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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原本大学微言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原本大学微言》 第60章 外示儒学内用佛老的清朝

接着明代已尽的气数,满清爱新觉罗的入关,便是中国近代史到现代史的关键所在。当满清入关称帝以后,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,始终存在满、汉民族意识情绪的斗争。但从满族的立场来说,因为明末时期,明朝的政权,已经物腐而后虫生,自己不能收拾,所以才请我们入关来澄情宇内。大家都是炎黄子孙,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,有德者居之,这有什么不对。雍正《大义觉迷录》的立论,就是由这个观点出发。

事实上,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讲,暂且不说魏晋南北朗的阶段,但从唐末五代到南北宋和辽、金、元这个时期,大约三百年之久,表面上,是政权上称王称帝和民族性的争夺。但在华夏文化的立场来讲,无论辽、金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实际上,仍然部在儒、佛、道混合的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。只在空间区域上有南北之分,在时间的轨道上,有朝代之别,从中华民族整体的统一文化来讲,始终都是—致的。尤其满族与辽、金在氏族的血统系统上,关系更为密切,这又是历史上的一个专题,暂且不论。

满族在明神宗万历十六年,公元一五八八年,从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卫(吉林省),首先修建第一座佛寺及玉皇观等寺庙。正值万历二十七牛,公元一五九九年开始,仿造蒙古文字的方法,创造满文,但那也只是从言语读音的区别上,创立了文字的符号系统。而在人文生活的文化上,包括政治体制,仍然都是学习华夏文化的传统,并无另有满洲的文明。万历四十四年,公元一六一六年,清太祖努尔哈赤称“汗”,建元天命,自称国号为“后金”,这很明显的便自认为是金人的后裔。

再列明熹宗七年,公元一六一七年,努尔哈赤卒,皇太极(清太宗)即位,改元天聪以后,政治体制,也更加汉化。尤其在天聪三年,即设立“文馆”,并将以往由征明所俘虏的儒生三百人,分别考试优劣,逐渐录用。天聪四年,议定官制,设立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,统学明朝体制,并今满族子弟,皆须读书。当时初建的文馆,后来再加改制,到了入关以后,在顺治、康熙王朝,便正式扩充成为“内阁”了。所以入关之初的儒臣,如范文程、顾八代(文起)等人,都是镶黄旗的明儒汉人后代。

皇太极在天聪五年开始,为什么要命令旗人子弟,皆须读书呢?如史料所载:

上(皇太极)谕诸贝勒曰:我国诸贝勒大臣之子,令其读书,间有溺爱不从者,不过谓虽不读书,亦未尝误事。不知昔我兵之弃滦州(河北地区)四城,皆由永平(河北卢龙)驻守贝勒,未尝学问,不通义理之故。今我兵围(明朝)大淩河(辽宁),越四月,人相食、竟以死守。虽援兵已败,淩河已降,而锦州、松杏(皆在辽宁)犹未下,岂非读书明理,为(明)朝廷尽忠之故乎?凡子弟十五岁以下,八岁以上,皆今读书。

这就是皇太极在当时已经体会到读书明理,与忠贞爱国的情操,确实具有重要关系,所以他要旗人子弟读书。后来再发展到要求武将也必须读书。但在当时所读的书,基本上,就是孔孟之道的“四书”最为重要。

从开建文馆,录用明朝遗留在东北各地的儒生,归入旗下以后,不到两三年,他们果然成为为大清出谋画策、文韬武略的中坚分子。如宁完我的首先上疏言事,建议厚待汉人。接着便有贝勒岳托提出优待汉人赐婚等等的办法。然后,就有朱延庆、张文衡等先后上书,请即征明的建议,他们当然都是出身文馆的明儒后裔儒生。但皇太极的头脑并不简单,不失为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人,他对征明会议的讲话,就大有可观之处。如说:

进言者,皆欲朕速出师,以成大业。朕岂不愿出此!但今察哈尔新归附,降众未及抚绥,城郭未及修治,何可轻于出师!朕于旧人新人,皆不惜财帛以养之(如明之降将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等)欲使人心倾服耳。若人心未和,虽兴师动众,焉能必胜。肤反覆思维,我国既定,大兵一举,彼明主若弃北京而走,追之乎?抑不追而攻京城乎?抑围而守之乎?若欲请和,宜许之乎?抑拒之乎?若北京被困,逼迫求和,更当何以处之?倘蒙天佑,克取北京,其人应作如何安辑?我国贝勒及诸姑格格等,皆以贪得为心,宜作何禁止?尔高鸿中(时为刑部承政)、鲍承先(时为文信榜式)、宁完我、范文程(沈阳汉族旗人)等,其酌议以闻。

同时,又谕文馆诸臣择史有关紧要者,据实汇译成书,用备学习。如说:

朕观汉文史书,殊多饰词,虽全览无益也。今宜于辽、宋、元、金四史,择其紧要者:如勤于求治而国祚昌,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坠,与其用兵行师之方略,及佐理之忠良,乱国之奸佞,汇译成书,用各观览。又见汉人称其君者,无论有道无道,概曰天子,安知其即为天之子耶?盖天下者,非一人之天下,惟有德者能居之。亦惟有德者乃可称天子。今朕蒙天佑,为国之主,岂敢遽以为天之子,为天所亲乎?

接着就以归降汉官,为各部承政,并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先师孔子。

清取天下几异数

事实上,他在这个阶段,曾经有两三次致书明朝请和,而明廷都没有理会,当然更没有正式回应。因此,便在计策万全以后,才一步一步派满蒙部队侵近山海关。但仍然不敢有公然征明的大举。直到皇太极逝世,由第九个儿子,年方六岁的福临即位,多尔衮摄政。李闯民兵攻入北京,朱明末代皇帝祟祯自杀,吊死煤山,才有吴三桂向满清乞师,使清廷正当孤儿寡妇当政的危机中,趁势乘时而驾。由吴三桂为前驱,名正言顺地入关进京,登上皇帝的宝座,成为大清朝入主中国的第一代皇帝,年号顺治。这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来说,取得天下有如此的容易侥幸,真可算是最稀奇特别的一代,如照古文精简的说法,便叫做“异数”。也就是说,有特别的好运气,不是人力所能勉强做到的。

满清入关,福临在北京登位称帝,改年号为顺治元年开始,已经是十七世纪的中叶,即公元一六四四年。这个时期,除了帝都北京以外,中国的各省州县,并未完全被大清朝所统一。除李闯、张献忠等遣散的民兵势力还未平定以外,在南方还有“南明”等临时政权存在。而且各地的抗清武力,皆未削平。所以当顺治在位十八年的时间里,全国还在兵荒马乱的战争状态,清室的皇权,也还处在安危未定的局势。

如从军事武力来讲,入关前后的满清八旗子弟,全数亦不过三万多人。加上在皇太极时代,收编内外喀喇沁蒙古的丁壮一万六千九百十三人,另行分编为十一旗(属于蒙古族的),总数加起来,还不到五万人。至于当时蒙古的人口,大约在四十多万内外,但并未

完全归服满清,何况扣除老弱妇孺,能征调动员的兵力也非常有限。何以他们能以十来万人的武力(这是比较宽松的估算)入关,统治当时三四亿人的中国呢?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问题,首先就要明白在人类世界的战争史上,最先能够运用“代理战争”的战略,可以说便是满清。他们在东北初起,由皇太极时代开始,略地攻城,夺取明朝在东北的要塞阶段,已经运用收编了蒙古的旗兵参战。入关以后,南征北讨,也都是以蒙古旗兵参合互用,而从一般汉人来说,无论是满旗、蒙旗,统称之为满清的旗人或旗兵。而且后来平定南方,统一全国,又是运用汉人汉兵作为代理战争的先驱。如用洪承畴及吴三桂、尚可喜、孔有德、耿仲明等藩镇四王,便是最明显的成例。

所以当郑成功在台湾,率水师十七万北上,入长江,克镇江,围南京的战役,防守北方的旗兵,还不足万人,而民大多是老弱残兵。顺治和皇太后,表面镇定,内心已准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就出关回避。结果郑军因气象变化,天时不利。加上郑成功方面没有准确的侦查情报,而且反攻郑军部队的,也正是汉兵。因此,郑军只好迅速退走,反成败局,虽曰人事,岂非天命哉!

但在北京顺治一代的十八年间,除了还须随时警惕在中国各地用兵的统一战争,更大的主要内忧,还在爱新觉罗内廷的齐家问题。所以研究清史上的第一疑案,就是生母皇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,以及顺治的早年逝世是否别有原因,甚至民间相传,都相信顺治因受刺激而到五台山出家当和尚去了,这些事故,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谣传而已。正如清代绍兴师爷办案的老调一样,唯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而已。

但顺治成长以后,嗜好禅宗佛法,确是事实,他曾经召请当时深负时名的禅师如:憨璞性聪、玉琳通秀、木陈道忞等大和尚进宫参学,而且自号为“痴道人”,或称“弟子福临”,情如世俗子弟。至于顺治出家的诗篇,两百多年来流传在中国佛教的寺庙中,也并末遭到文字狱的取缔,而且还可任意张贴流通,岂非怪事。如果照那些浅近畅晓的词句来看,正如皇太极等初学汉文的笔法,如云:“天下丛林饭似山,钵盂到处任君餐。”“朕(我)本西方一衲子,如何落在帝王家?”“只因当初一念差,黄袍换却紫袈裟。”“未生之前谁是我,既生之后我是谁?”这和他的孙子雍正登位以前所辑录的《悦心集》等文句,几乎都是很可爱的白话韵语。

总之,依史论史,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统治中国,除了满汉民族性争议的缺失以外,从版图的一统、政治的清明,乃至文治武功的成就,不但无愧汉唐,甚至可说是超过汉唐。如历代王朝的女祸、外戚、太监、藩镇等弊害,几乎绝无仅有。但这些比较良好根基的建立,完全是从康熙时代所奠定。唯一可惜的,如果在入关之初,舍弃满族初期偏仄的习性,不改中国传统的明代衣冠,不下令全国剃发编辫子,那在统一江山的工作上,必然会事半功倍、顺利得多了。我们研究历史文化,须要特别注意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“衣冠文物”四个字,它所代表生活文化的重要性。例如满清入关之初,并末遭遇太大的反抗。但自下令剃发,改易服制以来,就使当时的全民引起反感,抗拒投降的意识就突然增强了。这种有关生活文化习性的群众心理问题,看来只是一件小事,但恰恰是为政治国的大关键所在,可惜一般人见不及此,英明如康熙、雍正两代,纵使心里明由,但也不敢违背祖制,所以就增加历史政治上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了。

以我本身亲眼看到的—个事实,告诉大家值得参考的一个笑料。当我还在幼小的童年,清朝已被推翻,民国已经建国十多年了。可是在我家乡的亲戚故旧中,还有前清遗老,有秀才、举人功名的两三人,始终不肯剪掉辫子。后来被现实环境所影响剪掉了,却马上换穿道士衣冠,表示仍然不愿投降民国,以此自居为前清的遗老。我的父亲对我说,他老人家却忘了道士衣冠,正是明朝士绅的便服啊!既然要做前清遗老,为什么还要穿明代的衣冠呢!可见衣冠文物,对于民情心理来讲,在无形中,就具有不可思议的精神作用啊!

勤于治学的康熙

康熙只有十三岁,就由他的祖母扶持即位,但清廷的局势,还在内忧外患,岌岌可危之中。从他逐渐成长以后,内去权臣鳌拜,外平台湾及三藩之乱,安抚蒙藏,绥靖全国,先后做了六十一年的创业皇帝,实在真不容易。而且他对学识修养,也特别勤学,如对天文、数学等外来学识,也特别注意。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理学,也很用心,尤其对宋儒程朱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所说的修养,也很有心得。如果从帝王的统治学术来讲,他是真的高明。现在只从文治的角度约略来讲,例如:

康熙九年,以宋儒后裔袭五经博士职。并且扩充顺治时代的乡约,令各地方官责成乡约人等,每月朔望,聚集公所宣讲。自颁训谕十六条,作为全国人民生活教育的指标;一、敦孝悦以重人伦。二、笃宗族以昭雍穆。三、和乡党以息争讼。四、重农桑以足衣食。五、尚节俭以惜财用。六、隆学校以端士习。七、黜异端以崇正学。八、讲法律以儆愚顽。九、明礼义以厚风俗。十、务本业以定民志。一一、训子弟以禁非为。一二、息诬告以全良善。一三、诫窝逃以免株连。一四、完钱粮以省催科。一五、联保甲以弭盗贼。一六、解仇忿以重身命。

十七年,诏修《明史》。

十八年,开博学鸿儒科,网罗前明遗老及全国所有不肯投降的读书知识分子。

二十三年冬,南巡,到南京遏明太祖(朱元璋)陵,并亲自拜奠。

二十四年,授宋儒周敦颐后裔五经博土职。并命勒德洪、王熙等修《政治典训》。又颁四书、易、尚书讲义于白鹿洞书院。

二十五年,诏增孔林地十一顷有奇,并免其税粮。诏访求遗书。记令武职官员应阅览书籍,讲明大义。

二十六年,授宋儒张载后裔五经博士职。

二十八年,由杭州南巡回銮,经南京,再祭明太祖(朱元璋)陵。

三十一年,谕大学士等云:前者,进呈明史诸卷,命熊赐履校雠,赐履写签呈奏,于洪武、宣德本纪,訾议甚多。朕思洪武系明开基之祖,功德隆盛。宣德乃守成贤辟。朕自反厥躬,于古圣君,亦不能逮,何敢轻议前代令主。若表扬洪宣,朕尚可指示词臣,撰文称美。倘深求刻论,朕不惟本无此德,本无此才,亦非意所忍为也。至开创诸臣,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,则议论失平,难为信史,尔等当知之。

五十一年,升宋儒朱熹配享孔庙,位于大成殿十哲之次。

五十四年,以宋儒范仲淹从祀孔庙。

康熙这些举动,都是尊重传统文化,针对以儒学为政治思想中心的作用。事实上,康熙非常了解真儒实学,必须内(圣)养与外(王)用的实践事功相配合,正如孔子所谓:“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。”他曾经问过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说;“理学之名,始于宋否?”张玉书对说:“道理自在人心,宋儒讲辩加详耳!”康熙就说:“日用常行,无非此理。自有理学名目,彼此辩论,而言行不符者甚多。若不居讲学名,而行事允合,此即真理学也。”由此可知,他对于孔孟之道和宋儒理学的明辨,早已了然于心,他只是为了化民成俗,顺应民情而已。

中国之患重在边防

讲到这里,我们必须提起大家的了解,中国几千年来的祸患,都是由边疆问题所引起。从秦汉以来的边祸,如南北朝、五代、辽、金、元等时代,祸患常起于西北、东北及北疆,到了明清时代,几经战伐的混一,已连线为由西藏高原到新疆、蒙古而直达黑龙江畔到沿边入海,至于朝鲜。自清朝中叶以后,海运开放,新来的边患,使由西南到东北幅员万里的海疆。但如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日车的侵华战祸,他们仍然是利用满蒙做起点。过去如此,将来未必不然。所以有志谋国的人,不能不先须留意中国的边疆政治问题。中国古人的成语所说“天塌西北,地陷东南”,实在很值得深思也!

我们在前面大约讲到清初康熙对统一大清江山的内政,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。但在满蒙之间,还是各怀二心,并非一致。而且蒙藏又是宗教一家,情有别钟,应付起来,并不容易。可是出努尔哈赤到皇太极,早已心中有数,知道安服蒙藏的最高战略,就是佛教,而且是佛教里突出的喇嘛密教。在过去的历史上,如南北朝的北魏等、以及南北宋时期的辽、金、元等,虽然都是归向于儒、佛、道三家的文化基础上,但北方的各个民族,注重佛、道的情绪尤过于儒家。这是历史的惯例,也是由西北到东北各民族的习性。问题研究起来,并不简单。有关密宗喇嘛教的发展来源,又属于专门的问题,在这里也姑且不说。

康熙对于这个问题,当然非常清楚。他在平定南方,统一中国以后,就回转来要确实整理蒙藏了。所以他在康熙三十五年,便亲征噶尔丹,先要示之以武。以后使用尊重喇嘛教来做为长治久安的政策。因此,他在多伦召集蒙古各族王公会盟,便对明朝永乐时期,宗喀巴所创黄教一系在蒙古的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却丹,封为国师之尊。使章嘉和在前藏的达赖,在后藏的班禅等,为安服边疆,协调蒙藏各族等的矛盾工作。这样一来,就可省却军政的劳役和经费。至于在蒙古第一世的章嘉胡图克图,名章嘉扎巴俄巴,是青海红崖子沟张家村人,原称他是“张家活佛”。当康熙亲征噶尔丹时,认为张家活佛名号不雅,便从第二代起改名为“章嘉”,从封为“国师”的尊号以后,就经常出入皇宫,奔走塞外,深得康熙的信任。事实上,第二代的章嘉喇嘛,也确是有道的高僧。

西藏第五世的达赖喇嘛罗卜藏嘉穆错,对佛法的修持和世法的见解,都较有特别的造诣,章嘉二世早年也曾从他求学。五世达赖在皇太极的时期,已经派人到盛京(辽宁沈阳)献书进贡。到了顺治九年,五世达赖便亲自到北京朝见。顺治待以上宾之礼,住在宫内的太和殿,又特别建一所西黄寺给他住持,封为“西天自在大善佛”。到了康熙三十四年,达赖左右的权臣第巴,曾秘密和噶尔丹等勾结,假借达赖名义,遣使向清廷奏请撤回西藏、青海等处所置戍兵。康熙心知内情,严斥第巴,不准所请。跟着便有御驾亲征噶尔丹之役。第五世达赖身故以后,第巴把持前藏,造成转世的第六代达赖有真假双包案,也就是西藏历代流传第六代达赖文学名着情歌故事的一代。闹到康熙四十九年,再经议政大臣等会议,认为拉藏及班禅呼图克图与西藏诸寺喇嘛等,合同管理西藏事务一案。“今经侍郎赫寿奏请,波克塔胡必尔汗,前因年幼,奉旨俟数年后授封。今既熟谙经典,为青海诸众所重,应如所请,给以册印,封为第六世达赖喇嘛。”从此以后历代的达赖喇嘛,几乎都有事故。直到乾隆五十七年发给金瓶抽签,才定下了以人定胜天的解决办法。至于这个乾隆时代所颁发的金瓶,到现在还照旧应用。据《注释清鉴辑览》所载史料如下(括弧内为原书之注释,并供参考):

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,定呼毕尔罕嗣续掣签例:

廓尔喀既平,帝欲乘用兵余威以革藏中积弊,故留兵戍藏,使驻藏大臣之权与达赖、班禅相埒,以控制之。先是宗喀巴倡黄教,禁娶妻,倡言教王乃世世转生,不必以肉身世袭。其大弟子有二:一曰达赖喇嘛、一曰班禅喇嘛,并居拉萨(前藏之都会),嗣宗喀巴法,为黄教徒宗主。宗喀巴圆寂之时,遗嘱达赖、班禅,世世“呼毕纳罕”转生,演大乘教,以济度众生。“呼毕纳罕”者,华言化身也。(初,番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,领藏地,后嗣世袭其号,西藏始为释教宗主,其所奉皆红教。迨及后嗣,渐流侈惰,纲纪废弛,尽失佛教本旨。时宗喀巴学经于札什伦布之萨迦庙,既深观时数,当改立教,乃入大雪山,修苦行。道既成,为番众所敬信,因别立一宗,排幻术,禁娶妻,自服黄衣黄冠以示别,谓之黄教,而名旧教喇嘛曰红教)。

达赖一世曰敦根珠巴,故吐蕃王室之裔,世为藏王,自是黄教徒之势益张。传至第五世曰罗卜藏嘉穆错,及卒,有第巴专国事(达赖、班禅,惟总理宗教之事,不屑问世事,故二世根敦坚错者,姑置第巴等官以摄理政事),唆准噶尔使入寇,藏中大乱。后第巴为拉藏汗所诛,而藏中所立之第六世达赖喇嘛,诸蒙古不复敬信,而别奉里塘之噶尔藏嘉穆错为真达赖,与藏中所立,互相是非。盖宗喀巴有一花五叶之谶,故自六世以后,登座者无复真观密谛,只凭垂仲神指示。垂仲者,犹内地巫师也(达赖喇嘛之化身第一世、第二世出于后藏;第三世出于前藏;第四世出于蒙古;第五世出于前藏,皆非限于一族一地而出者。至是,积久弊生,兄弟子侄,往往继登法座,等于世袭,而达赖、班禅亲族,或相率夤缘据要津,罔权利焉)。

帝久悉其弊,欲革之而未有会也。至是特创掣签法,颁金奔巴瓶一,供于西藏大招寺,遇有“呼毕纳罕”出世,互报差异者,纳签瓶中,诵经降神。大臣会同达赖、班禅于宗喀巴前掣之(法先使垂仲四人,演其降神之法,一旦达赖示寂时,则垂仲即将“吁毕尔罕”之姓名、生长、月、日,各书一签,藏于金瓶内。喇嘛诵经七日后,招集各“胡图克图”于佛前,驻藏大臣临席而后掣签,若四人所指之“呼毕勒罕”同为一人时,则置空签一枝于瓶内,若掣出空签,则以为无佛佑,更别为掣签云)。而各札萨克所奉“胡图胡克”其“毕呼勒罕”将出世,亦报名理藩院与住京之章嘉“胡图克图”掣之,瓶供雍和宫。

蒙藏两地,从元明以来,都是坚信藏传的喇嘛教为无上密法。对于内地的佛教各宗,除禅宗以外,都轻视排斥,康熙既能善于处置蒙藏两地胡图克图(意为无上大师,俗称活佛),各有差别待遇的办法。以他的日常作风来说,决不肯强不知以为知,他当然对佛学也须要进一步深入的了解,平常只是绝口不谈而已。他最喜欢亲自题赐各佛寺的匾额,尤其在他的一生中,曾经三上五台山,实为以往帝王少见的举动。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二年,也正是他三十五岁的年代,平定台湾及三藩之乱以后,就上五台山,住了一个月左右。因此后世的人们,就拿他做文章,说他是去亲见出家的父亲顺治皇帝。第二次,康熙二十七年正月,是平噶尔丹以后的第二年,又上五台山。第三次,在康熙四十一年,春正月,再去五台山住了十多天。

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,佛教徒们,依据佛经的叙说,认为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,四川峨嵋山是大行普贤菩萨的道场,浙江普陀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,安徽九华山是大愿地藏菩萨的道场。文珠师利又是蒙藏两地喇嘛密教最为尊祟的宗祖。五台山上的佛寺,过去以密宗的喇嘛庙为主,只有少数如内地的禅寺。康熙的钟情五台,与其说他是去见出家了的父皇,毋宁说他是借机澄心静虑,亲自体认“内圣外王”之道。治内地,须用儒家;治满、蒙、藏地,须用佛教吧!不过,这是说明康熙时代的外示儒学,内用佛老作用的要点而已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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