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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禅宗与道家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禅宗与道家》 第2章 第05讲 关于道家方士学术思想的渊源(二)

(二)战国时期北方齐鲁燕宋的文化背景

首先要郑重声明,凡是要研究秦、汉以上的历史文化,千万不要忘记,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。我们粗看起来,周、秦以上文化学术的形态,固然是继承三代以下的一贯传统,到了周期,才算完成建立一个人文文化具体的成型,但是我们总要不忘历史的发展,不是空中楼阁,无因而来的、当春秋、战国时期,所谓分封建国的诸侯之邦,因为各有历史渊源的背景,与地理环境的不同,所以凡是有关构成各国文化的条件,如言语、文字、风俗习惯、政治方式、财经措施、交通形势等等,大体都是各自为政,并没有像秦、汉以后的统一。我们只要大概没有忘记历史上的记载,自从秦始皇开始,才渐使“书同文,车同轨”,才有废邦国而建郡县的统一制度,就不至于把秦、汉以上的地理文化不同的观念,随便忽略过去。而且那个时候,所谓中央政权的周天子,他为共主的帝王制度,既不是秦、汉以后帝王体制的形态,也不是三代以前的情形,只要大家研究一下三礼(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记》),便自然会明白了,现在我们要讨论的,是专对有关天燕、齐之间“方士”学术来源的问题,因此,先从齐国说起。

凡是读过历史的,都知道齐国是太公吕望(姜尚)之后。姜太公吕望,是三代以前炎帝神农氏的后裔,到他的时候,已经算是东海上人。他与祖先的传统文化,与他的学术思想,是属于周、秦之际“隐士”思想的道家一系。他在困穷的环境中,过了几十年的苦难时间,到了八十岁左右,才遇到文王,后来以兵谋奇计辅助武王,完成周室革命事业的成功,他是周初道家学术思想的代表者。周武王为了酬谢他伟大的功勋,封他在齐建国,《史记·封禅书》说:“齐之所以为齐者,以天齐。”但是那个时候的齐国,并不是好地方,不是春秋、战国时期的齐国可比,而且还存在着原来的地方恶势力。所以太公望在受封就国的路上,也有懒得到差接事的意思,好在靠一位旅店的老板,启示他一番话,他才马上赶去,建立了齐国;当然,这个旅店老板,也应该算是隐士之流的人物,他到齐国施政的首先要务,便是开发经济财政的资源,发展滨海一带的鱼盐之利,所以我们要讲盐务财政史,姜太公吕望,应该算是一位祖师爷,至于有关太公吕望的学术思想,在此不必多讲,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兵家,与谋略家所宗奉的《韬略》一类的书,与道家、兵家共同推重的《阴符经》等,大概就可以得其眉目了;不管那些典籍是否为后人假托太公之名而着的伪书,但“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”,兵家思想,系出于齐,这是大概不会有问题的。齐国的文化学术,既是秉承大公吕望的道家学术思想而来,所以他与鲁国传承周公学术思想的系统,就大有异同了。司马迁说过,他曾经游历过齐国,以他观察的结果,便说:“自鲁适齐,自泰山属之琅讶,北被于海,膏壤二千里,其民间达多惹知,其天性也。”他所谓惹知,应有两种解释,其一:等于现代语所说有深沉保留的智慧二其二:也可以说富于神秘性的知识。所以战国时期的“方士”,如名助公卿,诸侯争相迎致的邹衍等人,都出在齐国,秦汉时期的“方士”神仙们,也多数出在齐国。同时因为齐国,自太公望开始,发展了渔业与盐务,所以它在春秋、战国的时期,隐然便是当时中国经济、商业的中心地区,等于唐代的扬州,清末民国的上海。

文化与财经,本来便有不可或分的关系,所以到了春秋时代,便有齐相管仲经济政治的思想出现,大讲其“仓禀实则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屏”的至理名言了。齐国因为经济的繁荣,文化学术也特别发达,因此而成为诸侯各国之间,彼此文化交流的重镇,所以战国时期的名儒学者,大多数都到过齐国,想求发展,犹如现在世界各国学者,多数都想到美国求出路,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。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,古今中外,如出一辙,这也是贤者难免的事。例如孟子、荀卿,都与齐国有过莫大的因缘,这岂是偶然的事吗?而且孟子与庄子,都是先后同一时代的人物,他们在学说理论上,都大谈其养气、炼气的道理。孟子的思想,显然与曾子、子思以后的儒家学说,大有出入,孟子在《公孙丑》与《尽心》章上的养气之谈,俨然同于“方士”炼气的口吻程序,你能说学术思想,可以完全不受历史背景,与地理环境的影响吗?因为孟子有养气之说,与“夫志,气之帅也”的立论,才引出宋儒理学家的理气二元论,如果溯本穷源,放开气度来看,那么,对于战国时期燕、齐“方士”的流风遗韵,便不能不使人为之悠然神往了。

至于鲁国,人尽皆知是周公的学术思想,是秉承他父亲文王的庭训,集成夏、商以来的人文思想,因循改革而形成周代“郁郁乎文哉”的文明。因此,形成鲁国在春秋、战国时期的文学;也是驾凌诸侯各邦之上,因为文学与人文学术,必然是同命的鸳鸯,但自然科学与文学,就会大相逢庭了。鲁国的文化学术,既然是周公的直接传统,在春秋战国时期,仍以代表周代文化的,只有鲁国算是正统的中心,鲁国的诸生,保留鲁国的文化,虽然经过秦灰楚火的断灭,但是还能传到汉朝立国的初期,可见周公与周代文化的流风遗韵,它的源远流长,垂诸后世的价值,实在相当伟大。孔子生长在鲁国,他由衷地钦佩周公,全盘接受周公的人文文化思想,和鲁国的文学造诣,但是他是殷人的后裔,他在潜意识中,又承受有殷人崇拜天道的成分。可是,他到底是恢弘博大的智者,他的认识,见解与兴趣,都是综罗多方面的,所以他也崇拜虞、夏的文化思想,因此他有《礼运篇》等所记的感言,提到三代以下文化的变迁迹象,和《论语》上的对话,涉及齐、鲁之间的文化关系,而有“齐一变,至于鲁,鲁一变,至于道”的几句话;不过,这里所引用孔子所说的道,可不是道家的道,他是指人文文化的儒者所宗的仁道,这是不可以牵强附会的。至于他提到当时文化思想的转变趋势,由齐一变而至于鲁、鲁一变而至于道,形成齐、鲁文化融会的结果,产生人文文化的仁道之道,那是很好的研究佐证。我们也可由此而窥见文化思想中心地区转移的趋势,甚之,对于研究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等有关于儒、道学术思想的通途之学,都可求出它在文化历史上演变的关键。

其次,我们要讨论的,便是燕国文化思想的根源了,因为历来提到道家的“方士”,很自然的,就会联想到燕、齐之间,在战国时期,突然出现许多“方士”的问题。燕国,在周朝,是处在北方穷边的地区,古代幽燕并称,往往用来表示北方边境的称号。燕国,是周初分封诸侯而建国的,他是与周同姓召公爽之后。召公在周代的历史上,流传有名的甘棠树下听政的美德,成为历来政治上歌颂与效法的榜样,我们可以想见召公有豁达大度的胸襟,和慷慨不羁的风度,他是一个具有政治道德的大政治家。他的德化与政风,加上燕国的地理环境,因此便造成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,在战国时期,就成为产生游侠、刺客的名都了。游侠是隐士的化身,任侠使气,与道家“方士”的炼气、炼剑等方术,又是不可分家的技术。又加燕国的地理形势,本来就与齐、晋交杂相错,所以他们吸收融会齐国的学术思想,那是顺理成章的必然趋势,司马迁作燕世家的结论,便说:“燕,北迫蛮貉,内措齐、晋,崎岖强国之间,最为弱小,灾灭者数矣。然社稷血食者,八九百岁,于姬姓独后亡,岂非召公之烈矣.”了解了燕国历史地理的环境,那么,对于燕、齐之章多“方士”,燕、赵之间多快上的原因,也便可以了然于胸了。

再次,我们附带地一谈宋国,便可以了解战国时期阴阳与天道思想发展的成因,以及后世道家认为也是神仙的墨子,和他思想的来源了。宋国,是在周初分封诸侯而建国的时候,因为周室秉承中国传统文化“存亡兴灭”的至德,为了尊崇殷商的后裔,便封殷的贤人微子在殷的故墟,宋国因此而建国,同时,也因此而保存殷商文化思想的部分陈迹。殷商的末代皇帝纣王,固然残暴雨不仁,但是,殷商的文化,也是中国上古文化演进中的主流,确是源远流长,《尚书》所保留的一篇《洪范》,便是留下殷商文化思想的一部分精神。殷人的文化,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,他们崇尚天道、相信鬼神,而且将阴阳、五行的学说上神秘的外衣,拿他与天道、鬼神并论,或者以阴阳、五行做为天道、鬼神的注解,那是生有自来,传统悠久,在段人的心目中,是牢不可破的;一变再变,因此形成后来道家“方上”阴阳学说的一系。它与杞国一样,在春秋时期,都有保留他们祖先文化一部分的传统。历史所载,武王革命建国以后,将近百年间,还有殷的顽民,并不十分降顺,由此可以想见上古氏族宗法社会的精神,与信仰的力量了。孔子为了研究殷商文化,曾经到过祖籍之邦的宋国,虽然他很遗憾,感叹来国有关于殷商文化的文献资料,已经无法找到,然而他对于《易经》乾坤之理的了解,以及他对于天道与鬼神观念的思想,多少还是受了殷代文化的影响。”至.于墨子类同宗教观念的思想,如相信天有意志,相信鬼神有奖善罚恶的权能等等见解,那完全由于他生活长大在宋国,承受殷人崇尚鬼神的文化思想所致,同时他著作的文字章法,既不同于鲁国文学,如孔子、孟子的文章,而且也不同于齐国文学,如管子的文字,近世有人怀疑他是印度人,或来自中东的阿拉伯人,那是可资疑笑的一得之见,未必可征以为训。

此外,在战国时期,秦、晋的历史文化,和地理环境,便孕育出法家、名家的学术思想,以及产生纵横家捭阖权诈,造成谋略之士的温床。郑、卫介乎大国之间,环境促使颓废,富于风流浪漫的文学情调。齐国由于太公吕望道家思想的影响,又受时代的刺激,便多产生军事哲学思想,与军事学术的兵家。凡此等等,所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文化思想的根源,都是各有因缘,互为影响,并非无因而生,笼统一律的。

由于前面的简介,我们简单地分别举出春秋、战国时期,各国文化学术思想的渊源与环境,何以后来会造成这些学术思想,一变再变,融会交流,就统统人于道家?那是秦、汉时期的时代趋势,现在还来不及为它作结论。我们前面所说的,也只是列举当时的情势,由中国西北部的秦、晋以下,直到东部齐、鲁、燕、赵、宋的文化大势,归纳起来,都属于当时黄河南、北的文化区域,勉强可以叫它为春秋、战国时期,北方文化学术思想的概略。可是必须不可忘记的,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字和言语,犹如诸侯邦国一样,并未统一,所以我们要读秦、汉以上,诸子百家的书,便需要留心了解当时著作的方言音辨,以及地方术语,与不同章法的文字结构的形式,才会清出眉目,大致不会致于尽信书,反被书瞒的过失。可惜后世读书的人,多半都受我们伟大的圣人孔子的著作文章所影响,所以多以鲁国文化的文学观点,来衡量其他诸子的着述,因此便疑情大起,处处力加否定。殊不知这样读书,已经忘记了当时历史文化的背景,与当时地理环境的异同了,如果一律纳入于鲁国文章与学术思想的标准,真有迷失“云月是同,溪山各异”的过错,虽然毕生力学,极尽疑猜考证的能事,而学术见解异同的争端,永无休止,实在使人有低徊惆怅,伤感这个断送一生的牛角尖之可怕了。

(三)战国时期南方楚国的文化思想

已经讲过春秋、战国时期北方文化,与道家方士学术思想的大势,现在再来讨论当时南方楚国的文化思想,我们需要透过这个关键,便可了解老子、庄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的背景。同时,我们不要忘记,楚国在春秋、战国的时期,不但有它独成一格的文化系统,而且国势与力量的壮大,也是与时俱增的,到了战国末期,足以与秦国抗衡的便是楚国,后来虽然被秦灭了,而楚南公的预言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,也并非是无因而发的,结果亡秦的,果然都是楚人。在那个时期,楚是一个新兴的力量,它的文化学术思想,与南方好强的民风,都是富有青春新生的气息,比之文化传统悠久而古老的杞、宋,实在不能相提并论。它与齐国有过密切的联盟,更有过文化的交流,齐国不若鲁国的保守,所以齐、楚两国在政治、外交、军事的关系上,一直都有联系,因此联带而有文化学术思想的交流,那也是必然的趋势。

楚国,在周成王时,才受封有子男之田,本来微不足道,它在春秋战国以前,因其祖先不满周室的轻视,便开始自称为南面王。正当北方多故,中原多事之秋的夹缝中,坐以长大,由此渐渐建立而成为大国,便造成后来在战国末期,有举足轻重的势力。虽然他的立国称王,并不如齐、鲁、晋、郑那样的顺理成章,但是他祖先的来历,的确是大有来头的。他们是帝颛顼高阳之后,高阳是黄帝之孙,昌意之子。在帝喾的时代,曾经命其祖先重黎做过火正,住在南方的祝融,后来因为命他征诛共工,没有完成使命而受到诛戮,因此,便由其弟吴回继承其后,这便是他上古家世的简历。吴回生陆终,陆终生六个儿子。因为他的夫人是难产,所以这六子都是剖腹而生的,其中的老大,叫昆吾氏,在夏代,曾经做过侯伯,地位相当崇高。老六,叫季莲,芋姓,楚国便是他的后裔。在周文王时,他的祖先鬻熊,曾经做过文王的老师,而且鬻熊的儿子,曾经跟文王作过事。司马迁说季莲一系:“其后中微,或在中国,或在蛮夷,弗能记其世。”最有趣的,是其中的老三,叫彭祖,他在段朝,也作过侯伯。据说就是孔子、庄子他们所提过那个长寿八百岁出名的彭祖,也就是后来道家神仙们所推崇的彭囗,孔子曾经引他来自嘲说:“窃比于我老彭”。庄子说他:“以久特闻”。换言之,就是说他是活得特别长久而闻名的上古名人。我们了解了楚国的家世以后,知道它在战国时期的各国世家中,实在是极其神秘,而且是最富有传奇性的世家。

因为楚国是春秋、战国时期新兴的南方诸侯,而且不满周天子对它的微薄,早已有不臣之意。它不受约束地逐渐扩张土地,自立规模,并且随时有问鼎中原的意图。春秋时期,第一霸主齐桓公称霸的时候,有第一流的政治家管仲为辅,可是对于楚国,也只能分庭抗礼。订盟而去,还不敢轻樱其锋。正因为楚国是新兴的年轻国家,它的文化思想,没有太多的传统压力,所以它在学术思想方面,也很年轻而富于飘忽的气氛,因此而产生言语文字与北方大有异同的楚国文学,处处具有飘逸、空灵、而富于情感,于是连带它们的学术思想,也如文学一样,磅礴不羁,思想新颖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,楚国的文化,仍然具有它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,远绍五帝之首,黄帝学术思想的余风,加上南方地理环境的关系,有滚滚长江,与滔滔汉水的天险,阻住了北方的势力,有无数未经开发的深山峻岭,处处富有神秘而好奇的诱惑,于是在春秋、战国期间,有老子、庄子等道家,属于南方楚国系统的文化思想,便应运而生了。老、庄的文辞格调,与后来屈原的《离骚》,都是楚国文化同一类型的文学,至于有关老、庄思想,由传统道家与南方文化思想结合的问题,就在老、庄的书本中,到处可见,在此无暇多谈。

总之,我们花了许多时间,讨论齐、鲁、楚、宋等文化的渊源和关系,都是为了解决历史上所惯称的燕齐之间方士的学术思想,并非是战国时期,无因而生,突然而来,实在是从上古传统文化的演变而成的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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