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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中国道教发展史略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中国道教发展史略》 第二章 道教的建立

第一节 汉末三国时期的道教

道教的初创时期,当推在东汉明帝时代,较为可靠。以后历汉末、三国、魏、晋各朝,随时均有发展。直至北魏时代,才为正式定型的时期。

一、诸山道士时期

当汉明帝时代,佛教已有开始传入中国的迹象,五岳诸山道士,由于宗教心理的驱使,奋然群起,欲与佛教一较长短;如南岳道士褚善信,西岳道士刘正念,北岳道士桓文度,东岳道士焦德心,嵩岳道士吕惠通,诸山道士费叔才、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,上表奏称与佛教较法之事,见载于佛道论,事非纯出虚构。由此可知秦、汉以来的方士,到东汉以后,已经渐有道士之称,他们隐居在各地名山大泽,修炼仙道,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所谓:“列仙之儒,居山泽间,其形甚癯。”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建立成为一大宗教,却因受到外来宗教的刺激,已隐然生起抗拒的运动。

二、张道陵的创教时期

到汉末桓帝、灵帝时代,有沛国人张道陵(初名陵),本是太学诸生,博通五经,及其晚年,忽然感叹读书无益于年命之事,遂学长生之道,自称得黄帝九鼎丹法,因无资财合药,闻蜀人纯厚,易于教化,乃与弟子入蜀,居鹄鸣山中,著作道书二十四篇。陈寿在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中,称其为“造作道书,以惑百姓,从受学者,出五斗米,故世称米贼。”后世又称其为“五斗米道”。陵死,子衡行其道;衡死,鲁复行之。到了张鲁行道的时期,已经据有东川,掌握实际的地方行政权,设官置吏,皆以鬼神之道命名,俨然为一路诸侯,而执掌政教合一的实权,对于四川政局,有举足轻重之势,实为中国历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政治的第一人。

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云:

鲁遂据汉中,以鬼道教民,自号师君。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,受本道已信,号祭酒,各领部众,多者为治头大祭酒。皆教以诚信不欺诈,有病自首其过,大都与黄巾相似。诸祭酒皆作义舍,如今之亭传,又置义米肉,悬于义舍,行路者量腹取足,若过多,鬼道辄病之。犯法者,三原然后乃行刑,不置长吏,皆以祭酒为治,民夷便乐之。

后来张氏子孙,又迁居于江西龙虎山,自宋元以后,历代封号尊之为天师,与山东曲阜孔氏世家媲美千古,诚为异数。所谓张道陵的创教,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,且其志有限,他最初的动机,也只为身家而谋,并非具有远大眼光的宗教家。

三、魏伯阳的弘扬神仙学术

由于春秋、战国以来的神仙方士之术,与老子、庄子的玄学,以及阴阳术数与《周易》的学术,出此人彼,互为矛盾。至于东汉期间,便有吴人魏伯阳,认为《周易》及老、庄之学,与修炼丹药而成神仙的方术,原理互通,彼此原为一贯,乃援《周易》、老庄、神仙丹道三种学问,融合贯通而着《参同契》一书,以说明修炼神仙方术的不易原则,而使丹道修炼方法,成为有体系、有科学基础的哲学理论。于是神仙丹道之学,由此大行,《参同契》一书,也成为千古丹经鼻祖,后世道教与神仙家,尊崇魏伯阳为“火龙真人”。其所着书,诚为中国科学与哲学的不朽巨着,也为后来道教奠定中心思想的基石。

四、黄巾张角的旁门左道

汉末灵帝中平元年,巨鹿人张角,号称事黄、老之术,以妖言惑众,遣弟子散游四方,转相诳诱,十余年间,设立三十六方。所谓方者,犹如汉代政制的大将军。大方万余人,小方六七千人,各立渠师,欲图谋反。事败,张角即驰敕诸方,一时俱起,皆衣着黄巾的标志,角自称“天公将军”,其弟宝称“地公将军”,梁称“人公将军”,由此而天下大乱。类此以道术惑众,如后世宋元之间的白莲教、清末的太平天国、义和团;凡借用宗教之名相号召,阴图政治的运动者,应当引为殷鉴。

《典略》曰:

熹平中,妖贼大起,三辅有骆曜,光和中,东方有张角,汉中有张修。骆曜教民缅匿法,角为太平道,修为五斗米道。太平道者,师持九节杖为符祝,教病人叩头思过,因以符水饮之,得病,或日浅而愈者,则云此人信道;其或不愈,则为不信道。修法略与角同,加施静室,使病者虔其中思过。又使人为奸令祭酒,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,主为病者请祷。请祷之法,书病人姓名,说服罪之意,作三通;其一上之天,着山上,其一埋之地,其一沉之水,谓之三官手书。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为常,故号曰五斗米师。实无益于治病,但为淫妄,然小人昏愚,竞共事之。后角被诛,修亦亡,及鲁在汉中,因其民信,行修业。遂增饰之,教使作义舍,以米肉置其中,以止行人。又教使自隐,有小过者,当治道百步,则罪除,又依月令,春夏禁杀;又禁酒。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。

五、汉末着名的道士

以上引据的事,皆为北魏时代扩张道教最为有力的先声,如张道陵、魏伯阳等道术,后来成为道教正一派的符篆,与正统神仙丹道的两大主流。当汉末、三国期间,时逢乱世,怪诞传说繁兴,凡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,而又为当时与后世乐于称道的神仙故事,为道家神仙传等书所采信录取的,如刘晨、阮肇、麻姑、费长房、钟离权、左慈、于吉等人,皆为后世道教确信为神仙之流,不下一二百人。大凡宗教中人,其生平行事,若不类似神奇,就不足为号召。何况神仙之事,本来就以特立奇行、异乎常人相标榜,于是仰慕道术仙人的信念,就弥漫朝野,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了。

但促使汉末、三国、魏、晋之间道家发展的,约有三个原因、两种趋势。

所谓三个原因:

(一)由于东汉末期士大夫世家门阀观念的形成,凡士大夫的世家子弟,遂成为占据要津,把持上层社会,垄断知识思想,造成汉代有名的“党锢”之祸。致使高明才智之士,相率逃避现实,走向贤者避世,其次避地的隐士生涯,以慕道求仙相掩护,就造成白日飞升与尸解等故事,于是道成仙去之说,益见流行。

(二)汉末朝政腐败,外戚、宦官、巨室,互相操持政权,豪门、巨族,奴役隶卒,私相敛财,于是武勇之士,便游侠江湖,聚众据险以自固,并且利用图谶之说与道术相号召,形成据地称雄的力量,渐启以道术组织宗教的形势。

(三)佛教的输入,促使民族文化抗拒思想的发生。儒家的训诂释义,章句注疏之学,既不能餍足人心,而佛教哲学,又如天际神龙,见首而不见其尾,挟雷霆万钧之势,源源输入,于是醉心玄真,寄情高远之士,极力寻求《周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的幽微,及神仙方士的修炼方法,拟与佛法一争高下,乃产生道家哲学的理论根据。

两种趋势:

(一)凡出身读书,失意仕途的知识分子,转用符篆、咒语等道术起家,啸聚徒众,以役使鬼神,替天行道的宗教观念相号召,如张道陵等人,其最初的动机,虽没有独立创教的企图,但已开展组织宗教的趋势,而开启中国特殊社会的宗教组织之规模。

(二)由战国以来,墨家巨子的风气,与游侠之流的存在民间社会,传统不衰。当汉高祖崛起陇亩,统一天下的时代,侠义的巨子,潜在民间,如朱家、郭解之流,便有东西南北等诸道的存在。“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。”他们都是唯恐天下不乱,希望乘乱而起的中坚分子,在西汉之末,狡者与赤眉、铜马等相合流;贤者遂一反其正,随光武而中兴。流风所及,一到东汉桓、灵之末,与妖言惑众的旁门左道,如张角之流相接触,便自然成为谋反力量。但也由此使道家方术,与墨家尚义,及游侠精神相结合,而成为中国特殊社会,参杂了宗教形成的前因。

第二节 魏晋时期的道家

一、许旌阳的丰功伟绩

道家在汉末一变,而有张道陵的道术,后来成为江西龙虎山天师世家的道统,宋元以后,又成为道教一大派系而称为“正一派”。但在东晋时期,许旌阳在江右以道术整治南昌、九江间的水利,提倡传统文化的孝道,创立净明忠孝教,其平生行谊,丰功伟绩,永铭人心,《神仙传》中记载,称其功成德就之日,拔宅飞升,犹如汉代传奇淮南王鸡犬飞升的故事。他在道教中的地位,被尊为历代仙班中数一数二的富贵神仙,对于后世道教的影响极大,虽与张道陵创教的时代不同,而且南辕北辙,互不相关,但其簸扬南方道家思想,深入世俗人心,成为民间习俗所称道教中的江西庐山道法,与江南句容的茅山道法互为雄长,成为道教建教的功臣,洵非偶然。 《十二真君传》称:

许真君,名逊,字敬之,本汝南人。祖琰,父肃,世慕至道。东晋尚书迈,散骑郎常侍护军长史穆,皆真君之族子也。真君弱冠,师大洞君吴猛,传三清法要。乡举孝廉,拜蜀旌阳令。寻以晋室纷乱,弃官东归,因与吴君同游江左,会王敦作乱,二君仍假为符祝求谒于敦,盖欲止敦之暴而存晋室也。而敦意已决,凡非之者必致死,适盛怒而杀郭璞,真君即掷杯梁间,飞舞不停,因敦等举目观飞杯之际,即隐身遁去。后遂举家避乱于江西,往来于庐山、南昌之间,相传以法术斩蛟怪而安豫章之水厄,赣人感戴其功德,历世不衰,郡人相习南昌省会每年秋季朝拜万寿宫之举,即为祠真君之遗风也。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,于洪州(南昌)西山,举家四十二口,拨宅上升而去,唯有石函、药臼各一,车毂一具,与真君所御锦帐,复自云中坠于故宅,乡人困其地置游帷观焉云云。又有传称: 逊为蜀旌阳令,既归,父老送之如云,有不返者。乃于宅东隙地,结茅以居,状如营垒。多改氏族以从许姓,号许家营。

许真人以弘扬忠孝为敦品立德之本,以立功济世为普利民生之基,其道功修炼的方法,并重男女夫妇双修,具房中正统的法术。据《净明忠孝录》所载,真人虽有主张男女双修之说,但谆谆告诫,如非具大功大德者,切勿妄图,否则必致身败名裂,下堕泥犁。盖欲完成人间富贵而又飞升上界而作神仙,必须砥砺德行,方合于自助天助的宗旨。由此可见许旌阳创建忠孝为主的道教,完全是传统文化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德主张。其平生行谊,较之张道陵创五斗米道的作风,虽形同而实异。

二、抱朴子的富贵丹砂

当东晋时期,道家学术思想,随晋室而南渡,许旌阳创道教于江西,抱朴子葛洪修炼丹道于广东,此皆道家荦荦大端的事实。葛洪著作等身,留为后世丹经着述,及修炼丹道的规范,成为晋代列仙中的杰出奇才。道家相传“葛、鲍双修”的术语,就是指葛洪与其丈人南海太守上党鲍元,都是不舍夫妇家室之好而成为神仙的榜样。 《晋书》本传云:

洪字稚川,丹阳句客人也。祖系,吴大鸿胪,父悌,吴平后入晋,为邵陵太守。洪少好学,家贫,躬自伐薪以贸纸笔,夜辄写书诵习,以儒学知名。性寡欲,无所爱玩,不知棋局几道,摴蒱齿名。为人木讷,不好荣利,闭门却扫,未尝交游。于余杭山见何幼道、郭文举,目举而已,各无所言。时或寻书问义,不远数千里,崎岖冒涉,期于必得,遂究览典籍,尤好神仙导养之法。从祖元,吴时,学道得仙,号曰葛仙公,以其炼丹秘术,授弟子郑隐。洪就隐学,悉得其法焉。后以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元,元亦内学,逆占将来。见洪深重之,以女妻洪。洪传元业,兼综练医术,凡所着撰,皆精核是非,而才章富赡。太安中,石冰作乱,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,与周玘等起兵讨之,秘檄洪为将兵都尉,攻冰,别率破之,迁伏波将军。冰平,洪不论功赏,径至洛阳,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。洪见天下已乱,欲避地南土,乃忝广州刺史稽含军事。及含遇害,遂停南土多年,征镇檄命,一无所就。后还乡里,礼辟皆不赴。元帝为丞相,辟为掾,以平贼功,赐爵关内侯。咸和初,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,转司徒掾,迁咨议参军。干宝深相亲友,荐洪才堪国史,选为散骑常侍,领大著作,洪固辞不就。以年老欲炼丹,以祈遐寿,闻交址出丹砂,求为勾漏令。帝以洪资高不许。洪曰:非欲为荣,以有丹耳。帝从之。洪遂将子侄俱行。至广州,刺史邓岳留不听去。洪乃止罗浮山炼丹,岳表补东宫太守,又辞不就。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。在山积年,优游闲养,着述不辍。

其(《抱朴子》)自序云:洪体乏进趣之才,偶好无为之业,假令奋翅,则能陵厉元霄,骋足则能追风蹑景,犹欲戢劲翮于鹪鷃之群,藏逸迹于跛驴之伍,况大块禀我以寻常之短羽,造化假我以至驽之蹇足,自卜者审,不能者止,又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,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,饰嫫母之笃陋,求媒阳之美谈,堆沙砾之贱质,索千金于和肆哉!夫僬侥之步,而企及夸父之踪,近才所以踬碍也。以要离之羸,而强赴扛鼎之势,秦人所以断筋也。是以望绝于荣华之涂,而志安乎穷圯之域,藜藿有八珍之甘,蓬荜有藻棁之乐也。故权贵之家,虽咫尺弗从也。知道之士,虽艰远必造也。考览奇书,既不少矣,率多隐语,难可卒解,自非至精不能寻究,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。道士宏博洽闻者寡,而意断妄说者众,至于时有好事者,欲有所修为,仓促不知所从,而意之所疑,又无足咨。今为此书,粗举长生之理,其至妙者,不得宣之于翰墨,盖粗言较略,以示一隅。冀悱愤之徒省之,可以思过半矣。岂谓暗塞,必能穷微畅远乎!聊论其所先觉者耳!世儒徒知服应膺周孔,莫信神仙之书,不但大笑之,又将谤毁真正。故予所着子言黄白之事,名曰《内篇》。其余馶难通释,名曰《外篇》。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,虽不足藏诸名山,且欲缄之金匮,以示识者。

自号抱朴子,因以名书。其余所着碑诔诗赋百卷,移檄章表三十卷,《神仙》、《良吏》、《隐逸》、《集异》等传各十卷,又抄五经,《史》(《史记》)、《汉》(《汉书》)、百家之言,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,《金匮药方》一百卷,《肘后要急方》四卷。洪博闻深洽,江左绝伦,着述篇章,富于班、马。又精辩元颐,析理入微,后忽与岳疏云:当远行寻师,克期便发。岳得疏,狼狈往别。而洪坐至日中,兀然若睡而卒。岳至,遂不及见。时年八十一,视其颜色如生,体亦柔软,举尸入棺,甚轻如空衣。世以为尸解得仙云。

葛洪所着《抱朴子》传述的丹道,以炼服药物而成神仙为主,以栖神存想为用,实为传统方士派的正统学术,并非后世道家专主身心内景,以性命双修为炼丹宗旨,故葛洪亦擅长医药,尤精于外科。所着《抱朴子》的外篇,又包括立身处世、政法策略与兵书军事等思想,可以媲美《庄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道家名着。东汉时,魏伯阳着《参同契》,曾已指出道家法术流派的混杂,所谓旁门左道,归纳地说:“千条有万余”。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中,也曾记述方士之流的妖言惑众,自欺欺人者不计其数,他指出有人自称已活了八百多岁,亲自看见孔子出世,手抚其顶,许其将来可做圣人云云。由此可见道家者流,诳妄虚诞之辈,混迹其间,比比皆是,古已如此,于今更甚,这是道教最大的流弊。宋代张君房撰《云笈七签》,汇集道术精华的大成,可以概见宋代以前道教的大要。但从《抱朴子》中汇述神仙方士的记载,也可概见秦、汉以来直到两晋道家的大略。但葛洪对于魏伯阳《参同契》的学术,一字未提,似乎葛洪当时,并未亲见其书,或因限于古代的时代环境,学术交流,良亦不易。

三、魏晋玄学与道家思想

大凡言中国学术思想或哲学史者,对魏、晋人的“清谈”与“玄学”,皆列为中国文化演变的主题。关于“玄谈”兴起的背景,多数认为由于政治环境与思想风气所形成,大都忽略两汉、魏、晋以来朝野社会,倾向求仙的风气,与神仙道士等解释“三玄”之学,如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丹经思想。能知此者又不通于儒家的俗学,明于彼者又不识道家的丹诀,故不两舍而不言,就偏彼而重此。倘若更能了解汉末、魏、晋以来神仙道士的思想,久已占据人心,且具有莫大的潜力,那对于魏晋“玄谈”兴起的原因,就可了如指掌了。

汉末、魏、晋时代,上至帝王宫廷,与士族巨室,下至贩夫走卒,由于世家宿信仙人的观念,已相沿成习,犹如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,十之八九,世家传统,都是信仰佛道两教。但身为知识分子,读书为求明理,且心存君国,志在博取功名官爵,要求富贵而兼神仙,毫无疑问必为背道而驰。而传统思想习惯,又已深人人心,虽心向往之,在表面上,又不得不加驳斥自以鸣高。于是神仙道士们所提倡“三玄”之学,一变而为空言理论的“清谈”,乃是势所必然的演变,何况时衰世乱,避世避地既不可能,而当时佛教还未普遍建立规模,所以也无从逃佛逃禅,犹如五代人才的脱屣轩冕,相率入佛。与其说“玄学”的兴起,由于哲学思潮的刺激,毋宁说是魏晋知识分子对于神仙道士追求形而上的反激。例如曹魏建安父子兄弟的著作,已可窥见汉末因玄想而引起的旷达意境。他如东晋的世家士族,若王谢等家,也都是崇奉道士们的道教,

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称:

羲之次子凝之,为会稽内史。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,凝之弥笃。孙恩之攻会稽,寮佐请为之备,凝之不从,方入静室请祷,出语诸将佐日:吾已请大道,许鬼兵相助,贼自破矣。既不设备,遂为孙恩所害。

又如谢灵运儿时,其家为求其易育,曾寄养于天师道的治所。他如东晋诸名士的学术思想,不入于道,即接受新兴的佛学,大体只有成分多少的分别,并非绝无影响的可能。

东晋范宁常谓王弼、何晏之罪,深于桀纣。如云:“王何蔑弃典文,幽沉仁义,游辞浮说,波荡后生,以至礼乐崩,中原倾覆,遗风余俗,至今为患,桀纣纵暴一时,适足以丧身覆国,为后世戒。故吾以一世之祸轻,历代之患重,自丧之恶小,迷众之罪大也。”

其实,以“玄学”或“玄谈”的兴起,一概归之王弼、何晏,未免过分,且亦不明其思想渊源之所本,殊非笃论。但自“玄谈”兴盛,使道家论神仙丹道的学术,在思想上,更有理论的根据与发挥,形成为后来道教的哲学基础,实由“玄学”而开辟其另一途径。

四、道佛思想的冲突与调和

当魏、晋时期,佛教传入与佛经翻译事业,已开展其奔腾澎湃之势,西域佛教名士如支谦、支亮、支遁等人,留居中国,且与魏、晋时期国内诸名士,都有密切交往,学问切磋,也彼此互有增益,事载于佛道两教典籍者,姑不具引。即在六朝笔记《世说新语》中,亦可知见一斑。国内佛教名僧如道安、僧肇等辈,都是深通中国文化如“三玄”等学,甚之,援道家名辞理念而入佛学,乃是非常普通的事实。初在庐山创建净土宗的慧远法师,原本修习道家,后来服膺佛教,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法门,与道家的栖神、炼神方法,又极类同。西域来华名僧如鸠摩罗什,对于老、庄之学,尤其熟悉,故翻译佛经,引用“道”、“功德”、“居士”、“众生”等等名辞,如数家珍,也都是采用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家语,此在中印文化思想的交流,佛、道两教教义的调和,已理有固然地走上融通途径。至于修炼的方法,佛教禅定之学,与道士修炼内丹之方,其基本形式与习静养神的根柢,完全形似。佛家出家观念,与道家避世高蹈的隐士观念,也极相同。佛家密咒、手印与道术的符箓法术,又多共通之处,于是融合禅定、瑜伽、丹道而为一的后世正统道家内丹修炼方法,便于此时深植种子。

从以上的引述,已可简略窥见魏、晋道家的风气,由汉末的演变,积极趋向形成道教为宗教的路线,约可归纳为两个原因:

(一)时衰世乱,政局不稳,战争频仍,地方势力的割据形势,与依附众望所归的士族集团以自保者,随处有人。高明之士,如许旌阳、慧远等人,有鉴于黄巾张角之流的行为,但取宗教的思想与方法,作为避地高蹈,保境安民的教化,自然而然形成为一共同信仰的力量。同时自张道陵、张鲁子孙所创的五斗米道,渐已成为具有历史性的组织,渐渐与各种道派合流,形成后来道教的具体力量,也是势所必然的结果。

(二)佛教思想的传入,使有识之士,对于神仙道士的超神入化之说,愈有信仰研究的兴趣。且鉴于佛教的教义与修证方法,具有系统而理论有据,于是谈玄与修炼丹法,也渐求洗炼而趋于有理论的根据,与有系统的途径,如葛洪对丹道的汇编而着《抱朴子》。他如嵇叔夜着《养生论》,为后世道士取为神仙可学的资料。慧远着《神不灭论》,后来影响南朝沈约之作《形神论》、《神不灭论》,亦为后世道家取为神仙理论的张本。

总之,中国文化,自上古而至周、秦时期,由儒、道本不分家开始。再由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分家,使道家与方士的众术脱颖而出。复由汉末、三国而至魏、晋时期神仙方士的蜕变,渐渐形成北魏时期扩张而成的道教,在政治地位上,正式与佛教互争宗教的教权。由于以上的简引略述,大致已可见其概况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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