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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原本大学微言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原本大学微言》 第59章 明清的科举与宋儒的理学

东方古老中国的文化,经过元朝百年以来的摧折,由平民起义的各路英雄,基本上都不如汉、唐开国的规模。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,既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大度,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。虽然朱明一代,与汉、唐、元都是一统山河的帝制政权,但前追唐朝,后观清代,无论文治武功,都是黯然失色的。有人说,汉朝四百年,是刘家与外戚宦寺(太监)共有天下;唐朝三百余年,是李家与女后藩镇共有天下;明朝三百年,是朱家与宦官(太监)共有天下;清朝两百余年,是爱新觉罗与绍兴师爷共有天下。这样的史论,虽然过于笼统草率,但也蛮有道理的。

为朱元璋做个心理分析

我们在前面大概约略地提过,在整个的历史上,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,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,有牢不可分的关系。这正是《大学》所讲“意诚、心正、身修、家齐、国治,而后天下平”的原则要点所在。

明朝三百年来的帝室政权,之所以如此的阴暗,完全由于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来。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乱世的贫民家庭,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,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会都是一片悲惨残忍的心理因素。后来生活无著,为了糊口,只好列皇觉寺去做和尚。宋、元以来的汉僧寺院,仍然具有丛林制度的严格清规。俨然一个政治体制的组织。对于长上和各个职司,既要坚守戒律,又要集体劳务,所谓“敬”和“肃”的遵守,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。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,对于佛教的慈悲和忍让的内养修持功夫,虽然也有所了解,但毕竞并未深入。况且皇觉寺的和尚,也避不开时艰年荒、流离失所的遭遇,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缘,仍然也混不到饭吃。因此才去投军,参加平民起义的行列。

如果从心理学立场的观点来分析,以朱元璋从小到长大的遭遇情况来说,假如事业有所成就,这种人就会变成三种个性的典型:

一是对社会人群,始终充满仇恨和不信任的个性,变成刻薄寡恩的作风。

二是对社会人群,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,处处推己及人,愿意反馈社会,尽量做好事,成为一个大善人。

三是变成双重人格,既充满仇恨与刻薄,又很悲观而具有同情心。但有时仁慈,有时残忍,很难自制。

我们只要多读《明史》,仔细研究朱元璋,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说孤臣孽子的心境了。如孟子曰:“人之有德慧术知者,恒存乎疢疾。独孤臣孽子,其操心也危,其虑患也深,故达。”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时势造英雄,做了皇帝,却不达观。如果以他的聪明慧知,做一个中唐时代的和尚,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,称佛做祖。但他的根本学识习性,仍然没有脱离少年时代在皇觉寺为僧时的僧院知识。因此在他所创建的明朝政治体制中,有关官职的名称,有些仍然采用“丛林寺院”僧职的名位,如“都察院”、“都检”,乃至称僧职叫“总统”、“统领”等名词,都是与“禅林寺院”职司的名号相同。

可是在他称“吴王”开始,到登位称帝以后,的确勤奋读书,努力学习。但很可惜,没有得到良师益友的辅导。如宋濂、刘基,他都是以臣工视之,并非尊为师友。如史载他对两人的评语说:“宋濂文人,刘基峻隘。”所以对于他们,始终是有距离,用而不亲,影响不大。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点,就是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。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,凡是过分傲慢的人,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。他自小由环境所造成严肃忮刻的生活习惯,很难兼容并蓄,更谈不到有“格物致知”的容人容物之量。

但他在登位称帝以后,正如唐、宋开国的皇帝一样,总想找出一个具有显赫有名的祖宗,作为自己的背景。李唐皇帝,找到老子李耳。有道教教主的“李老君”做背景,是够神气的。赵宋也用道教的帝君来陪衬自己。朱元障找谁呢?开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关系。当他还正在疑难不决的时候,刚好碰到一个理发的司务(相当于今天所称的师傅)也姓朱。他便问他,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后人?谁知那个理发匠却答说,我姓朱,是另有祖先的。朱熹和我没有关系,我为什么要认他做祖先啊!这句话,使他感觉到很惭愧,因此,就决心不认朱熹做祖先了。这个典故,不是凭空捏造的,是记在明人一部史料笔记中,我一时记不起书名来了,你们查对,一定会发现的。

科举取士的利弊

但从明朝开国,创建科举取士的考试体制,规定用朱熹的《四书章句》为标准,推崇《大学衍义》等传统,实在出自朱元璋的创制规定,以后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约六百年而不变,并非事出无因。另如以宋儒理学家的严峻规范思想,制定对妇女的节操观念,限制重重,也是由他手里所开始的。大家不可以把这些过错,随便归到儒家的礼教和孔子、孟子的罪名上去,那是很不公平的。

现在为了缩短讲课的时间,我们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关这一方面的史料,大家看了,就可明白了。

元顺带至正二六年,即公元一三六六年,朱元璋正在称吴王的第三年。即诏求遗书,如史载:

上谓侍臣詹同等曰:三皇五帝之书,不尽传于世,故后世鲜知其行事。汉武帝购求遗书。而六经始出。唐虞三代之治,始可得而见。武帝雄才大略,后世罕及。至表章六经,开阐圣贤之学,又有功于后世。吾每于宫中无事,辄取孔子之言观之,如“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”,真治国之良规。孔子之言,诚万世之师也。

又命侍臣书《大学衍义》于两底壁间。曰:“前代宫室,多施绘画。予书此,以备朝夕观览,岂不愈于丹青乎!”

第二年,开始第一次创制文武科取士之法。如云:

“然此二者,必三年有成,有司预为劝谕,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,以时勉学。俟开举之岁,充贡京师。其科目等第,各出身有差。”

洪武元年,公元一三六八年。

谓学士朱升等曰:“治天下者,修身为本,正家为先。观历代宫阃,政由内出,鲜有不为祸乱者也。卿等纂修《女诫》,及贤妃之事可为法者,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。”

洪武三年,第二次

诏设科取士,定科举法。初场,各经义一道。四书义一道。二场,论一道。诏、诰、表、笺、内科一道。三场,策一道。中式者,后十日,以骑射、书、策、律五事试之。

洪武十七年,第三次

颁行科举成式。凡三年大比,乡试,试三场。

八月初九日,试四书义三。经义四。四书义,主朱子集注。经义、诗,主朱子集传。易,主程朱义(程传与夫子本义)。书,主蔡氏(沉)传及古注疏。春秋,主左氏、公羊、谷梁、胡氏、张洽传。礼记,主古注疏。

十二日,试论一。判语五。诏、诰、章、表、内科一

十五日,试经史策五。

礼部会试。以二月,与乡试同。其举人,则国子学生,府州县学生,暨儒士未仕,官之未入流者应之。其学校训导,专主生徒。罢闲官吏,倡优之家,与居父母丧者,俱不许入试。

同时,另有一件故事,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,一定觉得他很愚蠢,不懂得科学技术,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,非常可惜。事实上,科技的发展,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,而且大有好处,那是事实。但科技的发展,给人类带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,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,这也是事实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,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和作法的事,还不止他一桩而已。这件事,便是史载;“洪武元年冬十月,钦天监(管天文台的台长)进元(元代)所置水晶刻漏(最早发明的自鸣钟)备极机巧。中设二木偶人,能按时自击钲(铃声)鼓。上(朱元璋)览之,谓侍臣曰:废万机之务,用心于此,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。命碎之。”这样一来,由元朝时期,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,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,实在很可惜。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“奇技淫巧”的政策,加以提倡奖励,恐伯中国的科技,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。

由朱元璋开始,制定科举考试取士的程式以后,朱明王朝历代子孙的职业皇帝们,便严守成规,奉为定例。但当时的知识分子,也有人认为把儒学局限在宋儒和程、朱一派的思想见解上,是很不恰当的。所以到了朱棣赶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后,自称皇帝,改元“永乐”的第二年,便有江西饶州鄱阳儒士朱友季,“诣阙(自到北京皇宫大门外)献所着书,专毁濂(周敦颐)洛(二程兄弟)关(张载)闽(朱熹)之说。”永乐帝看了,便说:“此儒者之贼也。遣行人押还饶州,会司府县官,声其罪杖之,悉焚其书。”并在永乐十二年,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,开馆于东华门外。书成,永乐帝亲自写序。从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学,偏向专注于性理的探讨,推极崇高而不博大了。

过了四十年后,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十二年,有礼部右侍郎邱浚进所若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。他认为真西山的《大学衍义》,虽是帝王学的中心思想,但缺乏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可供参考。因此,他采集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事迹,分类汇集,加上自己的意见,以备帝王们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学识。纪宗特别赏识,赐给金币以外,又进封他做礼部尚书,并命将此书刊行流布。邱浚是琼州(海南岛)人,少年时便有神童之誉,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物。如他咏海南岛五指山的诗,便有“疑是巨灵伸一臂,遥从海外数中原”之句,大有岭南学派人物的豪情壮志,目空一切的气概。

阳明学说的兴起

从此以后,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时代,已经是公元十六世纪的初叶,在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位名人王阳明,他本名王守仁,儒家学者称之为“阳明先生”。他在明代历史上的事功,是以平定江西宁王“宸濠之乱”而出名。但在文化哲学史上,他是以“知行合一”的学说,影响当时和后世。最为突出的,就是东方的日本,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明治维新的成功,便是接受阳明学说的成果。因明治维新的影响,当清末民初,中国一般留学日本的学生,回国以后,重新捡起阳明之学,作为革命救国的张本,提倡研读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,乃至阳明的治兵语录,和曾国藩的家书等做典范,俨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的作风,用来抗衡由西方输入的各种文化思想潮流,形成一代的悲剧,为现代历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。

王阳明学说的由来,开始也和南北宋时期一般儒家的理学家们相同,也是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学相结合,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学理入手,而且努力参禅静坐,曾经发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。但他却能自知,神通妙用的特异功能还不是道。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经学,别有深入之处。恰好碰着在仕途上和当权的宦官刘瑾结怨,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以后,更有进益。总之,他后来心性学养的成就,如照朱熹所主张的道问学,和陆象山所主张的尊德性来讲,他也是以尊德性为本。而且更与朱、陆不同之处,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时,又特别强调以事功的实践,与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。实际上,王阳明的学问造诣,是由禅入儒,引儒入禅相结合,比宋儒朱熹的见地,实在别有胜处。他是极力反对朱熹的四书章句之说,认为朱注的章句,其祸害尤甚于洪水猛兽。因此,与当时宗奉朱熹学说,崇拜程朱学派的人,俨然对立。好在他有平宁王之乱的一段容功,震撼朝野,所以他在当时程朱学派的天下中,还能立足,这也是并非偶然的事。

如果我们把明武宗时期和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儒家理学的时期,和西方欧洲历史文化作一对照,那也正是公元一五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间,德国人马丁·路德开始从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时代。除此之外,也正是西方在这一时期(十六世纪)历史文化上开始转运的阶段,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;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倡太阳中心及地动学说;维斯浦奇发现南美洲东岸;哥伦布发现中美洲;麦哲伦远航周游世界一周成功;葡萄牙人到了广东租澳门为通商地,为近世欧洲人到中国的开始;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种子岛,首先掌握了东洋的贸易权;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;英国女王玛利登位,禁信耶稣教,接着是女王伊丽莎白即侊,厉行新教;德国开宗教会议,重许信教自由,新旧教之争结束;法国新旧教开始战争。西方的欧洲,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这些等等事故,和我们虽然还远隔重洋,说是没有关系,却是很有关系,所以也在此顺便提起大家的注意。

至于明朝在武宗时期,因有王阳明的学说出现以后,同时也影响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、道士,也有向王阳明参禅学道的出家人。王阳明虽然不像宋儒那样,左批佛,右批道,但对佛道两方,多少也有微言。不过,他和宋儒理学家相同,对性命之理,人生

的生命之学,仍有存疑。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,或者为证长生,果因为服食信石(砒霜)中毒而殁。

我们对阳明学说的是非暂不评论。总之,在明朝三百年来,特别注重以朱注“四书”为主的儒学,影响所及,到了晚明时期,如对宫廷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大师憨山德清,便以儒、佛、道三教一致观点,着有《中庸克指》,以及《老子道德经解》、《庄子内七篇

注》等。稍后,他的再传弟子蕅益法师,又有《四书蕅益解》等著作。这些种种事实,都是说明由初唐(公元六二七)年起,到明末清初(公元一六四四)年间,有关儒、佛、道三家学说,却已经历纷争了千余年之久,由各自殊途而归趋于一致,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,才得汇流而集成。但也正如道家老子、庄子的观点,“成者毁也”。由于西方的欧洲,正从物质文明之中逐渐发展,促使唯物哲学思想的光芒,正从地平线西面升起,在十六世纪以后,渐已东来了。

总结明朝的政治文化

我们现在不必读历史而流泪,为古人担忧。只对朱明三百年来的政治文化,作一简单的结论:

一、明朝的文运,由朱元璋(洪武)和朱棣(永乐)父子、制定以宋儒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儒学以后,同时既不尊重相权,又更轻视文臣学者。朱家子孙十五个职业皇帝,除了被太监宫女们玩弄在股掌之间以外,几乎找不出一个对历史社会有很好贡献的君主。其中两三个稍有特别天才的,如英宗朱祁镇,如果不做皇帝,专学天文,应该可以成为名家。神宗朱翊钧,不做皇帝,专业经营,或从山西票号做学徒,以他爱钱如命的个性,一定可以经商致富。熹宗朱由校,不做皇帝,专学建筑设计或土木工程,也应该大有成就。但很可惜,他们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,当了职业皇帝,反而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劣迹,真是不幸。

二、朱元璋从佛门和尚出身,做了皇帝以后,除了本身太过严厉,杀戮太过,留给后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样以外,其他功过善恶,很难定评。最大的缺憾就是“不学无术”。但“佛门一粒米,大如须弥山;今生不了道,披毛戴角还”。所以他的子孙,仍然必要出家为僧偿还这个因果。起初是由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,被永乐所逼而出家。最后仍由崇祯的断臂公主出家为尼,了却佛门一代公案。

三、明朝三百年来的文运,规守在宋儒理学的范围以内,使传统的诸子百家之学,更无发挥的余地。在《明史》上的儒学文臣,如于谦、海瑞、王阳明、张居正等少数特殊之士以外,其余大多不得展其所长。因此,在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方面,也没有格外的特点。如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之外,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艺,就是小说。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傍》、《金瓶梅》等等,便是明代的作品。这些著作,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识分子的心声,生在一个无可奈何时代的反感和悲鸣。所以在神宗嘉靖时期。就早有李蛰(李卓吾)一类愤世嫉俗的学者出现。李卓吾明说当时的道学先生们为“鄙儒、俗儒、腐儒”,又说他们是“言不顾行,行不顾言,阳为道学,阴为富贵,被服儒雅,行若狗彘”的人。但他不只反对道学,自称“不信道,不信仙释”,甚至讨厌见任何人,既讨厌和尚,更讨厌道学先生,贬斥六经,认为不能专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,因此而“得罪名教,遭劾系狱,自刎而死”。古人所谓的“名教”—词,就是指以儒家孔孟之教的意识形态。单是一个“名”字,有时便代表论理的逻辑观念。“遭劾”就是被当时在朝廷的儒臣们所弹劾,认为他犯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反动,所以就入狱坐牢了。事实上,他最初是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脱颖而出,因对时代社会的不满,太过偏激,形成狂态。另如神宗万历时期的袁宏道(中郎)、袁宗道、袁中道三兄弟,都有才名,当时人称“三袁”。尤其以袁中郎的声名更盛,但他也是对时代不满,早年就辞官不做,专以诗文名世,不与世俗相争了。

明代的文运,诸如此类,所以到了万历后期,就形成以太监头子魏忠贤为首,指顾宪成、高攀龙等两百多名学者为东林党,兴起党狱,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。一直到了李闯的民兵入京,崇祯朱由检自杀,满清入关,才结束了从皇觉寺开始,到东林书院而变为东林党的党争的历史,使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结完案。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遗老,如顾亭林、李二曲、傅青主、王船山等,扬弃理学专讲性理的义理的弊病,转而重视实用和考据之学,才使中国文化,从清朝开始,归于义理(哲学)、考据、词章三大类的学问。对于猎取功名科第的科举八股文章,都是余事而已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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