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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禅宗与道家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禅宗与道家》 第2章 第04讲 关于道家方士学术思想的渊源(一)

过去一般研究历史文化学术的习惯,一提到道家,不是想到老子与庄子,便是想到神仙与“方士”,甚之,把老庄、神仙、“方士”三位一体,构成一个“迷离扑朔”的道家形态。每当大家一提到“方士”就很自然地依循传统的观念,认为他们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燕、齐之间。这批“方士”,大谈其阴阳不经之说,与烧炼神仙丹药之术。因此,流传下来,至于秦、汉之际,服用“方士”的丹药就可以成为神仙,做了神仙,便可以长生不死的观念,就普遍地深入人心了。对于这种观念的信仰,与追求神仙丹药的风气,一直或明或暗地笼罩着中国历史社会,达两千年之久,上至帝王,下至平民,历来都很普遍地受到这种“迷信”观念的影响。大家尽管“口说无凭”,其实都是“心向往之”。在历史观念上,我们都人云亦云,既然认为“方士”是战国时期燕、齐之间的产品,可是,大家都忘记了问一问,为什么在那个时间,只有燕、齐之间,才会有“方士”的产生呢?他们学术思想的根据,难道完全没有可靠的来源,都是凭空捏造,专为欺世盗名而骗人的吗?倘使真是如此,这些所谓的“方士”欺世骗人的谎言与技术,也非常足以自豪了。因为他们不但欺骗过去历史上都属于第一流的聪明人,同时他们欺世骗人的遗风,居然能够一直维持了几千年,这岂不是一件大有可疑的怪事吗?因此,我们就需要把战国时期,燕、齐之间出来的这些“方士”的根源,反复追查一番了。

(一)上古传统文化与周代的道术

讲到上古文化与道术,自魏、晋以后直到现在,始终存在着两种观念,一是相信传统的历史,绝对崇古而信古的;一是怀疑古代历史的传说,尽量想在古人留下的文化遗迹里,寻找证据,推翻旧说的。时代愈向后来,距古愈远,疑古的观念也愈加浓厚与兴盛。文化与历史,事实上本来是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,我们自古以来,素来传说的上古历史,往往是与远古史合一的。但是对于远古史只有传说,有关远古正确的资料太缺乏,所以抱着“述而不作、信而好古”的态度如孔子,他在整理远古与上古文献的时候,十分谨慎地删定《书经》,断自唐虞开始。关于唐虞以上五帝的传说,只有散见在《大戴礼》与《春秋》的附带叙述之中了。那便是虽然好古而不疑,到底还是需要采取可以徵信的资料,因此以虞、夏做为断代的开始。后人再退而求信,便以夏、商、周三代做为标准可信的史料。不过,到了近代和现代,有的采用西洋文化与史学的观点,对此也表示怀疑了,那是另一问题,在此暂且不加讲论。但从孔子开始,虽然断自唐虞为准,而在周、秦之际,诸子百家的传述著作中,仍然存疑存信,保留许多自远古与上古相传的历史资料,后来就为道家与道教的思想全盘接受。而且自两汉以来,从事传经注释的儒家学者,在他的注经观念中,也有许多地方明贬暗褒地保存这种传统的思想。究竟我们的远古与上古的文化史,应该确定是如何如何的,我现在站在道家思想的观念来讲,实在很难说。

那么,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自称为继孔子着《春秋》后,五百年来的第一人,而且还是极其崇拜孔子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家司马迁,在他的著作--《史记》的思想系统中,了解一下他对于上古文化史的看法。他虽然在《伯夷列传》上提到:“夫学者载籍极博,犹考信于六艺。诗书虽缺,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”但非常显然的,他在孔子所传述的六艺以外,仍然不能忘情于其他“极博”的古籍上的传说。所以他在写帝王的世系时,就要为五帝作本纪,而且首先提出黄帝,比起孔子保存三代可以征信文献的观念,又是另一的态度与看法。所以,他在《五帝本纪》的“赞”里说:“学者多称五帝,尚矣!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。而百家言黄帝,其文不雅驯,荐(与缙通)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,儒者或不传。余尝西至空峒,北过球鹿,东渐于海,南浮江淮矣。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、尧、舜之处,风教固殊焉。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。予观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,其发明五帝德、帝系姓,章矣!顾第弗深考。其所表见,皆不虚,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,非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,固维为浅见寡闻道也。余并论次,择其言尤雅者,故着为本纪书首。”在他的《五帝本纪》“赞”里,我们可以看出以他考察所得的结果,“长老皆往往称黄帝,尧、舜之处,风教固殊焉!”,是说明民间老前辈们的传说,处处都提到黄帝,同时,尧与舜的地方,文化风俗的教化遗迹,也各有不同之处,并不完全一致。其实,不但尧、舜的风教,各自代表不同的时代与地方的背景,就是尧、舜、禹三代的风教,也各自不同,并非完全是一贯的传统的,何况夏、商、周呢!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,虽然提高了历史文化年代的观念,然而后人崇信上古传说的,还是觉得不满足,所以在唐代,便有司马贞为《史记》作补直,根据道家传说,又写了一篇《三皇本纪》,更从黄帝以上,一再向上高推。如果再看更晚的历史学家,他们采用道家对于历史文化演进的观念来讲,从三皇以下,至伏羲画卦,再降到五帝的开始,少说一点,已经有十二万年的历程,多说一点,可以远推到一百多万年前。后来宋代的邵康节,着《皇极经世》,创立对历史演变的一种新算法,使用他自己得自道家思想的律例,裁定自三皇到唐尧甲辰年止,共该为四万五千余年。我们如要了解道家的文化思想,要了解中国文化历史旧说,请看这些所例举的少数资料,不知大家作何感想?当然啰!你也可以说它为荒谬不经之谈,这是你个人思想上的自由,谁也不能随便说一个“不”宇。

好了,现在我们可以回转来采用司马迁的办法,虽然“载籍极博,犹考信于六艺”的精神,再来大体而广泛地讨论一下六艺--五经的资料,便可了解上古文化思想,与道家学术的渊源了。不过,我们现在只就六艺有关的五经现成资料来讲,既不管它内容考据的真伪问题,也无法仔细讨论,只是讲其大略而已。有关五经文献的文化思想,最主要的两部书,就是《易经》与《书经》。自汉、魏以后,提到五经与文化史,大体都以《易经》做为“群经之首”。因为历来传统学者,认为中国文字与文化学术的起源,都在伏羲画八卦,为有书契的开始,《易经》就是从八卦的演变,进为文化学术思想的一部书,它与医药等术书一样幸运,在秦始皇烧书时期,被认为是属于卜筮一流的术书,所以没有把它烧毁。《易经》学术思想的发展,据历来传说,有连山、归藏、周易等三种易学的流派,然而连山易与归藏易,原始确切的陈迹久已难寻,我们所流传的《易经》,只有《周易》一书,那么,没有被秦始皇所焚烧的,就是这部《周易》?或是三易统统未烧?其中又是一大疑问了。现在暂时不讲这些问题,只是根据《周易》来讲伏羲画八卦以后,上古文化演变的路线。

八卦,原是以八个符号来表示物理宇宙的图记。其中含有阴阳互变,用来归纳万事万物变化的迹象,因而产生八八六十四卦,做为分析归纳人事物理的法则。它与黄帝时代所发明天文上的天干、地支符号,与唐虞以后而历夏、商、周的五行术数一”样,由上古伏羲时代而经五帝至三代,都是各自有其独立的系统,各自代表上古氏族社会的地区文化,与时代文化的异同,原来并不一致。把八卦、五行、天干、地支,完全综合融会起来,加上天神与人事合一的观念与计算方法,因此演变为中国原始的物理理论科学,同时又变为神秘而类似宗教性的学术,实在都是两汉学者与道士们的杰作。复因此而成为占卜、谶纬等术的泉源,更使易学半明半晦,永远人于秘发之林了。可是,我们根据《周易》的研究,却又另外发现一个问题,那便是由上古圣人伏羲所画八卦的易学,经过周文王的造辞,与他儿子周公的解释,把这类原始宇宙物理理论性的学术内涵,取用了它大部分的内容,变为发扬人文道德,奠定伦理标准的人文思想了。后来历经五百年左右,孔子又继文王、周公以后,研究《周易》,更加融会贯通的,用它来说明人事哲学的原则。于是,后世言《易经》,便有理、象、数的分途之学。以专讲人事道理的通义的,就归之于易理的范围,以专究天文、物理、生理等阴阳变化的,就归于象、数的范围;讲象、数,独推道家,言事理,兼及儒家,这便成为魏、晋以后道家学术思想,与修道理论的哲学根据。换言之,秦、汉以后道家学术思想,由科学而哲学的根据,实在是从《易经》学术的源流而来,也可以扩大地说,是上接伏羲、三皇、五帝的传统。但是,我们在《书经》(《尚书》)所载三代以来的文献中,除了一篇《洪范》,提到五行的思想以外,实在再找不出更多有关于《易经》的资料,这又是什么道理呢?这也就是在讨论春秋、战国时期学术思想,必须要追踪寻求周代以上文化来源的问题了。

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,先由西北高原开始,逐渐向黄河下游发展,到了三代以下,便形成中原文化。这一系统文化的老祖宗,大致都上推自伏羲画卦做开始,以黄帝轩辕为中心,终以文王演绎八卦的《易经》哲学,奠定自伏羲,经黄帝,至于文王一系的学术思想,发源于西北高原,展开于黄河流域中心地区的文化。我们姑且假定一个名辞,叫它为《易经》学系的文化学术,或者称它为中国上古西北高原的文化思想:前者的名称,是以经学做中心,后者的名称,是以地理历史做代表,它与孔子所搜集编着三代政治历史资料的《书经》(《尚书》)文化,俨然是两个系统。因为《书经》所保留政治历史文化的资料,自唐、尧、虞、舜、夏禹,至商汤而至于周代的文化,除了经过周公的融会而集其大成,制定周代的礼、乐、文教,刑政以外,从三代以至于商汤,大致都是起自黄河中心流域东北方的文化思想,所以我们也可以叫它为《书经》学系的文化学术,或者称它为中国上古黄河中心流域东北方的文化思想。

我提出这个对于上古文化,经历三代而到周、秦之际的两大观念,也便是说明在春秋、战国时期,虽然诸侯各国的文化学术思想,是宗奉周室的周制,而因各自秉承宗族文化的传统不一,仍然有各自为政的精神存在。再由周代而远推上古,前从唐尧、虞舜更加上潮,后从夏禹一直到周代建国,显然是各有它承继的体系,因此更可了解中国文化的统一,都是秦、汉以后的事实。至于周、秦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的内容所属,与燕、齐“方士”学术的根源,却与上古西北高原文化,自有息息相通的关系。如果忘了这个历史演变的陈迹,对于道家学术思想,当然就有陌生或无因而突起的感觉了。至于后世以孔子做代表的儒家学术思想,偏重于人文道德伦理的文化,实在是受周公礼、乐、文教、刑政思想的影响,渊源于《书经》的三代文化而来。这在孔子之孙子思所着的《中庸》里,也很明显地说:“仲尼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,上律天时,下袭水土。”便是很好的说明。孔子的晚年学易,大体仍然纳于人文的规范,依然是循文王、周公的思想路线而发展。

讲到这里,我们顺便一说伏羲、黄帝等,有关于上古文化学术思想的资料?以供研究者注意:

根据旧史的记载,伏羲生在“华胥之渚”,后来定都于陈。所谓“华胥”,就是陕西西安附近的蓝田县。所谓陈,就是河南开封区域。伏羲以后的神农,旧史称为炎帝的,他出生在姜水,后来便继伏羲而都于陈,再迁山东的曲阜。所谓姜水,就在陕西的歧山县西。伏羲是渔猎社会时代的领导者,神农是农业社会时代的领导者。渔猎社会的生活,是由西北高原向黄河上游流域发展的过程。农业社会,自然必须步入平原地带为适合,这便是由伏羲到神农时代,文明进化的必然情形。

至于黄帝轩辕时代,文化文明,已经进入初期集成的时期,也就是后世判断历史文物,裁定上溯始于黄帝的原因。黄帝生于“轩辕之邱,因名轩辕。”所谓轩辕,就是河南新郑县西北,后来因蚩尤的作乱,炎帝神农氏族的衰败,黄帝首先发明训练动物,如熊、虎等猛兽作战,我们借用一句现代化的术语来说,他建立一支动物的机械化部队,在(皈泉)河北保安县,先打垮了暴虐无道的“榆罔”,又在察哈尔涿鹿县东南的涿鹿之野,再打垮了蚩尤,因此便受诸侯的推尊为天子,继炎帝神农氏族而治天下。

中华民族文化共祖的黄帝,在草昧初创的时代,真有无比的伟大,他不但征服了蚩尤,平定天下之乱,在他的手里,还建立了中国原始自然科学的规范,他发现磁场的功能,做了指南车,建立中国天文、数学的规律,为古今中外自然科学史上古发明的先锋。他创造占星术、天文仪规,作盖天仪,测定风向以候气象,创建历法,以定时间与日月在天体运行的标准,同时命大挠作甲子与奇门遁甲之术,建立天文与宇宙物理理论的学术,他研究医药,作《内经》,作交通工具的舟车,制定衣服的制度,以及确立建筑、货币,与划分土地,确定地方政治制度等工作。讲到自然科学,便使我们有无限的感慨,我们要知道,在科学史上,以及科学的学识上,向来便以天文学为先锋,数学为基本。而我们由老祖宗黄帝手里发明天文与数学以来,素来在科学史上,被认为是科学的先进,但到了近代和现在,不要说国内高级学府,没有一个像样的天文系,同时也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赶得上时代的数学系,致使我们身为天文、数学的原始先进国家,变成完全外行而无知的落后民族,使我们面对列祖列宗,真有无地自容之处,更何况对于中国固有,而后来属于道家学术范围的天文等知识,试问真知道的能有几人?岂不令人兴叹吗!黄帝不但建立了中国原始科学文化的体系,他同时创造文字,发明正音乐乐律的律吕,制作度、量、衡,建立政治体制,而且首先设立“史官”的制度。总之,黄帝的功德太多,凡是上古一切文化文明的好处,根据旧史上记载的观念,统统都归之于黄帝,此所以司马迁所谓:“黄帝,学者所共术”确有原因的。

我们对于黄帝,除了根据现成的史料,简单地作了上面的介绍以外,且看道家方面,对于黄帝的传说,更可了解道家的学术思想,是如何秉承上古传统文化的来源了。道家者言,除了如上述所说,对于黄帝的伟大,备加推崇以外,他们还说黄帝曾经拜过七十二位老师,遍学各种学问,最后西上甘肃的崆峒山,问道于广成子,后来又到四川峨嵋。广成子才传他的道,因此便普遍传说黄帝问道于崆峒,得道于峨嵋。但要记住,由于这个传说,黄帝的功业,是起于黄河平原的东方与北方,而他的文化学术思想,主要的,是得之于西北高原的系统。所谓广成子,是道家共奉的上古神仙?究竟有无其人,姑且不谈,然而道家人物的名号,也和佛家菩萨的名号一样,往往名号是代表一种内容的,那么广成子,便是集其中国文化大成的意思,这与“黄帝,学者所共术”的观念,就不谋而合了。

黄帝自得道以后,活到一百十一岁,共计在位的期间一百年。后来因修道有成,便在鼎湖白日飞升,上天而做神仙的共祖了。他是乘飞龙而上天的,所以有许多臣子,都攀住龙须,跟着飞升,也有少数攀不牢的,便在半空中,还坠入间了,因此,后来便有“攀龙附凤”的术语,用之于君臣风云际会的颂称。我们听了道家传说这则神话故事式的黄帝史,当然是“碍难置信”。而且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上,又明明记载“帝崩于荆山之阳”,“葬桥山”,就是陕西“桥陵”。可是史书上又说:“帝采首山之铜,铸三鼎于荆山之阳,鼎成,崩焉。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。”如果照此一说,对于黄帝的死,又是一个谜了。这些我们都可不管,无论如何,道家这种传说,向来便是对于功德永垂人间者的尊崇与封号。凡是德在人心,功垂千古的,他们大多都把他列入神仙范围,因此影响后世儒家对于忠臣孝子,节妇义夫们的庙祀,乃至传统文化观念所谓“聪明正直,死而为神”的精神,透过这个观念,我们便可了解道家说黄帝是“鼎湖仙去”,作为天上神仙共祖的说法,是具有无比的崇敬与仰慕的深情,岂可一律视为谬论吗?

我们由伏羲画卦,讲到神农而至黄帝,已经大体说明上古西北高原的文化系统,那便是属于《易经》学系的学术思想,由宇宙物理的科学而到哲学的,也正是中国原始文化的这一系,后世道家学术思想渊源的系统,时代再向下来,便是尧、舜、禹三代的文化了,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属于《书经》学系,也便是黄河中心流域的东方与北方的思想系统了。

帝尧,是黄帝的曾孙,生在丹陵,后来迁移到山西太原附近的祁县。十三岁,便佐帝挚封植,有功而受封在山东的定陶。到了十五岁,复封于河北保定附近的唐县,所以后世便称唐尧。十六岁,践天子之位于山西的平阳。根据《尚书·尧典》,帝尧为政的第一政务,就是整理天文与历法,也便是形成后世文化与历史“正朔”的观念。换言之,帝尧为政的方针,在针对农业社会的基础上,仍然着重于天文、历法等属于自然科学的建设,用它与人文文化的建设,同时并进的。当时辅助帝尧行政的,便是他所选拔的虞舜。虞舜辅助帝尧,整理天文、历法,创建礼、乐、文教、刑政等许多规模与制度,同时又整理自上古以来的自然科学,与人文文化有关等要务,相似史书所载的,黄帝许多施政的方针。可是在这个时代,中国有了洪水之患,所谓“浩浩怀山襄陵”的状况,是惨不忍睹的局面,先后连续约达一、二十年之久。所谓“怀山”,就是说把高山拥抱在大水的怀里;“襄陵”,是说淹没地面,至于高原的丘陵地带。这样大,而且持续多年的水灾,给予中国三代以上的灾祸,它的惨酷,不待言而可知。后来经过夏禹的努力,开山浚川,才将洪水的灾患,变成全国的河渠水利,于是夏禹的成绩,不但功在当时,而且德及万古,因为真正中国文化历史,由上古到大禹治水的成功,才算正式奠定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的坚强基础,有了原始农业经济的成就,才能完成夏、商、周三代确实建立中国文化的系统。虽然,古代历史的记载,以无上崇敬的笔调,写出尧、舜奠定文治的功勋,但详细研究尧、舜史迹,以《尚书》的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做为中心的史料,自然可以看到都是由于大禹治水的成功,才能完成尧、舜相承文治的大业。所以孔子说:“禹,吾无间然矣!”他的确够得上如孔子所说的是无话可说的圣人了。讲到大禹治水,以及中国的水患与水利,顺便提醒一句:中国几千年来帝王时代,首要的大事,便是对于黄河水患的防治,与长江水利的开发。尤其是黄河水患,在历史上,小的水灾,至少不出十余年,大的水灾,至多不外三十年,必定会造成黄河下游流域的中原地带等区域的灾害,历代真正具有救国救民之心,抱有经纶济世之志的学者,都想继续大禹治水的功业,要完成大禹未奏全功的建设中华民族的大计。宋代以后,号称儒家有理学家们,属于事功学派的,他们都想在全国的河渠水利上下工夫,做为实际治平学问的目的。然而河患与水利的开发,毕竟没有完成大禹的志业,希望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同学,凡做事业,应当效法大禹的精神,真能做到为国家民族建立一番伟大的事业与功勋。

大禹,是黄帝的玄孙,因有平定全国的水灾,整治水利的大功德,便受舜的禅让,继承天子之位于战国时的韩国,就是山西平阳附近的安邑。这便是上古史上有名公天下的样让时期,也就是尧、舜、禹三代的丰功大德。同时,也自大禹以后,便形成夏、商、周三代文明的开始。由伏羲画卦,经神农、黄帝而到尧、舜以后,大禹是中国上古建国史上划时代的人物。非常遗憾,也很不幸的,在民国初年以后,有些学者,无形中受了外国人有意造成侮辱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,否认尧、舜、禹的史迹。认为尧、舜。禹等并无其人其事;尧,是香炉的象征;舜,是蜡烛台;禹是一个大爬虫,像这样自己对祖先历史文化,自加侮辱的新观念,使我们讲起来,实在大有“亲者痛而仇者快”的感慨。殊不知中国人的点香用香炉,点烛用蜡烛台,那是汉、魏以后,随佛教传入印度习惯的转变,三代以上,香炉与蜡烛台,根本没有发明,我们所看到的香炉与蜡烛台的形式,都是唐、宋以后的形态,甚之,还要迟一点,怎么可以把尧、舜、禹三个字的象形,硬拉下到千载以后,比做宗教仪式用的工具呢!现在我们约略讲过《书经》文化系统,尧、舜、禹前后的简介,也就是说明这个时期的文化源流,都在中原地带,流布在黄河中心流域的东方与北方的情形,并且便是附带而简要地说明中国上古人文文化建立的系统。

至于大禹如何划分九州,自有《书经》所保留《禹贡篇》等历史资料,我们不去管它,现在要讲的,是道家学术思想,如何与三代以上的文化接流的问题。大家都知道,当尧、舜建国初期的大事,首先的工作。除了建设天文、历法等具有如现代所有科学建国的精神外,同时,对于人文文化的建设,也正如《易经》所谓建立一种“圣人以神道设教”,类似宗教而富于哲学的规模,后世道家、儒家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,都是由这种历史文化的资料而形成。尤其在大禹治水的阶段,除了《书经》等属于正史传记的说法,只是列述许多可征可信的史料外,对于怪诞不经的传说,早被删除,概不采纳,可是在上古的民间相传,后来成为道家与道教的传述里,便大有不然了。道家从《易经》文化系统的立场,传述大禹治水的成功,因为他接受上古仙人(隐士)的传授,还得自黄帝所传的河图易学,真正善于运用阴阳八卦、五行、干支等天文、物理的学问,才能治平了亘古以来的水患,所以认为大禹的事功成就,也便是道家正统学术精神的结晶,他们相信千古疑书的《山海经》,而且也推崇《山海经》上所记载,山林川泽的神异怪物,确是具有神圣的神秘东西,这些半类妖魔鬼怪的事物,都被大禹的道力所降伏,而且听命于他,被他所用,因此他才能奏此大功。总之,道家认为大禹的成功,“此乃天授也”。到了道家的学术,再转变而落到道教的手里,那就更不同了,道教除了全盘接受道家对于大禹的说法以外,认为他即是继承天命的圣人,同时,也是黄帝以来先圣流传下来,所有神仙法术的继承人。大禹治水的成功,是因为擅长符箓等法术,他能遣使六丁、六甲等天上神将,他能呼风唤雨,撒豆成兵,凡是一切极尽神秘、怪诞、荒谬的能事,也都一齐套在大禹的头上,因此而形成大禹与道家、道教的因缘,特别深厚。这便是说明春秋、战国以后,道家的学术思想路线,是上接伏羲、黄帝以后,《易经》文化系统,与《书经》文化系统,融会有关的渊源。

其实,自大禹治水之后,使夏代后裔,延续天下的治权,达四百余年之久的文化,那便是夏代以真正农业立国的文化。因为他是秉承上古以天文、历法等原始宇宙的学术思想,用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变换的物理原则,配合农业社会的人文文化,因此而形成夏代的文化精神,是崇尚朴素笃实的本质,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夏尚忠”的文化精神。到了成汤革命,灭掉夏朝末代的暴君桀以后,建立商汤六百余年的文化,一变夏代文化朴实的形态,偏向于天道的观念,走入“以神道设教”,类似宗教的精神,因此便形成殷商时期,历史上有名的“殷尚鬼”,崇信鬼神意志的文化精神。这个属于《书经》文化系统,一变再变,一直到了西周文王兴于陕西,他承继西北高原传统,赐经》文化的系统,参酌古今之宜,演扬易学而成《周易》一书的基本学术思想以且;再经过他的儿子周武王的革命成功,周公旦的扩充《易经》学系思想,融会三代以来人文文化,与部分承继殷商天道鬼神等的思想,才得完成周代礼、乐、文教、刑政等人文文明的大系。换言之,到了周代,才算是综合上古以来,所有文化的大成,是后来为孔子所赞颂的“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”的文化精神。因此,我们可以在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以外,看到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中许多属于《易经》学系,也就是后来儒道两家共同宗奉的学问,如《礼记·月令》等--春秋工制、月令、历法,与灾异、天象示变等的观念,有关于《易经》象数的学术思想。

但是,我们这里所谓的周代文化,是专指中央天子的周朝文明而言,后来在春秋、战国时期,是属于鲁国文化的系统。如果研究诸侯各国的文化学术思想,那就各有异同,并不一致,彼此之间,都自保留有他祖先氏族传承的文化精神。例如,神农的后裔,封在河南的焦城。黄帝的后裔,封在山东济南附近的祝(长清县)。帝尧的后裔,封在河北的蓟(就是清代的直隶顺天府的大兴县)。帝舜的后裔,封在河南开封附近的陈(陈州)。大禹的后裔,封在开封附近的杞。殷商后裔的贤人微子,受封在宋。另一殷商后裔的贤人箕子,因献洪范而被尊为不臣之敬,受封于朝鲜。这些诸侯的分封就国,都是上古与三代的后嗣,并非一律都是周室的功臣,而受到分封的爵赏。这是周朝文、武、周公的德政,也便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精神,所谓“兴灭国,继绝世”伟大的文化思想。其次,周室所分封功臣,从其师尚父(太公吕望)为首,封于齐,周公封于鲁等等,所谓“兄弟之国,十有五人,同姓者四十余人。”这样便是周代分封诸侯而建国的“封建”局面,大有不同于欧洲上古的“封建”制度,如果把东西两方“封建”不同的观念,混为一谈,必须要加甄辨。而且我们不要忘记,由周初分封建国,直到春秋战国的七八百年间,中华民族的文字、言语,并未统一,诸侯各国的文化学术,也各自保有他的传统,等于我们几千年的文化,虽然国家一统,而各地方的风俗、习惯、方言,在其同中也各有其异。所谓“书同文,车同轨”的混同局面,在秦、汉之间,才得正式完成。

因此我们读周、秦之际的诸子百家之言,凡有关于道家学术思想的典籍,大多都如司马迁所谓:“其文不雅驯,荐绅先生难言之”,便是因为方言的不同,文学的格调没有统一,所以便被秦、汉以且自称为儒家的文人,一笔勾销,认为不值一顾了。其实,道家的学术思想,是偏向于自然科学理论的成分居多,不像儒家的学说,是偏向于人文思想的成分为主。凡是近于自然科学的著作,必然缺乏文学修辞优美的情调,有关人文学术的,无论如何浅薄,它与文学毕竟不可划分。道家“方士”学术思想,以及诸子百家有关于原始科学理论的学说,就在这个原因之下,被断送埋没在“异端”的学术罪状之中,达两千余年之久,我们只要留心历史文化的史料,这个问题,就会容易明白。例如比孔子还早一点的管子,在现在所流传他的著作之中,不论真假的成分有多少,即使认为十分可靠的几篇,仔细读来,仍然不同于鲁国文学的笔调,这是代表齐国人文学术思想的一部书,犹如《晏子春秋》一样,都具有齐国文学的笔调,在另一方面,司马迁说齐民“阔达多匿知”,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上,也提到齐国的学术思想中有一本怪书,叫做《齐谐》,他又自加一句注解说:“齐谐者,志怪者也。”换言之,《齐谐》这本书,是齐国人专门集记希奇古怪的奇谭。由此可见齐民,阔达多匿知”的地方性,是由来如此,因此后来中国文化,用来批判不经之谈的评语,便有“齐东野语”的名辞了。其次,例如《墨子》一部书,因为墨翟本人,生活长大在宋国,他受宋国的学术思想影响最深,所以他有类同宗教信仰的崇尚“天志”,而同时又相信鬼神的权能,这些便是受到宋国传统,殷人尚鬼、信天、文化等思想影响的关系。至于他有苦节劳形、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学说与作风,那是继承夏代大禹的精神,可能也有受到宋国的邻封,夏禹之后杞国思想的感染。当然,我说这些,都是十分可能,而且是有理路可寻的事,并非就是定案,因为生在两千余年后的今天,高推古代的情形,时间、空间的环境迁变,绝对已非当时的面目,虽然大家采用书本的资料作考证,也是不免出于臆测。“尽信书,不如无书”,所以不能完全作为肯定的理由,至于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、荀卿一系列的思想,当然是孔门以后的鲁国文化,与鲁国文学的正统。其他如老、庄,是南方楚国文化的情调。兵家著作如孙、吴兵法,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传统学术思想,与齐国文学的进步与升华。另如纵横家、法家、名家等学,大多都是秦、晋之间后起的思想,司马迁所说:“三晋多权变之士,夫言纵横强秦者,大抵皆三晋之人也。”杂家的学术思想,与秦、晋、齐、楚有关,也可以说,便是秦、晋、齐、楚学术思想杂集的回旋。阴阳家言,当然就是燕、齐“方士”学术的源流。我们了解了这个春秋、战国文化学术的大势以后,对于其中如何形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,姑且另作讲说。其余如阴阳、兵、农、医、老、庄、杨朱、墨子、名、法、纵横、杂家等,综错交罗,互相为用,便成为战国到秦、汉以前,统统归入道家学术思想的范围了。

我们讲述道家的文化学术思想,不厌其烦由周、秦以前,再向上溯,大而言之,是为了说明中国文化的传统渊源,以及追溯道家文化思想,实为源远流长的主旨;小而言之,也便是说明周、秦以前,儒、道本不分家的关系。另一方面,也就是说明道家的文化学术,乃是继承夏、商、周三代以上,中华民族发源于西北高原的《易经》文化学系。至于战国前后,变成南方楚国文化的老、庄思想,是其余波的流荡而已。自孔子一系的儒家文化学术,是传承三代以下,起于中原与东方、北方的《书经》文化学系,到了战国;秦、汉以前,便成为鲁国文化,孔、孟思想的中心,所谓继承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的传统。总之,用于人文社会,有关礼、乐、文教、刑政的学术,儒家《书经》文化系统,犹如堂堂之阵,正正之旗的正规军。用于因应时变,藉以拨乱反正的,道家《易经》文化系统,才是出奇制胜的奇兵,这也便是中国文化历史上有名的“外示儒术,内用黄老”君师之道扼要的说明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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