼其礼币而善辞之,脱有不允,可荐少林僧天员为将,见讲《楞严经》于天池山中,乃将材也。月空见蔡公,辞不获,遂荐灭员。天国就聘出山,乃五月十日也。蔡公馆之于瑞光寺,与月空同处。月空领杭僧兵十八名,天员领苏僧四十八人,协力征剿。又选蛇山兵十人,与月空合为一枝。六月初十日遣哨兵六团,有贼百余人。奋力追击,贼惧而逸。复屡战辄胜,凡翁家港所逃,及老营之贼,悉剿灭无遗。计僧所伤亡者四人耳。”尤其是朱元璋微时,曾在皇觉寺为僧,当然他了解丛林的制度,所以他的初期官制,还有如丛林班首称呼的存在,例如都察院等的称谓,便是丛林的情调。因为明代的官制,是因袭元代的旧制,再参酌唐宋的制度,加以改变而来,元代的官制,受喇嘛教和刘秉忠的影响,许多地方,都带有僧团的意味,虽然有耶律楚材之才之美,仍然难以出其窠臼。 当南宋金元之间,道士丘处机师徒等,便仿照禅宗丛林制度,创立全真道,保存民族文化。到了清兵入关以后,前明的亡国大夫,与一般有知识的人士,独抱亡国之痛,凡义不降清,或者想图谋恢复的,他们有鉴于士大夫的容易变节,便暗中联络江湖豪侠等辈,渐渐就形成为民间帮会的组织,相传如顾亭林、李二曲、黄黎洲、傅青主等人,就是在幕后倡导其事的中坚分子。当然此中参加的,一定有许多逃名避祸的明朝遗老,自藉和尚道士的身份活动的。所以这种帮会社会的组织,除以传统文化的忠孝仁义为骨干,志在反清复明,其他规矩仪式,都是仿照丛林制度的形式。例如清初的哥老会(洪帮),以及以后分化为青帮、红帮,等等,它的外表只是一种社会活动,内在的目的,还是企图为民族国家,恢复大业。其他如在北方一带,以三教合参的理门,以后称为“理教”,它的组织,也是参照丛林制度的。等而下之,如明清两代的各种道派,以及大刀会、红枪会以及各种似道非道的道术门派,或多或少,总是因袭丛林的规矩来组织的,由此可见丛林制度,它在中国各阶层的社会里,确是有它历史上的特殊影响。

结 论

中国传统文化,素来是以儒家为主流。儒家高悬大同天下的目的,是以礼乐为主道政治的中心,由于礼乐的至治,就可以实现《礼运》篇的天下为公的目的。但是经过数千年的传习,一直到了唐代,才只有在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里,实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。它在形式上,固然是一种佛教僧众的集团,然在精神上,它是融合礼乐的真义和佛教戒律的典型。“礼失而求诸野”,如果讲到一个真善美的社会风规,恐怕只有求之于丛林制度了。但是也还不能做为治国平天下的规模,因为国事天下事,与丛林社会相比,其艰难复杂,又何止百千万倍。人是一个有情感和理性的生物,无论性和情,只要偏重在哪一面,就不能两得其平,结果都不会安定人生的。丛林制度它能普及流传,不外四个原因:

第一,因为出家了的僧众,已经发自内心的,抑弃了世事人欲的情感牵扰,虽然住在丛林里,过的是集团生活,又是绝对自由追求自我理想的境界。

第二,宗教的信仰,和发自因果分明的观念,已经不需要外加的法律管制。

第三,各人由内心的自净其意,发为规矩,便是最高自治的原理。

第四,维持生命生活的经济制度,早已作到福利的要求,所以他们只要管自己的身心修养,其余的一切就都可以放下了。

因此他们可以做到,像儒家礼乐最高目的,和墨家摩顶放踵,以利天下的要求。如果是普通人的社会呢?男女饮食和物欲的权利,只有日益向外扩充和发展。人事和世事的推排,相互间便有争执。许多在学理和教育上决定是正确的道理,一到人情和人欲的要求上,便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了。即如完美的丛林制度,它在教导以外,再没有刑责可行,似使没有最高道德作为依持,要想求其安然垂范达千余年之久,绝对是不可能的事。南宋时代,杭州径山大慧宗杲禅师,与温州龙翔竹庵大珪禅师,恐怕后来丛林衰落,便合力记述历来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,留作后世的准绳,作了一部《禅林宝训》的书。其中高风亮节,以及敦品励行的典型,足以与宋儒学案,媲美千秋。如果去掉它僧服的外层,做为为人处世的修养范本来看,一定别有无穷受用,可以启发无限天机。

百丈禅师创建丛林以来,他的初衷本意,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,不为生活所障碍,能够无牵无挂,好好地老实修行,安心求道。他并不想建立一个什么社会,而且更没有宗教组织的野心存在,所谓“君子爱人以德”则有之,如果认为他是予志自雄,绝对无此用心。尤其是他没有用世之心,所以他的一切措施,自然而然地便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。如果他有世务上的希求,那便会如佛经所说:“因地不真,果遭纡曲。”岂能成为千古宗师?在他当时,一般人之所以责骂他是破戒比丘,只因大家抵北执着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,认为出家为僧,便不应该耕种谋生的。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,如果他当时不毅然改制,还让僧众们保特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,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,传流到现在吗?禅宗最重人们确有见地,佛教称佛为大雄。时移世变,时代的潮流,由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,已经进到工商业科学化的今天,追怀先哲,真有不知我与谁归之叹了。





中国佛教发展史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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