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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历史的经验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历史的经验》 第54讲 忠奸之辨

下面是举很多实例了。

这是一篇大文章,但是古人写文章的分类,不像现在的观念,现在写文章的层次,往往是宗旨、要点、原则、引伸,古人则大异其趣。

子贡曰: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,泄治谏而杀之,是与比干同也,可谓仁乎?子曰:比干于纣,亲则叔父,官则少师,忠款之心,在于存宗庙而已,古以必死争之,冀身死之后,而纣悔寤;其本情在乎仁也。泄冶位为下大夫,无骨肉之亲,怀宠不去,以区区之一身,欲正一国之淫昏,死而无益,可谓怀矣!诗云:民之多僻,无自立僻,其泄冶之谓乎?

这里是子贡和孔子问答的一段话。(这段话在四书五经里是看不到的,要在其他的书里去找,所以真要研究孔子思想是相当困难的,我们不要以为看了四书五经,就懂了孔子的思想,有一本清人编的《孔子集语》,将孔子所讲的话,如《庄子》等等引用孔子的话和有关的很多事,都收集在这里,所以现在也可以走取巧的路线,看这本书,勉强可以把孔子一生,多了解一点,免得到处找资料。)

这段书我们暂且搁在这里。要先了解一件事情:我们知道,春秋战国在陈灵公的时候,有一个女人,后世称她为“一代妖姬”,名夏姬,是当时的名女人,好几个国家,都亡在她身上。据说她好几十岁了都还不显得老,许多诸侯都被她迷惑住了。她在陈国时,陈灵公和几个高级干部,就和夏姬宣淫于朝,于是陈国的另一位大臣泄冶,就向他们提出谏议,责备他们不应该这样做。陈灵公自己理亏,对泄冶没有办法,就买通一个刺客,把泄冶刺死了。

这段书,就提到了这段历史,有一天子贡问孔子说:泄冶的这个行为,同纣王时代的比干一样,泄冶这个人,是不是可以说合于仁道?孔子说,这两个人并不相同。因为比干之于纣王,在宗法社会,讲私的方面,他们是皇亲,比干是纣王的叔父,讲公的方面,比干的地位是少师,等于皇帝的顾问。在宗法社会的政治制度下,他是为了殷商的宗庙社稷,所以他准备牺牲自己,所谓“尸谏”,希望自己死了以后,使纣王海寤,所以比干当时的心情,是真正的仁。在泄冶就不同了,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,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,勉强比喻等于现代简任初级的官位,并没有私人血统上亲密的关系,而陈国这样一种政权,在孔子看来,是一个君子就应该挂冠而去,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,还在怀宠。以他这样的地位,用区区一个身体,想要影响上面的昏乱,这是白死,也算不上忠,只是“怀”而已,他的胸怀里,爱国家的心情,还是有的,至于说到仁道,却并不相干,所以孔子引用诗经上两句话:“民之多僻,无自立僻。”一般人当走到偏僻的狭路上去的时候,是没有办法把他立刻挽回的,泄冶就是个懂这个道理,方法不对,白丢了一条命。

这是引证一段历史的经验,说明部下与长官之间争执时处理的方法。

或曰:叔孙通阿二世意,可乎?司马迁曰:夫量主而进,前哲所韪,叔孙生希世度务,制礼进退,与时变化,率为汉家儒宗,古之君子,直而不挺,曲而不挠,大直若诎,道同委蛇,盖谓是也。

这是另一个历史故事。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,最初是没有制度的,每天上朝开会,文官武将和他吵,乱七八糟,简直没有办法,而叔孙通本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,他为了要保持文化道统,也曾跟过楚霸王,意见行不通,后来跟随汉高祖。而汉高祖也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壶用的,见读书人就骂,所以叔孙通最初连饭都吃不上,什么气都受。有学生问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保持文化道统的目的,叔孙道说不必心急,现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的时候,用不着我们读书人。

等到汉高祖平定了天下,他去见汉高祖,建议制定礼法,汉高祖曾经斥他说:“乃公天下马上得之”--意谓:“格老子,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,你读书人算什么?去你的!”这时叔孙通就顶他了:“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,但是不可以马上治之。”就是说:“天下你是打来了,但是将来治理天下,不能永远打下去呀!”汉高祖这种人,在历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领袖,个性固然强,可是别人有理由,他一定会听。所以听了这话认为有道理,问该怎么办?叔孙通于是说我替你拟订计划,建立制度。汉高祖立刻答应,教他去办。几个月以后,把所订的制度礼仪“朝班”都演习好了,再请汉高祖出来坐朝,汉高祖一上朝,那种仪式,那种威风,真和当年打仗乱七八糟的不同。俨然是大汉皇帝的气派。这时他这一舒服,才知道读书人有这么大的用处。

这里是引证,当汉高祖还没有起来,秦始皇焚书坑儒时,叔孙通有办法自保:在秦始皇死了,二世接位以后,召集知识分子开会,向大家说,据说外面在造反,有没有这回事?那些知识分子听了以后,都说真话,说外面有许多人在造反,并劝二世改过,惟有叔孙通说,外面没有造反,只不过是些小偷而已,是乱传话说造反的,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,认为很对,非常高兴。可是叔孙通讲过这个话,自己就溜走了,他知道秦朝这个政权没有希望了。所以这里提到叔孙通“阿二世”,(阿就是阿谀,拍马屁,阿曲,歪曲事实,将就对方的意思。所以古代一个知识分子,在写文章时,都不随便下笔,社会大家认为对,自己认为错了,就不应该随便跟大家的意见写,如果跟着大家人云亦云,就是“曲学阿世”,违反真理。拍社会、拍时代的马屁是不应该的,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。)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的吗?《长短经》的作者,于是引证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批评,也就是他在史记上留给我们后人,对历史的看法。

刚才说过了叔孙通对历史的关键之举,如“朝班”的制度,自汉代由他建立以来,虽然历代各有不同的沿革,但一直到清朝末年,实行了几千年。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,叔孙通是了不起的人物,自汉代以来,这几千年当中,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,一直受他的影响。所以司马迁反对一般人对叔孙通小节方面的批评,他是从大处着眼下笔,他说叔孙通“量主而进”,从这句“量主而进”,我们就看到,王充说《史记》是一部“谤书”,毁谤汉朝的大著作,换句话说是毁谤历史的大著作,但在当时不大看得出来。如用的字句,司马迁是斟酌又斟酌,像“量主而进”这四个字,用得非常好。就是后世说的“良禽择木而栖,良臣择主而事。”好的鸟如凤凰,绝不随便落在一般树上,一定落在梧桐树上,否则宁愿停留在半空盘旋,绝不下来。一个人则择主而事,古代君臣、主仆的关系分得很清楚。“量主而进”就是测量测量老板,跟随他有没有意义,前途有没有希望。“前哲所韪”前辈的哲人--代表贤人、圣人、有道德学问的人,都认为这样是对,是应该的原则。这两句话八个字,已经把一般人对叔孙通的评论推翻了。

司马迁再为这个“生”字作申论说:叔孙生希世庶务--叔孙生的“生”字是“先生”的意思--就是说叔孙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,为了要继承文化,不致中断而留传下去,希望有个好的社会,执行正统的文化,等到好的时代来了,好做一番事业,制定文化精神的体制。进退之间,他看得很清楚,在秦始皇这个时代,他没有办法,只好跟着时代变,并没有完全依照古礼,所以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环境,以应变达到最后的目的,结果目的都达到了,他跟随汉高祖,最初在汉高祖忙于军事的时候,等于当个附员,闲的差事,拿一点薪水,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。到后来,他开创了汉朝的文物制度,成为汉代的儒宗。

司马迁更进一步引申,古代所谓君子之人,“直而不挺”,像一棵树一样,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,只有这棵树是直的,但这棵树也很危险,容易被人砍掉,所以虽然直的,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。自己站住。站住以后,在这种时代也是很难处的,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,就显得特别,特别了就会吃亏,还要配合大家,但配合大家,和大家一样又不行。在“致曲则全”的原则下,必须保持着一贯的中心思想。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,就“大直若诎”,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。“道同委蛇”,作人的法则,好像太极拳一样,跟着混,而结果达成他的目的,这就是叔孙通的作法,结果他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,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。

这是说臣道的宗旨,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间,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民族文化、为个人,要站住已如是之难,站住以后要达到一个为公的目的就更难了。

……

议曰:太公云,吏不志谏,非吾史也。来去延诘张禹曰,尸禄保位,无能往来,可斩也。

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。朱云和张高两人,都是汉成帝的老师,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,民间怨恨到极点,各处的报告,反应到朝廷的意见,都被张禹把它压下去,不提出来。所以朱云就当着皇帝的面,洁问张禹,说张禹对下面这么多意见,不提出来报告皇帝,像死人一样占住一个位置,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,什么事都没做,使上下的意见都不沟通,应该杀了他。这是引述的一段历史故事。

班固曰:依世则废道,违俗则危殆,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。由此言之,存与死,其义云何?

班固是依照司马迁着《史记》的路子而着《汉书》的,他讨论历史,提出这个意见,认为作人处世很难,跟着社会时代走,就违背了传统的道,违背了自己文化的精神,可是硬不跟着时代走,违背一般世俗的观念,本身就危险,至少这一辈子没有饭吃,会把自己饿死,这是事实。像电视节目,我们认为不好的,可是广告收人好,我们认为好的,可没有广告了,电视公司就要喝西北风,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中国的古人,想要请他出来做官,他不要,为什么不要?为什么清高?他既然出来,就要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,估计一下如果贡献不了,又何必出来?所以就不轻易接受爵位了。这是古人,若是现代的人可不管这许多了,有人给一个顾问名义,也就挂上,尽管不拿钱,还可出名哩!时代不同了!古人传统文化的观念,如果担任了名义,而无法有贡献,就宁可不接受。那么由这个道理看起来,推论下去,一旦面临生和死之间的抉择,有时候连这条命也要交出去了,就是说生与死之间的哲学的意义,该怎样讲法?

对曰: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,专为生则赛义。若义重于生,舍生也可;生重于义,全生可也。

作者于是引用刘宋一位学者范晔说的话,他说一个人一天到晚,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,那么连饭都吃不饱,谋生的办法都没有。但是如果专讲求生,就会亏损义理。我们看看现在的人,为生活、为前途,什么事情都可以干,只要钱赚得多,都可以来。古人往往以义作为行事的准则,如果认为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,就可以一死!但有时候,做忠臣并不一定非死不可,中国的老话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”硬要留住这个青山。譬如被敌人包围了,在生死之间,事实上生重于死,忍辱苟生,将来能够做一番比死更重大,更有价值的事情,那么不一定要死,全生可也。相反地,就非求死以全节不可了。

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完,又提出一段历史故事:

……

或曰:然则窦武、陈再,与宦者同朝廷争衡,终为所诛,为非手?

汉代最有名的祸乱是宦官,明朝的祸乱也是宦官。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祸乱,差不多都离不开外戚、宦官、藩镇三大原因。在汉朝就亡在外成、宦官两个因素上。王莽就是外戚。唐朝亡于藩镇(权臣),明朝亡于宦官,魏忠贤这些人都是宦官。只有清朝对于这三个祸乱因素都防范得很严谨。宦官干涉了政治非杀不可,多说一句话都要被杀。清朝的实录,雍正遵祖宗的规制,他有一个最喜欢的戏子,有一天这个戏子问雍正皇帝,扬州的巡抚是哪一位。雍正一听发了火:“你怎么问这个问题!”就把这个戏子推出去杀了!看起来雍正的手段毒辣,事实上问题很大。一个平常玩玩的戏子,居然问起地方的首长是谁,可见有人在暗中拜托了什么事情。这还得了,固然处理得很严厉,但是看了历史上这些关于宦官为害的可怕事情,非这样办不可。

事实上何必要当皇帝才如此,许多人都会有这类经验,就是当上一个小主管,这类问题都来了。太大娘家的人,来说说话托个人情,你说怎么办?不答应,太太天天和你吵,难道为此和太太离婚吗?这是内威之累。或者跟了你很久的人,有事总要替他安顿安顿。这情形也和“宦寺”差不多。另外藩镇,好比下面的科长、股长,做得久了,公事又熟,出些问题,真没办法。个人尚且如此,何况大的国家?

后汉时代窦武与陈蕃,两个有名的人,以及明朝的有些大臣,硬是不卖帐,结果还是死在这班宦官手里,那么照前面的理由看起来,窦武、陈蕃这些人做得不对了吗?

范晔曰:桓灵之世,若陈蕃之徒,咸能树立风声,抗论昏俗,驱驰(山且)(山危)之中,而与腐夫争衡,终取灭亡者,彼非不能洁情志,违埃雾也。悯夫世士,以离俗为高,而人伦莫相恤也。以道世为非义,故屡退而不去。以仁心为己任,虽道远而弥厉,及遭值际会,协策窦武,可谓万代一时也,功虽不终,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。

这段还是引叙范晔的话,来答复前面的问题。读过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,就会知道汉桓帝、汉灵帝这两个皇帝了。《出师表》上提到刘备最难过、最痛恨的,就是他这两位老祖宗。这两位汉代皇帝,和宋代的徽宗、钦宗父子一样。宋徽宗做一个艺术家蛮好的,他的绘图、书法都很好,可是命苦,当了皇帝就非变成俘虏不可。

范晔所说这个历史的故事,举出窦武和陈蕃这两位后汉的名臣。当时发生了党祸,他们两人想挽回时代的风气,但是陈蕃却因窦武的党祸案子而牺牲了。这里范晔的论点是说,在桓灵这个时代,像陈蕃这种人,学问好,有见解,有人品,知识分子个个仰慕他,他个人所标榜的,已经树立了风气、声望,成为一个标竿。对当时昏头昏脑过日子的世俗抗议,他的那种思想、影响力,在最危险的社会风气中、政治风浪中,像跑马一样,和那些明知道不对而又不敢说话的懦夫争衡,结果把生命赔进去了。以他的聪明学问,并不是不能做到洁身自好,明哲保身,而是他不愿意这样做。因为他想要提倡伦理道德,人类的社会就要有是非善恶,他悲们当时世界上的人,一些知识分子,看到时代不对了,尽管反感极了,而只是离开世俗,明哲保身,逃避现实,没有悲天悯人之意,人伦之道就完了。所以他反对这些退隐的人,认为退隐不是人生的道理,于是他有机会可以退开,他还不走,而以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精神,以仁心为己任,明知道这条路是很遥远的,还是非常奋发、坚定,所以一碰到政治上有改变的机会,就帮忙窦武,而把命赔上了。这样的死,是非常值得的,以历史的眼光来看,把时间拉长,把空间放大。他这生命的价值,在于精神的生命不死,万代都要受人景仰,虽然他没有成功,但是他的精神、正义足以作为这个世界的中心。

议曰:此所谓义重于生,舍生可也

这里的结论是,当觉得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,这个时候惟有牺牲自己。这是理论,这种理论想要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和观念,则并不简单。能在必要的时候付诸实施,更是难之又难。

上面的这些历史故事,都是说“臣行”的,所谓臣行,也就是人臣的自处与处事之道。一个人做事对自己的立场要认识清楚。

下面继续提出臧洪死张超之难的故事,讨论他是不是可称为义?臧洪死张超之难故事的原文,在这段文章的后面,用括号引述出来了。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历史故事的实际经过情形,然后再说它的道理。在这里大家一定会奇怪古人写文章为什么这么别扭,把论理的文字,写在前面,而把所讨论的历史故事,写在后面。这是因为古人认为这些历史故事,每一个读书人都知道了,假使先叙述故事,再论道理,在古代认为这是丢人的事,甚至认为作者看不起人,好像表示别人对历史都不懂,只有他懂似的。因为中国古代读书人,大多都对历史典故很熟。现在可不同了,一般写论文,都是东抄西抄一大堆,写出来的意见,不是作者的,而是抄来的。这是古今之不同。其次,古人有时引述的历史故事,在文章中等于现在文体的注解,所以放在正文的后面,这是我们对于古今文体需要了解的地方。我们是现代人,就走现代的路线,从后面读起,先把这段历史故事了解,等一下再回过来看它对这个故事的评论。

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,后袁绍亦与结友,及曹操国张超于雍丘,洪闻起被围,乃徒跣号泣,勒兵救超,兼从绍请兵,绍不听。超城陷,遂族诛超,洪由是怨绍,与之绝,绍兴兵围之,城陷诛死。

这是三国时的事。广陵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一带。张超是当地的太守,他把地方的政事交给了臧洪,后来袁绍也和他做朋友。有一次曹操在雍丘(现今河南杞县)这个地方,把张超包围起来。臧洪听到这个消息,因为张超是他的朋友,又是长官,所以就光着脚,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,一面自己也出兵。同时因为袁绍是朋友,也向袁绍求救兵,可是袁绍没有理他。结果张超被曹操消灭了,全族都被杀了。臧洪就为这一件事情恨透了袁绍,而和他绝交了。朋友变成了冤家,于是袁绍又兴兵围攻臧洪,破城以后,臧洪也被杀掉了。

议曰:臧洪当纵横之时,行平居之义,非立功之士也。

后来一般人讨论这件事,就认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,头脑不清楚,当三国那个时代,正是所谓纵横时代,等于战国时候一样,是没有道义的社会,谈不到要为哪一个尽道义,立身于社会中,对当时的环境看不清楚,在纵横的时代,而去讲道德、讲仁义,乱世中去讲太平时候的高论,当然搞不好,这就是所谓:“居今之时,行古之道,殆矣!”在现在的时代,要想实行三代以上的礼乐之道,是走不通的。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,并不呆板,他教我们要赶上时代。“当纵横之时,行平居之义,非立功之世。”就是对臧洪的结论,这样做,如果想立功、立业,救时代、救社会,是办不到的。

现在再回过来看《长短经》的作者,对臧洪这件历史故事的评论,他首先提出问题:

……

或曰:臧洪死张超之难,可谓义乎?

假定有人问臧洪这样为张起而死,够不够得上是义气?于是他引用范晔的话:

范晔曰:雍丘之围,臧洪之感愤,壮矣!相其徒跣且号,束甲请举,诚足怜也。夫豪雄之所趣舍,其与守义之心异乎?若乃缔谋连衡,怀许算以相尚者,盖惟势利所在而已。况偏城既危,曹袁方睦,洪徒指外敌之衡,以纤倒悬之会,忿悄之师,兵家所忌,可谓怀哭秦之节,存荆则未闻。

范晔是说,曹操围攻雍丘,消灭张超,当时臧洪为了朋友,到处请兵,可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。而他赤了足,奔走号哭的行为真值得同情。因为英雄豪杰,在某种环境之下,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,与普通一般人的讲究仁义,在心理上是两样的,(读古书到这里,要想一下,为什么豪雄之所趣舍,其与守义之心异乎?)我们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名言,“不择手段,完成最高道德。”为了达到最高的主义,最高的理想,有时候内心尽管痛苦,也不得不作些小的牺牲。在平时作人也如此,假定现在朋友、同事之间,家庭有了困难,即使下雨下雪,没船没车,走路也得赶去帮忙。但到了一个非常的时候,自己有大的任务在身,那恐怕就不能顾全这个朋友之间道义的小节了。所以孔子说:言必信,行必果。浸浸然,小人哉!”这个话就很妙了。孔、孟之道,总是教人忠信,讲话一定兑现,做事一定要有结果,面孔子却又说,这样事事固执守信的,只是小人。这么说来,是不是言不必行,讲的话,过去了就算了吗?并不是这个意思。读书最怕如此断章取义,必须要看整篇,才知道孔子这几句话的意思。也就是说,大丈夫成大功,立大业,处大事,有个远大的目标必须要完成的时候,有时就不能拘这些小节,小节只是个人应做的事。如为国家民族做更大的事,个人小节上顾不到,乃至挨别人的骂,也只好如此。

另外一个观念:

若乃缔谋连衡,怀诈算以相尚者,盖惟势利所在而已。

在三国的时候,袁绍、曹操、张超这一班人,和任何乱世时代,据兵割地称雄的人,都是一样,有时双方和平订约了,有时候双方又打起来,也和我们现代的国际局势一样,这是个非常时期。每逢一个非常时期,不要以为国际之间有道义信用,实际上都是在作战,利害相同就结合,利害不相同就分手了。每个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盘,只要形势上有需要,利害上有关系就做,这是当然的情形。在这样一个时代中,如果这一点看不清楚,而去与人讲道义,就只有把命赔进去了。更何况,像三国时候,那种地方军阀互相割据的战争局面下,雍丘是一个非常危险、孤零零的偏僻地方,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张超被曹操毁了,以为袁绍也是朋友,去请袁绍帮忙,却不知道曹操与袁绍之间,因为利害的关系,已经结合了。这就是说臧洪的头脑不够,对时势分析不清楚,如何去做好这工作?他想借袁绍的兵,把曹操打垮,这是很危险的。像吴三桂借满清的兵打李自成,结果就成了满人的天下。再以中国的军事哲学--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来讲,不冷静地先求“谋攻”的关键,只是感情用事,以个人忿恨的私见,影响到作战的决策,头脑就昏了,心理上情绪的悲哀、怨恨,是军事学上的大忌讳。这不只是限于军事,在工作上有时碰到紧急困难的时候,个人的情绪忿捐之中,特别要注意,必须把这种情绪先除去,然后才能够冷静,才能把事情分析得清楚,“谋定而后动”而像臧洪这样“徒跣且号,束甲请兵”,和以前战国时候,吴楚之战,楚被吴打垮了,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救兵,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样的。这样对个人节操而言是对的,但对事情而言,这是没有用的。不能解决问题。这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个人做人的情操是一回事,处理事情的观点、看法、智慧的决定,又是另一回事。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,在他个人,是成了千秋万世之名,但为楚国着想,借了外力秦兵去打关国,前门驱狼,后门进虎,也不是好办法,还没有听说过这样能复国图存的。

或曰:季布壮士,而反摧刚为柔,髡钳逃匿,为是乎?

大家都知道一诺千金,是季布有名的历史故事,这位先生是了不起的。他年轻时是一位非常有号召力的游侠之士,后来跟随项羽,作战非常勇敢。有一次把刘邦打垮了,追击刘邦,差一点就可以砍到刘邦的马尾。后来刘邦得了天下,最恨的也是季布,所以悬重赏缉捕季布,同时下令,藏匿了他的要诛全族。在这样严缉之下,季布就到山东一位大侠朱家那里卖身作佣人。朱家一看见季布,就看出来了,把他收留下来。到晚上再把季布找来,做个别谈话,要他说老实话。季布说,你既然知道了,就随你办,向刘邦报告,就可以得重赏乃至封侯。朱家当时就安慰他,绝对不会这样做。同时告诉季布,这样逃匿不是办法,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。朱家本来就和刘邦这些人很熟,他和季布商量同意,将季布扮成车夫,朱家带他去见刘邦。到了长安以后,这一班帮助汉高祖打天下的老朋友都宴请朱家,问他到长安有什么事,当然,都知道他不想做官,也不会要钱。朱家就要他们转告刘邦,季布这个人,年轻有为,是个将才,是个可以大用的豪杰之士。当年和项羽打仗的时候,季布追杀刘邦,是各为其主。项羽完了,就不必再视季布为仇敌,现在通令全国抓他,这样逼迫,他被逼紧了,不是向南边逃到南越,就是往北边逃往匈奴(因为那时刘邦所统一的天下,只限于中原一带,至于长江以南的两广、云贵一带,南越王赵佗,和汉高祖同时起来的,虽已称臣,并未心服;北方的匈奴,也随时要侵犯中国的),这样平白地送给敌人一名勇将,给自己增加一个最大的祸患,这又何苦?朱家说,现在就为这事而来。这班大臣们向刘邦报告以后,汉高祖听说是朱家来说的,就取消了通缉令,并且给季布官做。所以后来季布又成了汉朝的大将,而且非常忠于汉室。可是如果没有朱家这一次出来说话,还是不行。而朱家说妥了这件事,仍然回山东过他的游侠生涯去了,不要功名富贵。所以侠义道的精神,在中国的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的。这里是说,季布失败以后,毫无办法,英雄的豪气都没有了,变成窝囊得很,把头发剃光,什么苦工都做不该去躲藏的地方也去躲藏,偷偷摸摸过日子,这样对吗?以中国文化精神来说,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,失败了就自杀算了。在那个时候说来,季布既是壮士,失败后却窝囊的过逃亡日子,这是对的吗?

对于上面这种一般看法的问题,下面引用司马迁的话作答案:

司马迁曰:以项羽之气,而季布以勇显于楚,身屡典军,搴旗者数矣,可谓壮士。然至被刑戮,为人奴而不死,何其下也?彼必自负其材,故受辱而不羞,欲有所用其未足也,故终为汉名将。贤者诚重其死,夫婢妾贱人,感慨而自杀者,非勇也,其计尽,无复之耳。

司马迁说,当项羽与刘邦争天下的时候,以项羽的那种力拔山兮的气慨,而季布却仍然在楚国能以武勇,显名于天下,每次战役中,带领部队作先锋,身先士卒,一马当先,多少次冲入敌阵,夺下对方的军旗,斩了对方的将领,可说是一个真正的壮士。可是等到后来项羽失败了,汉高祖下命令要抓他来杀掉的时候,却又甘心到朱家那里当奴隶,而不自杀。从这点看起来,季布又多么下贱,一点壮志都没有。其实,季布这样做法,并不是自甘堕落,他是有自己的抱负,自认有不了起的才华,只是倒霉了,当初找错老板,心有不甘。所以当项羽失败了,愿意受辱,并不以为羞耻,因为还是要等待机会,发展自己的长处,所谓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”所以他最后还是成为汉代的名将。由他的经历做法,就看出了他的思想、抱负,他觉得为项羽这种人死,太不合算。一个有学问、有道德、有见解、有气派、有才具的贤者,固然把死看得很严重,但是所谓“死有重于泰山,有轻于鸿毛”。并不像一般小人物一样,为了一点小事情,就气得上吊,这种人的心理,觉得没有办法再翻身了,走绝路了,心胸狭窄,所以才愿意去自杀,而怀抱大志的人,虽然不怕死,但还是要看死的价值如何,绝不轻易抛生的。

议曰:太史公曰:魏豹、彭越,虽故贱,然已席卷千里,南面称孤,喋血乘胜,日有闻矣。怀叛逆之意,及败,不死而虏,囚身被刑戳,何哉?

这段历史是刘邦、项羽,作楚汉之争的时候,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,有部队,能作战、是名将,有举足轻重的威势,他在楚汉之间,靠向谁,谁就获胜。萧何、张良、陈平,这几个文人,却用反间计,掌握了这些摆来摆去的人。但是魏豹他们,都是太保、流氓、土匪出身的,有如民国初年各地的军阀,有的是贩马的、卖布的出身,可是他已经能席卷千里,南面称王。力量稳固以后,带了兵,喋血乘胜,天天都是他得意的时候。这种土匪、流氓出身,投机起家的分子,始终怀叛逆之意,始终不安分,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,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,才有办法,社会不乱,他们就没有办法。等到失败了,这种人不会自杀而宁愿被俘虏,身遭刑戮而死,这又是什么道理?

中材以上,且盖其行,况王者乎?彼无异故,智略绝人,独患无身耳,得摄尺寸之柄,其云蒸龙变,欲有所会其度,以故幽囚而不辞云。此则纵横之士,务立功者也。

像这样的行径,就是中等以上的人,都会觉得羞耻,而更高的王者之才,更不会这样。如项羽失败了,就以无面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了。但这些人失败以后,不死而虏,落到身被刑戮的结果,没有别的缘故,他们自视有智慧才略,所以愿意被虏,希望将来还能够上台,抓到兵权或政权,实施他的理想,云蒸龙变(根据《易经》的道理,“云从龙,风从虎”当老虎来的时候,会先有一阵风过来,龙降的时候,一定先起云雾。所谓云蒸龙变,就是形容一个特殊人物出现时,如龙出现一样,整个社会都会受影响而转变),所以他们不愿轻易牺牲,宁愿俘虏。而希望得到机会,能发展自己的抱负、理想,这就是贾谊所说的:“烈士殉名,夸者死权”的心理,只想自己如何建功立业为目标,而至于自己个人,受什么委屈都可以,绝对不轻易牺牲。这也就是乱世多纵横捭阖之士的功利主义。

又“蔺公赞”曰:“知死必勇,非死者难也,处死者难,方蔺相如引璧睨柱,及叱秦王左右,势不过诛,然士或怯懦不敢发,相如一厉其气,威信敌国,退而让廉颇,名重太山,其处智勇,可谓兼之矣!”此则忠贞之臣,诚知死所者也。

这里再引用司马迁对蔺相如的赞。“赞”是旧式文章的一种体裁,所谓“赞”、“颂”等等都是在一篇传记后面的一个评论。司马迁在《相如列传》之后,评论的几句话说,蔺相如知道自己非死不可。如今日做敌后工作的人,最后可能就是死亡,明知道做这工作是死,而决心去做,这须要大勇。但是死本身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,而是对死的处理,对于这一下应该死或不应该死的决定,这一处理,不但要有大勇,还要有大智。所以在死以前,应该做怎么样的决定,这才是最难的事。现在蔺相如在秦庭和秦始皇当面争论抗衡的时候,不把和氏璧交给秦始皇,手上捧着和氏璧,眼睛看着柱子,准备自己碰上去,把自己的生命和那块玉一起碰毁,回过头来骂秦始皇和他的左右。而蔺相如并没有武功,那一种情势的最后结果,不过是被杀头而已,所谓除死无大事。可是,人在这种情形下,能做出这种决定来是最难的。一般人在这个情形下,一定是懦弱胆小,拿不出这种勇气的。其实有时候,在某种情况下,胆子小,拿不出勇气来,最后还是死,死了还挨骂。而蔺相如这时,却大发其脾气,反而把秦始皇镇慑住了。后来蔺相如回到赵国,因这件事的功劳,官做得和廉颇一样大,廉颇心里不服气,处处和他过不去,等于首相和大元帅不睦,但是蔺相如不管廉颇怎样侮辱,他都躲开。有人问蔺相如为什么这样怕廉颇。蔺相如告诉他们,一个国家如果文臣武将之间有了意见,国家就危险了。现在秦国不敢来打,就因为有我和廉颇两个人在,如少了一人,国家就完了。后来这个话传到廉颇耳里,他心里很难过,知道自己都在蔺相如的包容之中,因此自己背根荆条去向蔺相如跪下来请罪,而变成了好朋友。由此看蔺相如的智慧、修养,真是智勇双全。而《长短经》的作者,则引用司马迁的这段赞词,从另一个观点批评说,像蔺相如这种人,就是忠贞之士,对于应该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、什么事情上不怕死,对什么事情应该不轻言牺牲,他都有正确的自处之道,这需要大智慧、大勇气,并不是盲目的冲动。

管子曰:“不耻身在缧绁之中,而耻天下之不理;不耻不死公子纠,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。”此则自负其才,以济世为度者也。此皆士之行已,死与不死之明效也。

这里是引用管仲的一段自白来作评论。大家都知道管仲是齐桓公的名相,可是最初管仲是齐桓公的敌人,情形和季布与刘邦的关系是一样的。管仲本来是帮助齐桓公的劲敌也是兄弟公子纠的,管仲曾经用箭射齐桓公,而且射中了。只是很凑巧,刚好射在腰带的环节上,齐桓公命大没有死。后来齐桓公成功了,公子纠手下的人,都被杀光了。找到管仲的时候,管仲把手在背后一反剪,让齐桓公的手下绑起来,自己不愿自杀,而被送到齐桓公面前。因为他心里清楚,有一个好朋友鲍叔牙,在齐桓公面前做事,一定会保他。齐桓公一看到他,果然非常生气要杀他。鲍叔牙就对齐桓公说,你既然要成霸主,要治平天下,在历史上留名,就不能杀他。鲍叔牙这一保证,齐桓公就重用了他,(当然也要齐桓公这种人,才会这样做。)后来果然做了一代名臣。可是有人批评管仲,管仲就说:人们认为我被打败了,关在牢里,变在囚犯是可耻的,我却不认为这是可耻的。我认为可耻的是,一个知识分子活了一辈子不能治平天下,对国家社会没有贡献。人们认为公子纠死了,我就应该跟他死,不跟他死就是可耻。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,而我认为我有大才,可以使一个国家称霸天下,所以在我认为可耻的,是有此大才而不能使威信布于天下,这才是真正的可耻。

《长短经》的作者于是作结论说,像管仲这一类的思想,绝不把生死之间的问题看得太严重,因为他自负有才能,目标以对社会,对国家,对天下,济世功业为范围。所以上面所提的泄冶以迄于管仲的这些历史经验,都是说明知识分子,对自己一生的行为,在死与不死之间,有很明白的经验与比较。

……

或曰:宗悫之贱也,见轻庾业,及其贵也,请业长史,何如?

这是说另外一个历史故事:在《滕王阁序》里,提到过宗悫这个人,“有怀投笔,慕宗悫之长风”所说的宗悫就是这个人,他是刘宋时代人。(历史上的“宋代”分辨起来很讨厌。宋有北宋、南宋。这个宋是唐代以后的宋朝,宋高宗南渡以后称南宋,南渡以前称北宋,是赵匡胤打下的天下,由赵家做皇帝。而刘宋则是南北朝时期,南朝的第一个朝代,因为这个刘宋的第一个皇帝,也是和汉高祖一样由平民老百姓起来的刘裕。所以后世读历史,为了便于分别朝代,就对这晋以后南北朝的宋朝,称作刘宋。而对唐以后的宋,有时则称之为赵宋。)宗悫就是刘宋时代的人,在《长短经》里只说他是宋代人,但因为作者是唐代的人,绝不可能说到后来赵宋时代的人,所以读书的时候,万一发生类似的疑问,就要把历史的年代弄清楚。这里说当宗悫还没得志的时候,他的同乡庾业,有财、有权、有势,阔气得很,宴请客人的时候,总是几十道菜,酒席摆得有一丈见方那么多,而招待宗悫,则给他吃有稗子的杂粮煮的饭,而宗悫还是照样吃饭。后来宗悫为豫州太守,相当于方面诸侯,军权、政权、司法权、生杀之权集于一身,而他请庾业做秘书长了,绝没有因为当年庾业对自己那样看不起而记仇,这就是宗悫的度量。

最近看到一篇清人的笔记上记载,有个人原来去参加武举考试的,因为他的文章也作得好,所以同时又转而参加文举,但是这和当时的制度不合,因此主持文举考试的这位着名的学官,大发脾气。因为这时已经是清朝中叶以后,重文轻武,对武人看不起,这也是清代衰落的原因之一。在当时文人进考场的时候,那些武官是到试场为考生背书包的。所以这些学官对这个转考文举的武秀才看不起,教人把他拉下去打三十板屁股。可是他挨了打以后,还是要求改考文举。这位学官盛气之下,当时就出了一个题目,限他即刻下笔。这位秀才提起笔就作好了。这位学官终归是好的,还是准了他考文举。后来这个人官做得很大,升到巡抚兼军门提督,等于省主席兼督军又兼战区司令官,他还是带了随从去拜访当年打他屁股的这位学台,而这位学台心里难过极了,一直向他道歉。他却感谢这顿打激励了他,并请这位学台当秘书长。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看到,小器的人,往往没有什么事业前途。所以说,器度很重要。而且人与人相处,器度大则人生过得很快活,何况中国的老话:“人生何处不相逢?”这段书就是讨论宗悫对庾业的事情,该是怎么个说法,下面引用斐子野的话:

斐子野曰:夫贫而无戚,贱而无门,恬乎天素,弘此大猷,曾、原之德也。降志辱身,亻免眉折脊,忍屈庸曹之下,责骋群雄之上,韩、黥之志也。车身之事则同,居车之情已异。若宗元斡无作于革具,有韩、黥之度矣,终弃旧恶,长者哉!

他说一个人在穷困中,心里不忧不愁;在低贱的时候,没有地位,到处被人看不起,内心也不烦恼,不苦闷,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修养,淡泊于天命和平常,穷就穷,无所谓,而胸怀更伟大的理想,另具有长远的眼光。只有像曾子、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,才有这样的器度、修养和德性。再其次有一种人,“降志辱身”,倒霉的时候,把自己的思想意志降低,倒霉的时候就做倒霉的事,乃至身体被人侮屏都可以,头都不招,眉毛都挂下来,眼睛都不看人,佝着背,到处向人家磕头作揖,在一批庸庸碌碌的人下面,忍受委屈。一旦得意的时候,则像在一些英雄的头上跑马似的,这就是韩信、黥布一流的人物。他们都是汉高祖面前两位大将。黥布封为九江王,他在秦始皇时代做流氓,犯过法,脸上刺了黑字,所以名黥布,后来贵为九江王。韩信则在倒霉的时候,腰上带了一把剑,遇到流氓,流氓骂他饭都没有吃,没有资格佩剑,迫他从胯下爬过去。后来韩信当了三齐王,那个流氓到处躲,韩信还把他请来作官,并且说当年如果不是这一次侮辱,还懒得出去奋斗呢!最后汉高祖把他抓来的时候,本来不想杀他,还和他说笑话。他批评某些人的能力只可以带多少兵,汉高祖问他自己能带多少兵,他说多多益善。汉高祖说:你牛吹得太大了,那么我可以带多少兵?韩信说,陛下不能带兵,可是能将将。韩信当时是把所有的同事都看不起。他对这些同事,也都是身为大元帅的批评别人的那两句名言:“公等碌碌,因人成事。”其实反省过来,包括我们自己在内,都是如此--“公等碌碌,因人成事。”这句话也形容出韩信在得意的时候,有如天马行空,在一般英雄头上驰骋。

由此看来,有的人不怨天不尤人,愿意过平淡的生活,这是高度的道德修养,只有曾子、原宪这一类的人才做得到。但是有一类英雄也做得到,不得志的时候委屈,乃至一辈子委屈,也做得到,可是到得志的时候,就驰骋群雄之上,这就和曾子、原宪不一样。而这两种人,“卑身之事则同”,当不得志的时候,生活形态搞得很卑贱,被人看不起的那个情形,是相同的。可是处在卑贱时,这两种人的思想情操,则绝对不同。一种是英雄情操,得志就干,不得志只好委屈;另一种是道德情操的思想,却认为人生本来是要平淡,并不是要富贵,所以“居卑之情已异”。

可是像宗悫(号元斡),是兼有这两种修养的长处,当年庾业看不起他的时候,盛大的酒席招待朋友,却招呼他在旁边吃一碗杂粮饭,他井不觉得羞耻,吃饱了就好。因为他有理想,准备将来得志了大做一番,所以有韩信、黥布那样的器度。而当他得志以后,还请庾业来做部下,把过去受辱的事都放开,真是一个长者之风。这个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、厚道的心地,真是了不起。这是说与臣道有关的个人修养问题。

世称郦寄卖交,以其绐吕禄也,于理何如?

这段历史故事,是汉高祖死了以后,吕后想夺政权,把自己娘家的人弄上台,而将汉高祖的老部下都撵掉了,是汉代历史上很着名的一段危险时期。郦寄是汉高祖的一位秘书兼参谋郦食其的儿子。后来周勃他们推翻了吕家的政权,恢复了汉高祖子孙的权位,这中间是一段很热闹的外戚与内延之争。在这一段斗争中,周勃他们,教郦寄故意和吕禄做好朋友。这时吕禄是执金吾,等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。需先把吕禄弄开,否则这天晚上推翻吕家政权的行动就难于顺利进行。所以这天就安排了由郦寄邀吕禄到郊外去玩。于是由周勃他们在首都把吕氏的政权推翻,接汉高祖的中子代王来即位为孝文皇帝。可是后世的人批评郦寄把吕禄骗出去郊外玩这件事情,在他个人的道义上说来,是出卖了朋友。那么这个道理,究竟对不对,又该怎么个说法呢?

班固曰:夫卖交者,谓见利忘义也。若寄,父为功臣而执劫,虽摧吕禄,以安社稷,义存君亲可也。

班固是《汉书》的作者,他认为郦寄卖友的批评不对。所谓出卖朋友的交情,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利益,而忘了朋友的义气,才是卖友。郦寄的父亲帮助汉高祖打下了天下,而吕家把这个政权用阴谋手段拿去,这才是不对的。他能在这劫难之中,把吕禄骗出去,予以摧毁,他是为了国家,为了天下,这不是出卖朋友,只是在政治上,为了对国家有所贡献,使用的一个方法而已。

魏太祖征徐州,使程昱留守甄城,张邈叛,太祖迎吕布,布执范令靳允母,太祖追昱说靳允,无以母故,使固守范,允注涕曰:不敢有二也。

或曰:靳允违亲守城,可谓忠乎?徐众曰:靳允于曹公,未成君臣,母,至亲也,于义应去。

这里引用另一个历史故事。靳允是三国时人,当时曹操带兵去打徐州,命令一个大将程昱留守后方的重镇甄城,正在这样用兵的时候,曹操手下的另一员将领张邈又反叛了他,于是曹操这时只好亲自迎战吕布。这时在战争的地理形势上,如果吕布将范城拿下来,就可以消灭曹操,所以吕布设法把守范城的首长靳允的母亲捉来,想要胁迫靳允为了救母亲而归顺自己。所以曹操也赶紧命令留守在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,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,要他固守范城这个地方。结果靳允被说动了,表示一定守城,决无二心。这里就引这个故事,问起靳允这样做法,算不算是忠。

徐众说:靳允于曹公,未成君臣,母,至亲也,于义应去。

作者引用徐众对这件事的评论作为答案。徐众是说,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,靳允和曹操之间,还没有君臣的关系,而母亲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直系尊亲,在情理上,靳允是应该为了母亲的安危而去,不应该听曹操的话不顾母亲而守城。

同时这里进一步引用历史上类似的故事,以说明这个道理。

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构,母以高祖必得天下,因自杀以固陵志,明心无所系,然后可得事人,尽其死节。

这是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的时候,汉高祖有一个大将王陵,项羽为了要他归顺过来,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来,威胁王陵。而王陵的母亲,已看出项羽会失败,刘邦会成功,自己被软禁后,知道王陵有孝心,一定不放心,会为母亲而意志不坚定。因此自杀,留了一封遗书,教人偷偷送给王陵,嘱他还是好好帮助汉高祖,坚定王陵的意志,使他一心为事业努力,心里再没有牵挂,可以全心全意去帮忙刘邦。

另一段故事:

卫公子开方仕齐,十年不归,管仲以其不怀其亲,安能爱君,不可以为相。

卫国的一位名叫开方的贵族,在齐国做官,十年都没有请假回到卫国去。而管仲把他开除了,理由是说开方在齐国做了十年的官,从来没有请假回去看看父母,像这样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,怎么会爱自己的老板!怎么可以为相!把他开除了。

所以这里就上面的几个故事,为靳允违亲的事,作了结论说:

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,允宜先救至亲。

能够对父母有感情,才能对朋友有感情,也才能对社会、对国家有感情,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结合,所以靳允是不对的,应该先去救母亲的。

接下来,又举了一个例子,就靳允违母守城这件事,作了另一个角度的结论:

徐庶母为曹公所得,刘备乃遣庶归,欲天下者,恕人子之情,公又宜遣允也。

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,曹操想用徐庶,把他的母亲抓起来,以胁迫徐庶,使徐庶进退两难。刘备一知道这情形,就对徐庶说,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,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,如留你下来,曹操会杀你的母亲,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责备,你还是去吧!所以另一角度的结论就说,一个领导人,应该深体人情,那么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的母亲才对。此所以曹操是曹操,刘备是刘备,他们两个的领导器度,绝对不同。

……

魏文帝问王朗等曰:昔子产治郑,人不能欺;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;西门豹治邺,人不敢欺;三子之才,与君德孰优?

这段是说魏文帝曹丕,问他的大臣王朗他们:根据历史的记载,春秋战国的时候,郑国的大臣子产,能够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骗;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时候,受他道德的感化,一般人不忍心骗他;而西门豹治邺都的时候,一般人不敢骗他。不能骗、不忍骗、不敢骗,三个不同的反应,在今天(曹丕当时)看来你认为哪一种好?

对曰: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,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,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,任德感义,与夫导德齐礼,有耻且格,等趋者也;任察畏罪,与夫导政齐划免而无耻,同归者也,优劣之悬,在于权衡,非徒钧铢之觉也。

这是王朗的答复,首先解释不忍欺的道理,就是孔子的学生,子贱治单父的事情,王朗说,上面的领导人,本身有德,一切依德而行,能够真爱人、真敬事,一般部下和老百姓,都感激他的恩义,不忍心骗他。其次听到领导人任察,所谓“察察为明”,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清楚,如近代历史上,清朝的雍正皇帝,刚开始上台的时候,一个大臣晚上在家里和自己的姨太太们打牌,第二天上朝的时候,雍正就问他昨天夜里在干什么?这位大臣回答昨夜没事,在家里打牌。雍正听了以后,认为这大臣说话很老实,因此很高兴地笑了,并且送了他一个小纸包,吩附他回去再打开来看。这位大臣回到家里打开雍正所送的纸包一看,正是昨夜打完牌,收牌时所少掉而到处找不到的那一张牌。可不知道怎么到了皇帝的口袋里。这说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。他如果当时撒谎,说昨夜在处理公事,拟计划,写报告,那就糟了。这在雍正,就是察察为明。偶然用一下则可,但是不能长用,长用总不大好。这样以“察察为明”的作为,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风。所以做领导人的,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说了一句谎话,也许他是无心的,硬要把他揭穿,也没有道理,有时候装傻就算了。再其次说到不敢欺,上面的法令太多,一犯了过错,重则杀头,轻则记过,完全靠刑罚、法规来管理的话,那么一般部下,怕犯法,就不敢欺骗了。这样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。下面的人都照法规办理,不用头脑,明知道法规没有道理,也绝对不变通处理,只求自保,那就更糟了。

……

这篇是讲臣道,专门讲干部对上面尽忠的道理,但是尽忠不能只作单方面的要求,如果上面领导得不对,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,所以王朗在这里引申,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,下面自然感激思义,这和《论语·为政》孔子所说的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两句话的意思一样。王朗在这里就是袭用孔子的这两句话,予以阐述。任德感义的,同“道义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”一样,可以达到最高的政治目的。假使靠察察为明,使下面的人怕做错了成为风气,就与孔子所说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”的结果相同。就是说不要认为拿政治的体制来领导人,拿法令来管理人,是很好的政治。法令越多,矛盾越多,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责任,而且自认为很高明,在内心上无所惭愧。他最后说,这两种情形之下,好坏的悬殊很大,主要的还是在于领导人自己的权衡,像天平一样,不能一头低一头高,要持平。但一个领导人、大干部,决定大事的时候,不能斤斤计较小的地方。

……

或曰:季文子,公孙弘,此二人皆折节俭素,而毁誉不同,何也?

这是历史上两个人的评论。季文子是春秋时名臣,道德非常高。公孙弘是汉朝有名的宰相,此人来自乡间,平民出身,很有道德,名闻天下,一直做汉武帝的宰相。虽然做了几十年宰相,家里吃的菜,还是乡巴佬吃的菜根、豆腐、粗茶淡饭,穿的衣服旧兮兮的,非常朴素。我们看《史记》公孙弘的传记,一长篇写下来都是好的,实在令人佩服,不好的写在别人的传记里了。这是司马迁写传记的笔法。公孙弘这个人实际上是在汉武帝面前作假,等于民国以来的军阀冯玉祥一样,和士兵一起吃饭的时候啃窝窝头,回去燕窝鸡汤炖得好好的,外面穿破棉大衣,里面却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,公孙弘就是如此。季文子和公孙弘都折节--所谓“折节”,在古书上常看到,如“折节”读书。曾国藩有几个部下,器宇很大,但学问不够,受了曾国藩的影响,再回去读书。结果变成文武全才,这情形就叫作折节读书。换句话说,就像一棵树长得很高,自己弯下来,就是对人谦虚,虽然身为长官,对部下却很客气,很谦虚,所谓礼贤下士,也是折节的意思。这段书说,季文子、公孙弘这两个人,到了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尊荣,都不摆架子,自己也能俭朴、本素,可是当时以及历史上,对这两个人的毁誉,却完全不同。司马迁对公孙弘是亲眼看到的,写历史的人,手里拿了一枝笔,绝不会姑息的,对就是对,不对就是不对。可是中国的历史,大多都是隔一代写的,当代多是记录下来的笔记。由此观之,问题很大,隔了一代,就有许多事情不够真实。但是评论历史人物,却的确需要隔一代。在当代要批评人物,也得留点情面,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,隔一代的评论就不同了,没有情感和利害关系,才能冷静客观。这里的两个人,在当时的为人处世型态和做法是一样的,当代的人很难评论,而后来历史的评论,完全不同。这是什么道理?

范晔称:夫人利仁者,或借仁以从利!体义者,不期体以合义。

范晔是《后汉书》的作者,南北朝刘宋时的名臣。他说范晔曾说过,人并不是各个都仁,有些人拿“仁”来做幌子,在政治上假借仁为手段,以达到个人的私利;另外有些人处处讲义,做事情讲究应不应该,合不合理,可是并不一定是为了一个义的目标而做的。

季文子妾不衣帛,鲁人以为美谈;公孙弘身服布被,汲黠讥其多许,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。何也?将体之与利之异乎?故前志云,仁者安仁,智者利仁,畏罪者强仁。校其仁者,功无以殊,核其为仁,不得不异。安仁者,性善者也;利仁者,力行者也;强仁者,不得已者也;三仁相比,则安者优矣。

这仍是范晔的话,他说季文子身为宰相,他的太太们身上没有穿过好的衣服,鲁国人谈起来,都认为这是自己国家的光荣。可是汉武帝时候的公孙弘,当了宰相,一辈子穿布衣服。(等于现在的人,始终穿一套卡其布中山装,这样不好吗,说他作假,作一辈子可也不容易。)而和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,(这个人汉武帝都怕他,监察御史的职权大得很,皇帝不对,有时他也当面顶起来。古专制时代的皇帝也不好当的。汲黯讲话不大清楚,有点大舌头,好几次为了国家大事,和汉武帝争吵,他站在那里,结结巴巴讲不出话来,把汉武帝都逗笑了,依他的意见,教他不要急。)这个骨鲠之臣,硬作风的人,就当面指责公孙弘是作假。季文子和公孙弘的实际行为都是一样的,可是在历史上,季文子绝对是好的,公孙弘则后世认为他在作假,是什么理由?这就要自己去体会。

用仁义做手段来兴利,或为了天下的利益,或为自己的利益,一是为公,一是为私,差别就在这里。换句话说,历史是很公平的。如果真的做了一件事,在历史上站得住,留给后世的人景仰,是的就是,非的就非。所以前人书上的记载(指孔子的话)说:“仁者安仁,智者利仁。”有些部下,怕触犯上面规定的法令,怕不合规定,勉强做到仁的境界,这样做就不是自然的,不是本身的思想道德与政治道德的修养。所以比较起来,这几种为仁的表现虽然一样,但是仔细考核起来,他内在思想上,心理的动机是有差别的。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。如以历史上的帝王来说,宋太祖赵匡胤就天生的仁慈。

一部二十四史,几乎没有一个开国皇帝不杀功臣的,只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,成为历史的美谈。等于是坦白地说明了,他手下这些将领,在起义当时,都是他的同事,当时他只是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这一类的官,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,同事们把他捧起来,当了皇帝。后来他想也是很难办。我们看了一部二十四史,做领袖的确很难,我们常说朱元璋刻薄,杀的功臣最惨,如果人生经验体会得多了,到了那种情况,也真没有办法。朱元璋本来很好的,当了皇帝还念旧,把当年种田的朋友找来,给他们官做,可是他们在朝廷里乱讲空话,把当年小时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说出来,说一次还不要紧,常常说,连其他的大臣都受不了,只有宰了。不要说当皇帝,很多人上了台以后,一些老朋友、老同学,来了一起做事,也一样以老同学关系,在公开场合说空话。所以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,一些同时打天下的人,恃宠而骄了,使赵匡胤没有办法,只好请大家来吃饭。酒喝多了,饭吃饱了,他对大家说,皇帝这个位置不好坐呀!大家说,这有什么不好坐,大家拥护你到底。赵匡胤说,你们当时把黄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,假使有一天,别人也把黄袍替你穿上,又该怎么办?这一下大家明白了,站起来问他该怎样才好,一定听他的。于是赵匡胤说,大家要什么给什么,回家享福好不好?大臣们只好照办。这就叫做杯酒释兵权,所以没有杀过功臣。这是研究赵匡胤的这一面,他确实很仁慈。

另一面来说,因为很仁慈,宋朝的天下,自开国以来,始终只有半壁江山。黄河以北燕云十六州,一直没有纳入版图。因为他是军人出身,知道作战的痛苦,也知道战争对老百姓的残害,他不想打仗,只想过安定的日子,拿钱向辽金把这些地方买回来。这是历史另一面的研究。

现在讲到人的天性问题:安于仁的人,天性就良善;而以仁为利,而心向往之的人就不同了,只是硬要做到仁的境界,不是天生的厚道。而另外有些人,比主动利仁还差一级的,是外表行为勉强做到仁的标准,因环境所逼,不得已才这样做的。所以在安仁、利仁、强仁这三种性格的人,比较起来,安于仁道的人当然最好。

……

议曰:夫圣人德全,器无不备。中庸已降,才则好偏。故曰:柴也愚,参也鲁,师也辟,由也(口彦)。由此观之,全德者鲜美!全德既鲜,则资矫情而力善矣!然世恶矫伪,而人贤任真,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,可为贤乎?对曰:吁!何为其然?夫肖貌天地,负阴抱阳,虽清浊贤愚,其性则异,而趋走嗜欲,所规则同。故靡颜腻理,人所悦也;乘坚驱良,人所爱也;苦心贞节人所难也;徇公灭私,人所苦也。不以礼教节之,则荡而不制,安肯攻苦食淡,贞洁公方,临财廉而取与义乎?故礼曰:欲不可纵,志不可满。古语云:廉士非不爱财,取之以道。诗云: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皆矫伪之谓也,若肆其愚态,随其鄙情,名曰任真而贤之,此先王之罪人也。故吾以为矫伪者,礼义之端;任真者,贪鄙之主。夫强仁者,庸可诬乎?

这一段是本文作者的评论,开头一段讲到人才的道理,可以说是领导人如何去发掘人才,也可以说做干部的对自己的认识。他是以中国文化中“圣人”这个名称,来标榜学问道德的最高成就,他说: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(这里的道德,并不是我们现代所讲的道德观念,这是一个名称,包括了内心的思想、心术、度量、才能等等)。器识,才具,学问,见解,没有不完全的。等而下之,不是圣人这一阶层,中等的人,每个人都有他的才能,各有长处,不过所好不同,各有偏向,某人长于某一点,某人欠缺某一点。所以孔子对他的学生批评:“柴也愚,参也鲁,师也辟,由也(口彦)”,四人各有所偏。由这个道理看来,一个人“才”“德”“学”能全备的,就比较少了。既然全德的人是少数,要想达到圣善,只好靠后天的努力,由外表行为做起,慢慢影响内在。(如教学生对人要有礼貌,学生说不习惯,就教他们先由表面做起--做作,久了就变真了。)但是世界上一般人又讨厌作假,喜欢坦率。不过一个贪愚的人,也坦率,贪的坦率,要就要,笨就笨,这样的人难道就让他坦白的贪愚下去吗?就可以信任他,把责任交给他,认为他是好的吗?道理并不是这样的。“肖貌天地,负阴抱阳。”中国的哲学,人是秉赋阴阳的资质,为天地所生。外国人说上帝依照他自己的样子造人,中国人不讲上帝,而说人是像(肖就是像)天地一样,本身具备有阴阳之性,虽然生下来,清、浊、贤、愚,后天的个性各有不同,可是追求嗜欲,要吃好的,穿好的,富贵享受,这种倾向,都是相同的。所以人都要把自己装扮起来,好像女人总要抹抹口红,男人总要刮刮胡子,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样好看。坐高级的车子,骑上好的马,以现代来说,坐最新颖的汽车,是大家都喜欢的;相反的,守得清贫,喜欢穷,非常洁身自爱,这是难以做到的。当然有这种人,但那是少数,不能普遍要求每一个人。至于那种处处为公,绝对不自私的典范,理论上是不错的,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,领导人要注意,如此要求,鞭策自己可以,要求别人的尺码就要放宽一点。

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忠臣孝子的标准,必须以学问道德,慢慢修养而来,人性生来并非如此良善。因为自己思想学识认识够了,由礼义的教育下来,能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,才做得到。假使不在后天上用礼义教育节制,任由人性自然的发展,就像流水一样飘荡、放浪,欲望永远无穷。如此欲望无穷,又怎么能够吃苦过日子,安于淡泊,做到绝对贞洁,一切为公,一切方正,尤其在钱财方面,临财不苟取,完全合于义礼呢?所以《礼记》上说,“欲不可纵,志不可满。”(这八个字把政治、教育、社会,乃至个人的修养都讲完了。)教育并不是否认欲望,而在于如何设法不放纵自己的欲望,“志”是情感与思想的综合,人的情绪不可以自满,人得意到极点,就很危险。历史上可以看到,一个人功业到了顶点以后,往往会大失败。所以一个人总要留一点有余不尽之意。试看曾国藩,后来慈禧太后对他那么信任,几乎有副皇帝的味道,而曾国藩却害怕了,所以把自己的房子,命名为“求缺斋”,一切太圆满了不好,要保留缺陷。古人说的廉士清官,绝对不要钱吗?恐怕不是,一般人公认的清官包公,假使说他连薪水袋都不拿,那才是怪事哩!如果上面有合理合法的奖金给他,他还是应当拿的,所以廉士不是不爱钱,而是取之有道,对于不义之财绝对不取,已经是了不起了。

《诗经》里说的: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(《论语》引用这两句话是从好的一面讲,这里是从相反的一面讲。)人还是得像雕刻一样,用后天的努力,勉强自己,雕凿自己,慢慢改变过来(我们作学问,该有这一层领悟,也就是任何一句话,都有正反两面,乃至多角度的看法。《诗经》这两句话,在《论语》里,孔子和子贡讨论到诗,是就道德的修养而言,而这里说,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个性,由作假而变成真的,也同样用到这两句话。这就是我们写文章,以及作人做事要体会的。尤其是一个领导人,更必须有这一层认识。同样一句话,各个人的看法都会不同,所以对于别人的要求,也不能完全一致。由此可见,文字语言,不能完全表达人类的思想。如果能够完全表达,人与人之间,就没有误会了。所以说话很困难,除了口里发声以外,还要加上眼睛、手势、表情等等。才能使人懂得,有时候动错了,别人还是会误会的。在哲学观点说,这就是人类的悲哀)。

现代全世界的青年,包括中国的青年,都反对后天的约束。他们觉得一切太假了,认为人欲怎样就该怎样,所以前些年的嬉瘩,就是这样,要求任真(现代所谓的放任自然)。人为什么要那么多的礼貌?那么多的思想范围?这问题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。这里就说,放肆天生愚蠢、丑陋不稳定的情绪,让它自然发展,毫不加以理性的约束,认为这样才不矫情,才算任真。那么想要杀人抢人,就杀人抢人,也是任真自然嘛2情绪上想到要抢就抢,这是自然吵!也没有错啰!但真这样就糟了,先王就成为文化罪人了。(这个先王,在古文中常有,并不是专指那一个人,而是泛称,代表传统文化。)最后作者自己的结论认为,矫情的人是作假,(如小学里教孩子,一进学校要说:“老师早!”这就是矫情,小孩子生出来,绝不会说妈妈早,你好!而是后天教育替他加上“老师早!老师好!”的观念。)但人类之有制度礼貌,就靠这点矫情开始的,在教育上另用一个好听的名词就是塑造。慢慢地,作假就是真,并不是假,而是矫正过来,改变过来,成为礼义的开始。而任真的结果,就成贪鄙之主。所以勉强学仁道的,怎么可以随便批评呢?《长短经》的作者,认为强仁是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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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就想到一件历史故事,晋朝有名的大臣陶侃,是平民出身,有名的陶侃远甓的故事就是他。原来他做过都督,长江以南的政权都操纵在他手里。而他还是愿意习劳苦,每天在家里把一些陶土的砖块,搬进搬出,他说,人的地位高了,筋骨易于疲惫,不能不习劳苦,如安于逸乐,一旦有事,体力吃不了苦就不行。同时他很节省,把木匠做工剩下来的竹头木屑,都留下来,堆了几房间,人家以为他小器。后来发生了战争,造战船的时候,需要竹钉都没地方可买,他就把这些小竹头拿出来做钉子用,及时造好了战船。所以他告诉部下,天下任何东西都有用处,不要随便浪费。那时正需要人才,有人向他推荐一个青年,他自己就去看访。看见这个青年住在一个小房间里,满屋的书画,可是棉被好像三年没有洗,头发又乱又长,他看了一眼就走了。然后他对推荐人说,这个青年,连一个房间都没有管好,国家天下大事,我不相信他能管理好,所谓“乱头养望,自称宏达。”这是他的名言,就是说这个青年,头发也不梳,弄得乱乱的,藉此培养自己声望,而自命为“宏达任真”。结果一个小房间都治理不好,恐怕别无真才实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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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曰:长平之事,白起坑赵卒四十万,可为奇将乎?

这是另外举出的一个历史经验。

这是春秋战国时候,一件有名的故事。秦国的大将白起打赵国,赵国打败了,四十万人向白起投降了。而白起在一夜之间,所这四十万人活埋了。在中国历史上,很多地方提起这件事,几千年来,一直到现代还提到。另一面在后人的笔记中记载,有人杀猪,刮毛以后,背上现出“白起”两个字,这是讲因果报应,说白起直到现在,生生世世还是在被人宰杀。不管因果报应的事有没有,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,战争杀人,是为民族,为国家,为正义不得已,所以没有罪。但如果为了私怨,尤其是对于已经投降了的人,还把他活埋,这个罪过可大了。根据历史的经验,这样是绝不可能成功的。看清史,曾国藩、李鸿章打太平天国的时候,李鸿章的淮军起来,不得已借用外国人的洋枪队。有一英人叫戈登,带兵帮忙打太平军,打到苏州的时候,有八个太平天国的将领带了好几万人向李鸿章投降,当时答应的条件,是仍旧给他们职务,后来见李鸿章的时候,有个人把他们都抓去杀了,以后这人的结果,还是很不好。而当时戈登,对这件事大加反对。后来历史上评论,一个外国人尚且有这样的正义感,不主张杀投降的人,可见一般人的看法对白起很不以为然。

这里就提出长平之役这件事情来讨论,白起这个人算是军事作战上了不起的奇将吧?

何晏曰:白起之降赵卒,诈而坑其四十万,岂徒酷之谓乎?后亦难以重得志矣!向使众人豫知降之必死,则张虚卷,犹可畏也。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?天下见降秦之将,头颅依山,归秦之众,骸积成丘,则后日之战,死当死耳,何众肯服?何城肯下乎?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,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。欲以要一朝之功,而乃更坚诸侯之守。故兵进而自伐其势,军胜而还丧其计,何者?设使赵众复合,马服更生,则后日之战,必非前日之对也。况令皆使天下为后日乎?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,非但优平原之补缝,患诸侯之救至也,徒讳之而不言耳。且长平之事,秦人十五以上,皆荷戟而向赵矣。夫以秦之强,而十五以上,死伤过半,此为破赵之功小,伤秦之败大也,又何称奇哉?

这是引用何晏的话,来评论白起算不算一位奇将。

何晏是魏时人,他说白起活埋了赵国的四十万人是一大骗局,答应投降了就没有事,结果大家投降了,又把人家活埋。这不但是性情太残暴了,以整个战略而言,实在失策,一定会失败的。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预先知道投降以后,会上当而死,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,赤手空拳地抵抗到底,也很可怕,何况这四十万人,身上都还穿了坚硬的战甲,手上还拿有锐利的武器,真打下去实在不易征服。不幸,大家相信,而上当受骗而已。白起当时以为做得很高明,实际上是增加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困难。他这样一来,天下人都看见了,知道凡是向秦国投降的人,都不会有好结果。投降的将领被砍下来的头颅堆得像山一样高,归秦的众人的骸骨堆起来像丘陵那么多。从这次以后,秦国如果再与人作战,大家都认清楚了,要死的时候就壮壮烈烈的死,反正向秦国投降了也是死,何不抵抗到底。再也没有人肯向秦军投降了。自此以后,秦国无论攻什么地方,都很不容易打下来。所以自起这样做法,反而延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时间,因为他虽然一夜之间残杀了四十万生命,相反的作用,等于告诉天下人,自己必须坚强,绝不能投降。为了希望得到一时的功劳,实际上更加坚定了各国诸侯守士的意志和决心,在战略与政略的道理上说,白起这个做法,是正在进兵的时候,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有利形势,军事的表面上胜利,而在政治上、国际上,使自己的计划走不通,这是什么理由呢?因为赵国虽然失败了,但并没有亡国,假使再起来作战,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,那这下一次的战争,就不比前一次,这次秦国就会失败了。况且自白起这一手以后,列国都对秦国备战了。因此秦国统一天下的进度就慢了,所以后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,这不但是因为赵国经这次失败,由平原君起来当统帅,秦国怕了,更重要的是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国。秦王知道这个道理,内心非常忌讳,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。

并且以这一次长平之役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在战役之前,秦国的兵源不够,重新发一道命令,变更法令,凡是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,拿了武器,到前方和赵国打仗。这仗打下来很惨,秦国十五岁以上的人,死伤过半。可见白起这一仗打下来,并没有消灭赵国,只是骗了赵国的四十万人活埋了。而对于秦国的损害,却无法弥补。以将领而论,白起并不是一个好将领。根据一员大将的修养,要懂得政治,懂得策略,要有长远的眼光,中国历代的第一流大将都是文武兼资的。武功很高,很勇敢的只是战将,不是大将。大将都是有高度的素养。就以近代史而言,大元帅曾国藩,就是文人。

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,大而用兵,小而个人。与敌人正面冲突的时候,都是同样的原则,要言而有信,欺骗只可获得一时的胜利,可是其恶果,则是得不偿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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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的讨论,就提到《素书》了。

议曰: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,弱者能制强。柔者德也,刚者贼也。柔者人之所助,刚者怨之所居。是故纣之百克而年无后,项羽兵强,终失天下。故随何曰:使楚胜,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。夫楚之强,这足以致夭下之兵耳。由是观之,若天下已定,藉一战之胜,诈之可也。若海内纷纷,雄雌未决,而失信义于夭下,败亡之道也。当七国之时,诸侯尚强,而白起乃坑起降卒,使诸侯畏之而合纵,诸侯合纵,非秦之利,为战胜而反败,何晏之论当矣。

他引用黄石公所说的原则,再加以发挥。黄石公所说的原则,也就是道家的思想:柔能克刚,弱能制强。所谓柔,就是道德的感化。过刚,就是用强硬的手段,像白起这种做法,就是贼,就是不正,过刚就是错了。有如一个人,体力不够,在街上走路跌倒,大家看见,一定上前帮助,柔者人之所助。如果是太刚强的人,那就不见得如此。太刚的人,怨恨都集中到他身上,作人就是这个道理。个性、脾气的刚柔,也是一样。历史上纣王当时百战百胜,结果还是被周武王打垮而亡了国。项羽每次战争都打胜仗,和刘邦打了七十二次战役,前面七十一次都战胜刘邦,到最后一次项羽失败了,也就完了。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(他曾经劝黥布背楚降汉,平定天下后,汉高祖封他为护军中尉)当时曾说过,全国人的心理并不希望楚国项羽打胜仗,项羽一打胜仗,所有的诸侯,自己害怕,就彼此联盟,帮忙互救,所以楚国越强,对刘邦越有利,大家都知道刘邦是个老实人,直爽厚道,大家都愿意和刘邦联合。所以从这个道理看来,假定天下整个的局面是安定的,只有一个敌人,只要这一次战争,就可解决一切,这样用一点假,还可以。(这就告诉我们,在军事上,乃至在工作上,最高的原则,还是诚信。不诚不信,最后终归失败。)如果整个的时代是不安定的,在海内纷纷,最后到底是谁成功,还没有决定的阶段,就要注意,不要眼光短浅,不要太贪现实。这个时候,想要真正的成功,还是要诚恳。假使在这个时候失信于天下,最后一定败亡。

那么回过来看长平之役,正当七雄争霸的时候,秦国想统一天下还做不到,六国诸侯的力量还是相当强盛,白起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,这一决定处理下来,结果使诸侯害怕了,反而组织联合战线,合纵了。诸侯一合纵,当然对秦国不利。白起在战场上身为统帅,这一个战地的处决,把降卒活埋了,他当时还自认为这是一次最光荣的大胜利,可是在整个列国局面来讲,是秦国的一次大失败,因此何晏的说法是对的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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