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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原本大学微言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原本大学微言》 第61章 从雍正说到乾隆

由于康熙自十三岁即位,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中,他从实践中所得的经验,影响了他的第四个儿子雍正,自小就重视学问,尤其醉心于禅宗的佛法,这是顺理成章的因缘成就。不然,雍正早年,还身为王子的时候,居然潜心佛典,后来被封为亲王以后,更加认真,公然在王府中领导少数臣工,自称学佛参禅。甚至还杂有出家和尚们的参预,岂非怪事。“知子莫若父”,如以康熙的英明,对儿子们这些作为,绝对不会毫不知情而忽略过去。事实上,他对雍正的参禅学佛,根本就不置可否,也从来没有告诫过。这不能不说他是有有意培养,至少也是并不反对。

可是一般写清初历史小说的人,大多都把雍正的参禅学佛,写作为夺嫡争权的手段,认为是以退为进的权术。其实,在康熙的时代,根本就没有把储位的密旨,先行写好,放在“正大光明”匾额后的办法。这个办法是雍正本人所开创的。因为他有鉴于历史上对储位之争的故事,如唐太宗李世民,也为了立太子的事,气得发昏。现在又亲自看到本身父兄之间立储和废太子的事,又加众多兄弟之间明争暗斗的惨痛内情,所以他在登位第一年的八月间,就命总理王公大臣等,将密封建储事的锦匣,收藏于乾清官“正大光明”匾额后,并且明说是“以备不虞”。所谓“不虞”,就是意想不到的事。因为人的生命无常,况且身居高位,无常之变更多,万一本身不保,后继无人便难办了。而且如果自己所定的人选,因环境影响而变质变坏了,要想更换另一个人,也会引起很大的不安。“凡事以豫立而不劳”,他不如采用这种公开秘密的办法,早做准备为妙。然而从清末以后,一般人便颠倒清史的前后关系,说雍正用手段改掉了藏在匾额后的遗诏,抢得皇位,未免有欠公允。

昼夜勤劳“办事定”

但我们现在要讲的问题,是无关这些历史疑案的争议,只是说继康熙以后的雍正王朝,更为明显的是外示儒学、内用佛老文化政治的内涵。但要详细说明这个理由和事实,又是一个很烦复的专题。我们只要提起大家的注意,现在还保存在故宫的档案中,仔细查一查雍正在位十三年来所批过的奏折,就会承认他是历代帝王中最为认真勤政,而且生活比较俭朴,嗜欲比较淡泊的一位皇帝。如果他无诚心办事的真情,没有过人的精力,的确是经不起这样昼夜勤劳文牍的工作,但他在做皇帝时所批大量公文的同时,却对禅宗佛学方面的编着,比起他所批奏折公文的分量还要多得多。批奏折、编着书,都要动脑筋,用手来写的。那个时候,没有打字机,更没有电脑,他身为帝王之尊,不要说日理万机,就是十多年来关门闭户,专心写作的人,也未必能有如此精辟丰富的成绩。不过。对于雍正深入禅佛的学养方面,我相信将来必有专家去研究,我们姑且点到为止,不必多加讨论。但要补充一点,雍正平生书法,也极力学习他父皇的字体,只是笔力劲势稍有不同而已。所以只要在故宫保存康熙晚年所批的奏本中,找出已经有雍正为康熙代笔批阅处置的资料,便会了解康熙早已有心培养他可能继承帝位的干练才能。如果这样,就可明自康熙在临危时,何以匆促召来雍正,咐嘱他来登位的史实了。

清初康熙一代的施政重点,在于平定内乱,统一全国。而且最注重的是治理黄河与运河的灾患,费了很大的精神和力气。对于全国知识分子“反清复明”的意识,存在满汉之争的紧张情绪,只能用怀柔绥抚的政策,举行“博学鸿词科”,以时间来争取和缓。

但到雍正登位之前,他处身皇子之位,已有四十五年的经验和阅历,关于诸多兄弟之间的事故,以及八旗子弟与满汉之间的情形,他是深知利弊。尤其对满族旗人的贪婪和腐败情形,正如他祖先皇太极当年所说的“诸姑格格等,皆以贪得为心”,必须做出处置。因此,他即位以后,立即雷厉风行,毫不留情地先从宗室动手整顿。接着,就是清理八旗子弟的游惰和贪渎。所以他首先得罪树敌的不是汉人,却是他自己的宗室和满族旗人。因此,他的宗室族人勾结汉族臣民,造谣中伤不遗余力,甚至尽量宣传他是如何使用奸诈,取得权位的不正不顺。

其次,在康熙的晚年,朝廷(皇室中央)收入的财赋及库存银两,已渐见支绌,并且与各省地方之间的财赋库存,已有矛盾。康熙四十八年,已经有诏谕户部及各省,要“从长商榷”。其中有关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贪污侵占情形,以及权臣如年羹尧、外戚如隆科多的别有异心,雍正在藩邸的时候,早已知道得很清楚。但康熙以宽大为怀,雍正自己又处在诸王大臣及兄弟之间争权夺利的嫌疑地位,当然不好明显表态。所以当他登位以后,便着手严格处置满汉权臣,整顿田赋财税,即使是兄弟宗室,也毫不留情。历来在政治上整饬纲纪,肃清贪污,几乎没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头土脸的。宋朝的包拯虽称“包青天”,但他也并末办过整理财经的大案。不然,就是万里无云的青天,也会风云变色。可是雍正却不顾一切,亲自动手做到了,清朝的国库充足了,贪污犯罪的官吏倾家荡产了。因此,有关满汉反对派的怒怨,就一概集中到他“朕”的一身了。但他是学佛参禅的健者,他深切体认到永嘉禅师所说“办事定”的学养,如“止水澄波,万象斯鉴”。只要见地真,行履切,即有如庄子所说的“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,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”的决心,就毅然地做了。

雍正如何“平天下”

雍正元年,正月,还未正式视政之时,就颁谕旨十一道,训饬督抚提镇以下各官。这就是先声夺人,告诉大家他要开始整肃了。如照现代观念来说,他已首先宣布他施政报告的方向了。我们现在依据史料所载,略选几则他的主要施政,并酌加简单说明如下。

如有关农业经济的开发和利民的事,即定“起科之例”:“谕各省凡有可垦之处,听民相度地宜,自垦自报。地方官不得勒索,胥吏不得阻挠。至升科之例,水田仍以六年起科,旱田以十年起科,着为例。”(这是集权于一身的帝王专制政治时代,不是如二十世纪民主时代经民意代表的提案,再经会议决定来办的。雍正他生在深宫之中,长于皇族家庭,可是他却深察民隐,就是这样地独断独行,严今照办。尤其他明白指出地方官的惯性勒索,和基层干部的有意阻挠,是不准许的,这是很值得赞赏的事。)

夏四月,复日讲起居注官(这也等于是自找麻烦,要大臣随时记录他生活和办事的是非好坏)。然后才“初御乾清宫听政”。跟着便下令“除山西、陕西教坊乐籍,改业为良民”。(教坊乐籍是当时历代要唱戏及专为民间婚丧喜事等奏乐的贱民,其至包括做娼妓。这是明朝以来的弊政,把战俘和罪人亲属归入这种户籍。子子孙孙,永远不得出头的贫民。可是雍正却以佛家的慈悲,儒家的仁德,首先下令解放了他们。如照我们现代来说,他早已有了“共产主义”、“社会主义”思想的意识了。)

六月,命京师(北京)八旗兵无恒产者,移驻热河喀剌河屯桦榆沟垦田。(他这道命令,对那些入关征战有功满族八旗的特权子弟,会引起多大的埋怨和愤恨啊!可是他却严厉地做到了。后果呢?当然是众怨所归了。)

八月,谕诸盐政约束商人,循礼安分,严禁奢靡僭越。(在中国过去历代的财政经济上,最重要的财货,首在盐和铁的生产和贸易。经营贸易盐铁,是大生意。例如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的扬州,就是大户盐商的集散码头。盐商巨贾,有富至敌国的豪门,有了钱,便在苏州造园林,奢侈的生活享受胜过王侯。做盐道的官,比做皇帝还要阔气。可是雍正非常明白,他是不愿这些官商勾结,胡作非为。所以他这一道改革的命令,也是招怨的要素。)至于建储匣,藏在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匾额后面,就是这个月中的事。

九月,除绍兴府惰民丐籍。(这又是一道解放贫民,使穷人翻身的仁政。所谓浙江的惰民和丐籍,他们原来都是明初俘虏张士诚部下的残兵败将的后人,一部分圈在浙江的绍兴,既无恒产,又没有谋生的技能,便永远变成游手好闲的穷民。更苦一点,就沦为乞丐。由明朝到清初,还专门把他们编为惰民或乞丐的户籍来管理,永远不得翻身。可是雍正却下命令取消了这种户籍,使他们做一般良民的自由人,你能说这不是仁政吗?)跟着十一月,又下令“禁止奸棍私贩中国幼樨山口,卖与蒙古关口。官员兵丁,不行查拿者,分别议处。着为例”所谓着为例,就是“作为永久立法”的词句)。

十二月,当时有西洋人,在内地潜传天主教,因浙闽总督觉罗满的报奏,恐会有煽惑人心,要求驱逐出境。但雍正不因宗教信仰不同的外国人便加敌视,却下令各省地方官沿途照看西洋人,好好安插他们到澳门居住,以示宽大。

二年四月,命左右两冀各立“宗学”一所,捡选宗室四人为正教长,十六人为副教长,分别教习“清”“汉”书。

六月,又命内务府余地一千六百余顷,及入官地二千六百余顷,设立井田,将八旗无产业人,自十六岁以上,六十岁以下者,派往耕种。满洲五十户,蒙古十户,汉军四十户。三年以后,所种公田之谷,再行征取(这件事,他在文书中,便有“共力同养”的要求,如从现在人的观念来讲,等于是他首先实行“共产主义”的试验农场。事实上,可以看出他一步一步对八旗子弟的整肃和管教)。

九月,首先命山西丁银摊入田赋征收。

三年正月,又“遣官于直隶固安县择官地二百顷为井田,命八旗无产之人受耕”。

三月,允朱轼请求,修浙江杭州等府,江南华亭等县海塘,扞御潮汐。

四年二月,定陕两延安府十七州县丁银概从下则,以二钱为率。

四月,命云南通省丁银,摊入田亩内征收。

六月,禁赌,准许吏胥在赌场“所获银钱,不必入官。即赏给拿获之人,以示鼓励”,永为定例。

十二月,两浙盐商输银,照两淮盐义仓之例,于杭州府地方,建仓买米积贮,随时平粜。

五年三月,命江西丁银摊入地亩征收。

四月,除江南徽州、宁国等处伴当世仆名色。谕旨有:“朕以移风易俗为心,凡习俗相沿,不能振拔者,咸与以自新之路。如山西之乐户,浙江之惰民,皆除其贱籍,使为良民,所以励廉耻而广风化也。近闻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当,宁国府则有世仆,本地呼为细民。几与乐户惰民相同。又其其者,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,而此姓乃彼姓伴当世仆,凡彼姓有婚丧之事,此姓即往服役。稍有不合,加以箠楚,及讯其仆役起自何时,则皆茫然无考。非有上下之分,不过相沿恶习耳。”故着该督查明除报。

九月,给各省入川逃荒之民,以牛具籽种,令开垦荒地。

十月,命建八旗学舍(督促八旗子弟读书)。减嘉兴、湖州两府额征银十分之一。其谕旨有云:“查各省中赋税之最多者,莫如江南之苏(州)、松(江),浙江之嘉(兴)、湖(州),每府多至数十万两,地方百姓,未免艰于输将。其赋税加重之由,始于明初。以四府之人为张士诚固守,故平定之后,籍(没收)富氏之田,以为官田。按私租为额税。有明二百余年,减复不一……查嘉兴额征银四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,湖州额征银三十九万九千九百余两,俱着简十分之一,二府共免银八万七千二百两有奇,永着为例。”

十二月,命江苏、安徽丁银均摊入地亩内征收。

七年三月,命湖广武(汉)、郧(阳)等九府州、武昌等十卫所,丁银摊入地亩内征收。

八年八月,分京师旗庄为八旗,设官分理。“京畿各有庄屯之地方,旗人事务繁多。应以三百里内为一路,分为八路,设官八员,分司办理。”

十一年春正月,命各直省设立书院。

四月,诏在京三品以上官员,及外省督抚,会同学政,荐举博学鸿词,一循康熙十七年故事。

十二年九月,谕各省生童,不许邀约罢考(严禁学生的罢考运动等)。

十月,命陕西督抚确查州县歉收之处,奏请蠲赈。

十三年四月,停旌表烈妇之例(这是解放妇女的德政,免受那些死守习俗三贞九烈的虚名所束缚)。接着乾隆元年并即“谕审案不许株连妇女”,也是步其后尘而立法的好事。

至于历来写历史或小说,描写雍正的严厉残忍手段,大多是以雍正三年,有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作《西征随笔》一书;以及雍正四年,名士而兼名宦的礼部侍郎查嗣庭所作的私人日记;和雍正七年,因湖南生员曾静,而祸及吕留良父子家人这三件文字狱的大案,作为罪不可恕的论断。这三件大案,都是有关当时满汉民族之争的问题,其中的是非曲直,善恶因果,颇为复杂,我们姑且不论。如从雍正素来是饭依佛学的禅者立场来说,他当然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,释迦牟尼佛已经首先提出泯除民族歧见、国土界别,众生平等的道理。但结果他仍然无法脱离满族祖制家法的立场,采用严刑峻法的手段来处理,可以想见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。因此他便呕心沥血,亲自写作一本《大义觉迷录》来辩说民族平等的问题。这个书在清朝两百多年中,虽然并不受人重视,但它却启发了民国初年五族共和,以及现在各个大小民族共和的国体,应该也算是先声之作了。

虽然如此,雍正总难逃“为德不周,为仁不达”的遗憾。但再退一步来讲,过去古今中外英雄帝王们的统治手法,都会如三国时代刘备说过一句坦白的老实话,那就是“芝兰当门,不得不锄”。有罪无罪,同为一例。所以佛、道两家便教人要知时知量,明哲保身,做为苟全性命,不求闻达,独善其身的规范。但如不幸处在兼善天下的地位上,那就随时会有可能碰上棘手的事,瓦砾黄金,同为废物,即使圣如尧舜,也有殛四凶的记载,孔子也有杀少正卯的故事。雍正虽学佛参禅,当然更不能比于尧舜与孔子,应当受到后世的批评。

大禅师整顿佛教

但做了清朝十三年守成皇帝的雍正,他受当时读书人及后世攻击的真正原因,就是他严格整顿佛教禅林的结果。因为从明朝中叶,王阳明理学一系的兴起,以禅宗明心见性的宗旨归入儒学的知见,以孔孟之教的良知良能作为禅宗开悟的极则。因此,阳明之学的流弊,到明末时期,大都犹如狂禅之流,到处都是。当时便有人嘲笑明末儒家“圣人满街走,贤人多如狗”的情况。那时禅宗的大匠如密云圆悟禅师,虽然望重禅林,但他的出身,犹如唐代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样,并非儒林名士出家。可是从他求学的人,很多是为了逃避明末的党争,逃禅入佛的学者名士。他有一个名儒削发为僧的弟子法藏,自认是从密云那里开悟得法的高足。因此,一般有进士、举人功名的人,就纷纷归到法藏的门下,从禅宗的习惯,都尊敬简称地为“汉月藏”或“三峰藏”禅师。“三峰”、“汉月”就是他挂褡在江苏的庵名代号。

“汉月”的弟子中学者众多,声势日盛,便有谈禅的专着,阐扬唐宋以后禅宗的五家宗旨,标榜一个“○”(园相)为指标,或说平常着衣吃饭,即知即行等等,就是“当下即是”佛法的禅。其实,给人有法可得、有道可修的作为,早已离禅离佛愈远。这样流传广了,密云大师知道了,大为不然,就着文章来批驳他们。可是“汉月藏”的弟子们不服气,又着书反驳师祖密云。如《雍正语录》所说的《五宗救》、《辟妄》、《辟妄救》等书名,就是这个故事的由来。

但自满清入关以后,“汉月(三峰)”一派的弟子,愈来愈多。其中大部分还是“反清复明”的读书分子,有的以出家为僧作掩护,有的便以居士身份,住在禅林寺院,做为伺机而动的据点。明末有名的诗僧苍雪大师,就与“三峰”及“反清复明”分子有密切的往来,而且以诗文交谊、不涉世务做挡箭牌。苍雪大师遗着《南来堂诗集》,在他唱和的诗中,便有许多明末人物的史料。“汉月藏”一系,后来又专以禅宗五宗的“曹洞宗”相标榜,意在脱离“汉月藏”的传承来自“临济宗”的作用。雍正在王邸的时候,早已开始参禅学佛,和他交往的方外僧人也不少。而且他受章嘉大师的启迪印可以后,对于禅悟,自认为是已经破了三关的大彻大悟者,所以也公然以居士帝王禅师的身份,收出家和尚们做弟子。因此,他对明末清初佛教的禅宗丛林,和蒙藏密宗的教法.其今的利弊得失,以及龙蛇混杂的情形,都弄得非常清楚。

雍正登位以后,便以禅师而兼帝王的立场,大刀阔斧来整顿佛教的禅林,下令尽毁“汉月藏”一派《五宗救》、《辟妄救》等著作,并命“汉月(三峰)”一系的出家僧众,统统要重新改投“临济宗”的门下。在圣旨威严管束的同时,他又声明自已是个明眼宗师,如果有天下老和尚认为他的见地有错误的,尽管进京找他面谈对错,他只以出家衲僧的立场相见,绝不以皇帝的权威压人。总之,要和他讲论佛法,他自认为只是一个禅师或居士而已,并非就以人王之尊的面目相见。可是当时如雍正一样,对于参禅学佛,确实下过一番真参实证功夫的出家人,并不多见,当然便没有像南北朝和唐代的禅师们,一领布衲,芒鞋拄杖,敢在帝王前面潇洒自如地侃侃论辩佛法了。因此,他把几个跟他参禅学佛多年的和尚徒弟,分别派到江、浙及其他省分去做禅寺丛林的住持,并命督抚以下各官照应,做为佛门的护法。如扬州的高旻寺、杭州的净慈寺、嵩山的少林寺等,都是由他派出和尚徒弟,住持整顿。经费由地方财政的赢余中划拔,及募集功德所得,或由皇室支付,统报由雍正自行核定。但从雍正的整饬佛教和禅宗以后,便使中国的禅宗,局限于高旻寺的禅堂之中,只以参一句“念佛是谁”的话头,定为参禅的风规,直到现在。这倒合了一句古话:“良冶之门多钝铁,良医之门多病人。”

但我们需要知道,雍正整顿佛教和禅宗各丛林寺院,从佛法的立场来讲,他是确有正知正见,并非歪缠。但同时也使那些皈依佛门,抱着“反清复明”思想的知识分于,临时冒充参禅学佛的和尚,走投无路,弄假成真了。因此,后来“反清复明”的帮会组织,就

都离不开与佛门有关。可惜过去一般对历史记录的大儒,偏偏固执成见,认为佛、道两教,都是孔子所说的“异端”,从来不关心它与中国政治文化有关系的重要,所以并不深究。尤其对于清史,如入关前后的一百多年中的三四代皇皇,如不了解禅宗和密宗的渊源,当然所有论断,就多有外行之谈了。中国过去的历史,尤其在佛教的宗教史上,认为破坏佛教最厉害的,便是“三武一宗”之难(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、以及后周世宗)。但并没有说雍正这样做,也是佛教史上的灾难。事实上“三武一宗”的事,是有关历史文化恩想的冲突,和佛、道两教的宗教斗争,以及那些昏君的不知正面治理所造成的结果,但也并非是政治上的绝对盲动。至于雍正的整顿佛教禅林,他是以内行对内行,他的本心原在维持佛法的正知正见,当然不能把他做为迫害宗教的事件来论断。

但另有一件与雍正整顿佛教禅林有关的故事,我也追究了几十年,直到如今,仍然是属于“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”的疑案,那就是:中国佛教的出家人,为什么要在光头上烧戒疤?开始在哪个朝代?根据佛经大小乘的戒律,以及印度原始的佛教和蒙古、西藏等地区的佛教传承,出家人剃除须发以外,也都没有这个规定。我曾经在五十多年前,访问过几个前辈的师友,都无法作答案。有一次,在峨嵋山上,和一位老和尚讨论过此事。他说,应该从清朝入关以后开始,而且可能起于雍正的时代。

如果这样,那就是在雍正收拾“汉月(三峰)”一系,饬令统统归到临济宗门下以后所开始。他为了同时缓和满汉之争的作用,施行仁政,当他在位的十三年中,曾经两次在夏天盛暑时间,命令清除刑狱,释放一些罪犯。如诚心愿意忏悔改过,准许入佛门出家修行。但又恐一般始终心存“反清复明”思想的人,从中煽动,便咐嘱他所派往江南一带住持大寺的和尚徒弟们,提倡以《法华经》、《药师经》和《梵网经菩萨戒》的舍身忏罪、燃灯供佛的作用,接受三坛大戒(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)的同时,便在一身最宝贵的头顶上燃灯,以表志诚。这样一来,即使要在出家以后,再来蓄发还俗,从事“反清复明”运动,或是怙恶不悛者,都无法逃过检查身份的法网了。从此以后,除蒙、藏喇嘛以外,就形成内地汉僧的顶上,都有戒疤为记了。除此以外,又有在禅堂中警策参禅入定的香板,也是由雍正当时在王府领导修行,交一把宝剑给一个和尚徒弟说,如果你在七天中不开悟,就以此自裁吧!结果,此僧果然不负所望,所以后来在禅堂中集体参禅时,便变更形式,做成剑形的香板,也是雍正禅师的杰作云云。有关这两件事,是否如此,我仍然不敢确定,只如野老村言,备做研究参考而已。

至于后来写历史小说的人,便把雍正描写成学武少林寺,并与南京大侠甘凤池、白泰官,乃至了因和尚交往,以及吕四娘报仇等事,说得津津有味,有趣之至。甚至还有把乾隆也写成曾经学艺南少林寺,和洪熙官有关系,因此火烧少林寺等等,不一而足。雍正是学禅的行者,他在即位以前所编集的《悦心集》中便收有“十载勋名身外影,百年荣辱镜中花”的警世名言,这些毁誉对他来说,又何足论哉!

定鼎守成一奇才

至于雍正在位的时期,对于中国文化上历来所敬重的儒家传统和先师孔子的尊号,他虽然不像历代其他帝王一样,随时要听从儒者出身的大臣们的建议,做出特别表示尊儒尊孔的举动,但他也步康熙的后尘,做过几件事,算是对儒家文化也有了交代。如雍正元年六月,加封孔子先世五代,俱为王爵(这又是出手不凡,以虚名以博实誉的出奇之举)。二年八月,定从祀孔庙三十一人,包括有郑康成、诸葛亮,乃至清初的名儒蔡清、陆陇其等。三年正月,亲试应差学政各员文艺。如云:“因从前学政主考,皆就其为人谨慎者派往,并未考试,其中并有不能衡文者。或因中式之后,荒疏年久者故耳。着将应差之翰林,并进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员查奏。俟朕试以文艺,再行委差。”六年六月,授先贤冉雍后裔世袭五经博士。雍正为什么忽然心血来潮,在孔门七十二贤中,偏要这样重视冉雍,实在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。唯一可以为他解释的,可能是他有感而发,觉得有德有学的帝王之才,实在太过难得。孔子曾经称赞“雍也可使南面”,所以他便有这一道诏命吧!

依照前面所讲的观点,总结雍正在位十三年来有关整肃传统文化的作为,从明儒王阳明开始,融会禅学于儒理的流弊,到明末万历祟帧时期的党争,以及进入顺治、康熙王朝以后,所有逃儒入禅的前明遗老和遗少们,在这位“雍和宫圆明居士允祯(雍正)破尘大禅师”的棒喝之下,几乎都无立锥之地,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。

同时又设置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务,内分善世、阐教、讲经、觉义,左右各二人,号为“僧录八座”。选任出家的僧官,先由礼部考试,再送吏部备案,最后交内务府(皇宫内务主管机构)的掌仪司、礼部的祠祭司会同考核,再报由内务府大医请旨准可,才移吏部颁发符札委任。这样一来,掌握僧官的实际权力都在内务府中,等于是由皇帝的亲自监管。各省地方僧官的选任权,便交内督抚决定。至于从雍正亲自主持参禅,经他自己认可的禅师和尚,有资料可查者,而且经他亲自派遣,住持江南等名刹,便有性音、明鼎、超盛,以及拈花寺方丈超善、万寿寺方丈超鼎、圣因寺方丈明慧,和元日、超源、实彻、悟修等十僧,犹如他出家众中的十大弟子。当然,也等于是他外派视察民情的耳目。在满汉的大臣中,如张廷玉、鄂尔泰、福彭、允禄、允礼、天申、圆寿,和他自己的儿子宝亲王弘历(乾隆)等八人,等于是他座下在家众中的得法弟子,可倚为治国的左右手。其他有关从他随缘参学的妃子、宫人、太监,当然在他的选佛场中,还不能得到榜上有名的记录。

清朝入关定鼎八十年后,有了一位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进士;谈禅说道,并不逊于禅门宗师的雍正皇帝。他的为政之道,使人不敢欺,亦不可欺。内肃权贵,不避亲疏。外立纲常,赫如烈日。用此守成,当然可使内外肃穆,谁敢与之抗衡。一般评

论,便只能说雍正犹如汉代的文(汉文帝)景(汉景帝),过于忮刻而己。但他对用人之道,却真能实践“贤者在位,能者在职”的原则。换言之,他在需要外派整治事功的人才,“宁可用黠而能者,不肯用愚而廉者”。如果学问好、有品德,如张廷玉等人,始终就给以高位,留置内廷。出身功名不高,但的确别有才能,如田文镜、李卫等人,便委以重任外放。至于科名循序渐进的人,虽词章华丽,也只能位任文员,安置在翰林馆职而已。雍正在十三年中,得以坐镇京畿,背靠漠北的满蒙,右握西北,左揽东南;西南有事,只

需一个能臣,一旅雄兵,便可唾手而定。他是真实奠定了清朝的江山,付予儿孙好自经理,实在可算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,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。如果以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”之道来说,他确是做到了如《诗经》所说:“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”了。但从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之道来说,他却落于“静虑而后能得”的窠臼,对于“亲民”而“止于至善”的外用(王)的实际,难免自有遗憾之处。明儒兼通佛道的洪自诚说得对:“涉世浅,点染亦浅。历事深,机械亦深。故君子与其练达,不若朴鲁。与其曲谨,不若疏狂。”雍正即位以后的禅病,正陷在过于练达而又曲谨的漩涡中而不自觉。

也许大家会问:他究竟是怎样死的?既然已经开悟,又何以只有五十八岁就死了呢?参禅开悟,并非是求仙道的长生。一个人事无巨细,都要事必躬亲,昼夜勤力,日里万机十多年,不累死也会瘫痪的。况且他对佛法心宗意生身的转身一路工夫,还须求证,并未到家。这是他无法告人、无处可问的关键所在。他究竟是怎么死的,也许将来或可知道谜底吧!

十全老人的乾隆

清朝从雍正以后,接着就是他许为已破禅宗三关的儿子宝亲王弘历,即晚年自称为“十全老人”的乾隆即位。事实上,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上,本身做了六十年的太平天子,活到八十多岁,传位给儿子嘉庆以后,又以太上皇的身份,仍然还得干政,乾隆的确是绝无仅有的一人。那些相信宿命论的算命先生,算他的八字,是“子午卯酉”四正的命,好像很有道理而不尽然的巧合,却很有趣。

不过,以乾隆一生的际遇来说,他真是得力于父祖的遗荫。照俗话来说,也可说他靠祖宗有德的结果。从他的祖父康熙立下统一的根基,经过他父亲雍正的整肃守成,打好财政、经济、吏治的稳定基础后,他在正当青年的时期,称帝六十年。在他手中,编集了《四库全书》,对于中国文化做了最大的贡献。又对明末第三代的遗老遗少们,再举行一次“博学鸿词科”,一网收尽遗留有“反清复明”学术思想的汉人读书分子。从此使清朝的文运,真正做到“销磨天下英雄气,八股文章台阁书”的作用。读书知识分子,考取功名以后,大多数是浮沉宦海以外,便转向在文学词章上争取文艺的胜出。有关儒家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的义理之学,只走向如《十三经注疏》和《皇清经解》等巨着的考证路线上去。少有如宋明那样的理学和禅宗大师人才辈出,论辩纵横的情景,似却产生了学识渊博,考证精详,文词华丽,蕴藉风流的人士,如纪昀(晓岚)、王文治(梦楼)、舒位(立人)、袁枚(子才)、赵翼(瓯北)、张问陶(船山)等等一群风流潇洒的才子。在诗文词章上的成就,或变更成规,或注重性灵,但都不免带有孤臣孽子的潜藏情感。因此,使清代乾隆前后的文学境界,并不亚于中唐的格调,大有特色,值得欣赏。

他自己除了批注历史,编了一部《御选通鉴辑览》以外,又作了很多评论历史的诗。同时把清宫里所收集的历代名画,任意在空白处题诗写字,盖上“乾隆御宝”的印,自己以为是很艺术,其实是破坏了艺术作品的壮举。并且命臣工编辑《御制文集》,夸耀白已为“翰林天子”,有意与那些进士状元出身的文人争一时的短长。但从乾隆一代的内政来讲,实在确是一个升平盛世。所以他在那时所作的春联,便有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、“乾坤春浩荡,文治日光华”,乃至有“文章华国,诗礼传家”、“国清才子贵,家富小儿骄”的现实情况。

因此,他到了晚年,自称为“十全老人”,并且在让位授玺(交印)归政给儿子颙琰,改年号为嘉庆的时候,又自称为“千古第一全人”,比起十全老人更要全了。其实,他所谓的十全,是包括了康熙、雍正前两代的功业在内,是指清朝的武功而言,并非完全属于文治。因为由于清代“康、雍、乾”三朝的领土扩张,全国版图,除元朝以外实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一朝。东至鄂霍次克海与日本海,朝鲜与库页岛在内;南至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。西边的阿富汗、吉尔古斯、浩罕,西南的廓尔喀、哲孟雄、不丹,均臣服中国,北与西伯利亚接界。至于乾隆时代自夸的武功,便是曾经征服准噶尔、大小金川、廓尔喀各两次、臣服回部、台湾、缅甸、安南各一次。以此自弦,便称为是十全武功。他不像他的父亲雍正,或用“宝月居士”的身份而谈禅说佛,可是他却能通藏文,注意藏传密宗的修持。他曾经翻译藏文黄教主要修法的“阎曼德迦”《十三尊大威德修待仪轨》。据说嘉庆即位,正当白莲教作乱。他在太上皇的宁寿宫皇极殿上,手持念珠,跏趺禅坐,为大清江山保平安而修密法呢!

总之由顺治算起,自公元一六四四年,到嘉庆末年一七九九年为止,大清朝的江山已经过了百多年的升平岁月,时代即将进入十九世纪。乾、嘉以后,清朝也由盛而衰,整个中国文化,正开始受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工商业科技文明、发明的撞激,不变而变,非变不可了。如果要讲中国的近代史或现代史,准确一点,应当从嘉庆时代开端,不是咸(丰)、同(治)时代才开始啊!但我们应该知道,有关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的文化,尤其是朱注《四书》章句,和明清两代八股考试文章的结合一体,直到光绪末年才告一段落。可是中国人到现在,仍然对读经与不读经的争议,还在喋喋不休。其实,读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是为了知道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来源,它和国家的兴衰成败,以及国运的强盛富有,不能混为一谈。事在人为,不是事在书为啊!传统文化的诗书并不害人,只怕自作高明的人为害了诗书的精义而已。

清朝由嘉庆开始,匆匆百年之间,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乃至宣统,这六七位爱新觉罗后代的职业皇帝,都是卑卑不足言,何足论哉!况且地球世界的人类文化在变。中国和所有东方国土的文明,正如“白日依山尽”,“朝阳西海升”的情况。随着而来的,中国即处在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紊乱和刺激之中。现在我们需要对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,十七世纪开始,怎样渐次兴起,怎样逐步东来,影响我们今天的情形,扼要作了了解。





原本大学微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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