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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老子他说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老子他说》 第26章 重为轻根

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。是以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,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。奈何万乘之主,而以身轻天下?轻则失本,躁则失君。

一肩挑尽古今愁

由上章的四大——道大,天大,地大,王亦大,和四法——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跟着而来,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说明,即所谓“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,是以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”。

重和轻,静和躁,都是相对两种现象。重和轻,是物理现象的相对。静和躁,是生态现象的相对。但从原文文字上看来,老子上侧重“重”和“静”的重要,只偏向一头,而舍置它相互影响的关系。

正如我们现代,有了科学知识以后,知道物质的重量,是受万有引力——地心吸力的作用而来。倘使物质脱离了地心吸力,在太空中,便会失去重心的作用,都是飘浮自在,轻便悠游的。我们人生的肉体生命,也是如此。所以心思高飞远举,但肉体的生命,脱离不了万有引力的作用,仍在原地不动,即使尽量锻练体能,也只有相当的限度,不能达到想象的自由。道家的学术,也早已知道这个原则,因此,才产生对生命功能超越物质世界的方术,所谓神仙丹道之学。

修炼丹道的方法,首先是从习静着手,久久习静而舍离后天躁动的习性,也正是从《老子》第十六章所说:“致虚极,守静笃,万物并作,哥以观复。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,归根日静,是谓复命”的原理而来。如此习静修炼,锻炼精神和肉体,互相合一而归于至静之极的不动之动,便可达到神仙“冲举”的成果。这便是中国神仙方伎学术的根据。老子,当然与神仙丹道不能脱离关系。“冲举”,便是后世学仙者所期望能修到“白日飞升”的古文辞之简称。当然,其中修炼习静的法则与修炼过程中的变化,却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它的大要。

那么,为什么在本章中,又似乎特别注重“重”和“静”的关系有如此的重要呢?难道说,重到极点,才能“轻举”吗?其实,从道家仙道修养的理论来讲,对于这里所用的“重”字,可以牵强作为重厚沉静的意义来解释,如第三章所谓“虚其心,实其腹。弱其志,强其骨”的理论配合。后世有合儒道两家的修养原理,概括其扼要,而以“沉潜静定”作为修道的根基的,也可以说,是完全相合的。

但如连合本章的上下文句来说,那便须脱离神仙丹道的修养方术,专从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论了。虽然是偏向一面倒的理念,但是可以强调地说它没有错。因为“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”,才能作为下一句“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”的基准。

重是轻的根源。静是躁的主宰。“辎”字的内涵,是车上装载着行李或物件的意思。辎重,便是车子装载重量行李的统称。那么,为什么圣人要终日行而不离辎重呢?在这里,不妨让我先说一个笑话。我在年轻的时候,出门走路,总喜欢手上抓一样东西,才觉得合适。如果两手空空,甩来甩去,自己觉得好像毫无把握,很怪很怪似的。有时不带书包或公文袋,也要抓一本书或刊物,卷在手里拿着。再不然,拿一根手杖,才觉得稳实。有人笑问我这是为了什么,说也说不明白,只好对他说,这是学了老子的“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”。我非圣人,但站妄学学,听者讲者,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。

其实,是不是这样呢?谁又知道。如果做圣人真的要终日行不离辎重,那好辛苦,不如不作圣人的好。而巨,整天都不离负担重物的劳工朋友们,他们早已成圣成贤了!难道,老子自己西出函谷关的时候,骑在青牛背上,还要挑负一肩行李,或背着一个包袱吗?如果不是这样,老子何以扯谎教人要“终日行而不离辎重”呢?

谁肯放下自私的包袱

笑话说过了,再来正经的。读本章这一节原文的深意,以我个人的浅见来说,已如上面讲过,正是老子指明“人法地”的准则。我们生命立足点的大地,负载万物和一切,生生不已,终日运行不息而毫无怨言,也不索取人们和万物付于任何代价。它总是默默无言地,静静前进,不断地轮转,而给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养。所以生而为人,也应静静地效法大地,要有负重载物的精神。尤其是要学圣人之道的人,更应该有为世人与众生,挑负起一切痛苦重担的心愿,不可一日或离了这种负重致远的责任心。这便是“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”的本意。尤其是告诫身负国家社会人民所期望者的君主——领导人和官吏们,更当有如此这般的存心,才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。因此,在下文,便有“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”的名言。

“终日行而不离辎重”是说志在圣贤的人们,始终要戒慎恐惧,随时随地存着济世救人的责任感。如在颠沛流离中的大舜,始终以大孝于天下存心。如大禹的治平洪水,九年在外栉风沐雨,腓无胈、胫无毛,三过其门而不入。但古人又说:大德者,必得其名,必得其位,必得其寿。这是善有善报的必然因果律。倘使你能做到功在天下国家,万民载德的地位,当然会得到最光荣的酬庸,正如隋炀帝杨广所说的:“我本无心求富贵,谁知富贵迫人来。”如果真正有道之士,到了这种地位,虽然处在“荣观”之中,仍然恬淡虚无,不改本来的素朴;虽然燕然安处在荣华富贵之中,依然有超然物外,不受功成名遂、富贵荣华而自累其心,这才是有道者的自处之道。这里的“荣观”的“观”字,是破音字,应作古代建筑物的“观”字读,不可作观看的“观”字来读。“燕”字,通作“晏”,便是安静的意思。

然而,在老子当时所见闻中的各国诸侯君主们,当然都不能明白传统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这种原则。因此,他才有深深感叹说:“奈何万乘之主,而以身轻天下。轻则失本,躁则失君。”所谓“身轻天下”的语意,是说他们不能自知修身涵养的重要,犯了不知自重的错误,不择手段,只图眼前攫取功利,不顾丧身失命的后果。因此,不但轻轻易易失去了天下,同时也戕杀了自己,这就是触犯“轻则失本,躁则失君”的大病。

两臂重于天下

讲到身轻天下的说明,我们且看善于承继老子之学的庄子的发挥,最为清楚。《庄子·外篇》中的《让王篇》提到:

韩、魏相与争侵地,于华子见(韩)昭僖侯。昭僖侯有忧色。子华子曰: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。书之言曰:左手攫之则右手废。右手攫之则左手废。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,君能攫之乎?

昭僖侯曰:“寡人不攫也。”子华子曰:“甚善!自是观之,两臂重于天下也。身亦重于两臂。韩之轻于天下亦远矣!今之所争者,其轻于韩又远。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。”僖侯曰:“善哉!教寡人者众矣,未尝得闻此言也。”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!

人的生命之价值,在于我有一个完整无暇的现实身体的存在。志在天下国家,成大功、立大业者,正为我有身存,老子所谓:“及吾无身,又有何患。”现在正因为还有此身的存在,应该戒慎恐惧,燕然自处而游心于物欲以外,然后不以一己的个人自私而谋天下国家大众的大利,立大业于天下,才不负天赋所生生命的价值。可是,很可惜的,便是当时的君主们,以及后来的君相们,大多都只图眼前的私利而困于个人权势的欲望中,以身轻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,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!奈何!奈若何的一叹!

我们引用了《庄子·外篇》“两臂重于天下”的说法,看来,似乎过于消极,太过于为个人自私了。但从人道的观点来看,立身爱己,正是大有为于天下的开始,所以儒家才有“孝子不立于危墙之下”的大戒。修身养身无道,又哪里能够担当起天下国家危难的大任呢?同时须知,人无超然出世的修养,而贸然谈利益天下国家的大业,正是失其轻重权衡之处,所谓“轻则失本,躁则失君”。因此,使我临时想起明代(木有)堂禅师的一首诗,从表面看来,又似乎很消极,但细入深究,它正是人生积极的透彻观。

诗曰:

人生不满一百岁,今是昨非无定名。

天下由来轻两臂,世间何故重连城。

龙亡大泽群鳅舞,兔尽平原走狗烹。

满目乱坡眠白石,有时特地忆初平。

第三句便是上面所讲庄子书中子华子说昭僖侯的故事。第四句指价值连城的璧玉,也就是赵相蔺相如夺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。第五句是秦失其鹿,天下争逐的翻版。第六句是范蠡给文种书所说的“飞鸟尽,良弓藏。狡兔死,走狗烹”的名言。后来韩信临死时也引用过。第七句古往今来的一切人等,最后都是如此。第八句道家神仙传称广成子名董初平。但这里所说的初平,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世而言。

超然轻重的历史故事

老子的话,本来已如珠之走盘,周延涵盖,无所不通,仁者见之为仁,智者见之谓之智。何况又是以简朴的古文写成,难作明确的界说。因此,又被黠慧者用作专制时代的帝王权术,或为大臣者的自处箴言,当然亦是在所难免。如果根据历史的经验,从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来看,对于“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”的理解,也有完全偏向于另一角度了。

例如周朝建国的政策,重点放在中央集权,诸侯分治,开创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,适合于当时时代环境最好的一个策略。但天下事往往“重为轻根”,你所认为已经把握了的重点,将来发生弊病的,也往往出在这个重点上面,正如唐徵君赵蕤所谓:

天下大器也,群生重蓄也。器大不可以独理,蓄重不可以自守。故划野分疆,所以利建侯也。亲疏相镇,所以关盛衰也。

昔周监于二代,立爵五等,封国八百,同姓五十五,深根固本,为不可拔者也。故盛则周召相其沿,衰则五霸扶其弱,所以夹辅王室,左右厥世,此三圣(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)制法之意。

然厚下之典,弊于尾大。自幽平以后,日以陵夷。爵禄多出于陪臣,征伐不由于天子;吴并于越,晋分为三,郑兼于韩,鲁灭于楚,海内无主,四十余年而为战国矣。

这便是重为轻根的最好说明。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,看到周代封建后期的弊病,就废封建改为郡县,完全走中央集权的路线,自以为可以建万代帝王世系的基业。谁又知道过不了十多年,天下大乱,封疆无得力的防守,就易姓为王,成了刘邦的汉室天下。

汉初鉴于秦始皇中央集权的缺点,又仿照周代封建的办法,分封同姓子弟为王(非同姓者当然都不能为王),认为一旦天下有变,同胞血肉,必能拱卫帝系。谁知不到十多年,先乱于刘邦的老婆——吕后,杀戮刘氏宗室几乎殆尽。虽然由汉文帝刘恒的复兴,但过不了十多年,又有景帝刘启时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。因此,不敢再信外藩,变成宫室后族的外戚操权,和一班宦官太监们把持朝政,终有前汉的外戚王莽篡位,后汉的曹操逼宫等故事发生。

从此以后,中国帝王政治体制,造成变乱的弊病,不外是外藩、内戚、太监、女娲等几个基本的因素,互相消长。唐代开始乱于藩镇,宋代又鉴于唐朝的弊病,重用文人政治而采取中央集权,终至半壁江山,始终不能完成统一的局面。后来的元、明、清三朝,大致也难逃此例。

总之,无论任何政治体制,开创的时期,如何计虑周详,毕竟跳不出“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”大原则的演变。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规律,也逃不了老子——太上老君这个八卦炉。自法国路易十四以后直到现在,君主固然不好,民主法治也未见得是完美的政体。将来的天下,正因为人类社会高估民主的可贵而终于毁灭在民主的变相。且看今日域中的英、美,其未来的祸根,早已埋伏在现在所谓假相幸福的社会福利和重量不重质、哗众取宠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!

道家老子的哲学,看透了“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”和“祸者福之所倚,福者祸之所伏”自然反复演变的法则,所以才提出“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”的告诫。也正因为先有老子的这些告诫,后有人生的种种经验,造成历代的高明从政者,如范蠡等人,以及较为知机的张良,想要极力作到“功成,名遂,身退”。但很可惜,他始终不如正统道家的隐士们,干脆早自全身隐遁,不蹚混水。退而求其次,又不如范蠡的隐遁而去。至于如韩信一流的人物,李煜一流的角色,只是志在功名,或志在富贵的迷梦中,始终不知轻重根源的关键,更不知“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”的妙用。尤其是李煜,更为可怜,在他当时那样的时代环境中,不知戒慎恐惧、奋发图强的自处之道,反而真的玩起“燕处”危巢的超然词章文学,只知填些“蝶恋花”的“一片芳心千万绪,人间没个安排处”,写些缠绵悱恻的妙文。难怪后来赵匡胤对他的评语说:李煜如果把作诗词的工夫拿来专心搞政治,也未必会为我所擒。这也确是赵匡胤说的一句老实话。

至如韩信的开场与收场,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“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,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。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”的错误,而且更缺乏这种学养。所以宋代越王钱镠的孙子钱俶,有一首借题发挥论韩信的诗,说得最好,诗曰:

登坛拜将思虽重,蹑足封时虑已深。

隆准由来同乌嚎,将军应起五湖心。

韩信,的确是很可爱的具有侠义人性的人物。他善于用兵,而缺乏政略和大谋略的修养。他重视恩情而不顾怨怼的爽朗胸襟,极可钦佩。他对刘邦当时的登坛拜将的作风,早已埋下“英雄生怕受恩深”的情怀。所以后来提出封假三齐王的要求,也是基于这种受恩的深情而讲的真话。刘邦被张良踢了一足,便立刻变盛怒为假惺惺,马上真地封他为三齐王的时候,早已埋下后来的结局。隆准,是汉高祖刘邦长相的特征,鼻子特别高又厚,相法所谓伏犀贯顶的通天鼻。长颈鸟喙,是范蠡对文种讲越王勾践长相的特征,头颈特别长,嘴巴很尖锐,所谓“长颈鸟喙,可以共患难,不可以共安乐”的评语。古今中外的君主领导人们,虽然各有不同的特别外形,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。其实,这是人性的根本问题,除非圣贤,谁能遣此,最为可哀。

因此钱俶评论韩信,早已应该知道自己的收场结果,何以不学范蠡一样,功成,名遂,身退,泛舟五湖,飘然远引呢?其实,钱俶这首诗,正是针对他朝见赵匡胤的时候,赵匡胤封了一箱东西,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。他出了京城,打开一看,箱里所装的,都是大臣们的建议,要赵匡胤扣留或杀了钱俶的报告。但赵匡胤不杀钱俶,也不扣留他,叫他安心回去,正是要他老老实实自己奉献越国,乖乖归顺的手法。钱俶懂得很深,也很清楚当时的情势,因此,借评韩信的诗来发挥自己胸中的块垒,奉表称臣,正是学范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处,恰又合了老子的“燕处超然”,不以身轻天下的法则。杭州保俶塔的建立,应该是钱俶朝见赵匡胤的时候,他的亲信人们,为他祈福消灾所建的纪念物。后来杭州人对保俶塔有各种不同的传说,似乎都是歪曲事实了。当然,这是顺便一提,或可判为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,而不足为凭。这是说为人臣立场的,必须具有“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”,知机知时的自处之道。不然,便会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“乌入青云倦亦飞”欲罢不能之叹了!

但是老子的话,正如临济禅师所谓“一语中具三玄门,一玄门中具三要义”。它是随方逐圆,面面俱到的。历史的经验留给我们的殷鉴,有关类似“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”而不以身轻天下的反面事实也很多。例如公子小白,与鲍叔的同谋,身居首地,正当公子纠当政,处于荣观得意的时候,他们把握成熟的时机,轻车简从,举手之间,就能复国正位,为齐桓公。“一匡天下,九合诸侯”,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

又如燕昭王重用乐毅,报复齐国的宿仇,五年之间,攻坚破锐,连下七十余城。但田单却看准燕王对乐毅存有猜忌的隐忧,同时也看准乐毅心里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,似有意似无意地留下“即墨”及“苫”二城,作为观望的作用。因此田单反用不以身轻天下而振作自重,整经教武,一举而复国成功,名垂千古,便是反用乐毅的“虽有荣观,燕处超然”的人臣之道;而田单却不以身轻天下的自重与静观;机变之智,成就他的不世功业。也就是老子所谓“同出而异名”的上智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的应变了。

乐毅是乐羊子的后人,他的家族,本来就有深通黄(帝)老(子)之道的,乐毅的成就,更是得力于黄老的学术精华。司马迁赞乐氏之说:

乐臣公学黄帝、老子,其本师号日河上文人,不知其所出。河上文人教安期生。安期生教毛翁公。毛翁公教乐瑕公。乐服公教乐臣公。乐臣公教盖公。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,为曹相国(参)师。

正因为乐毅善学老子,因此,他报燕(惠)王书,有谓:“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,臣之上计也。”汉魏之间的夏侯玄,有一篇论乐毅的专论,是比较有见地的史论,而且也正是发挥乐毅与黄老的学术修养有关的独到论文,如说:

观乐生遗燕惠王书,其殆庶几乎知几合适,以礼终始者与!又其喻昭王曰:伊尹放太甲而不疑,太甲受放而不怨,是存大业于至公,而以天下为心者也。

夫欲极道德之量,务以天下为心者,必致其主于盛隆,合其趣于先王。苟君臣同符,则大业定矣。于斯时也,乐生之志,千载一遇。夫千载一遇之世,亦将千载一道,岂其局迹当时,止于兼并而已哉!

夫兼并者,非乐生之所屑,强燕而非道,又非乐生之所求。不屑苟利,心无近事,不求小成,斯意兼天下者也。则毕齐之事,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。夫讨齐以明燕王之义,此兵不兴于利矣。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,此仁心着于遐迩矣。举国不谋其功,除暴不以威力,此至德全于天下矣。迈全德以率列国,则几子汤武之事矣。

乐生方恢大纲,以纵二城。收民明信,以待其弊。将使即墨莒人,顾仇其上,愿释干戈,赖我犹亲。善守之智,无所施之。然则求仁得仁,即墨大夫之义仕穷,则从微子适周之道。开弥广之路,以待田单之徒。长容善之风,以申齐士之志。使夫忠者遂节,勇者义着,昭之东海,属之华裔。我泽如春,民应如草。道光宇宙,贤智托心。邻国倾慕,四海延颈。思载燕主,仰望风声。二城必从,则王业隆矣。虽淹留于二邑,乃效速于天下也。

不幸之变,世所不图。败于垂成,时运固然。若乃逼之以威,劫之以兵,攻取之事,求欲速之功,使燕齐之士,流血于二城之下,奢杀伤之残,以示四海之人,是纵暴易乱,以成其私,邻国望之,其犹豺虎。既大堕称兵之义,而丧济弱之仁,且亏齐士之节,废兼善之风,掩宏通之度,弃王德之隆,虽二城几于可拨,霸王之事,逝其远矣。

然则,燕虽兼齐,其与世主何以殊哉!其与邻国何以相倾。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!顾城拔而业乖也,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,顾业乖与变同。由是观之,乐生之不屠二城,未可量也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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