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怀瑾简介 | 南怀瑾全集目录 | 南怀瑾讲座光盘 | 南怀瑾相关文章 | 般若文海 | 佛缘资讯 | 佛缘论坛 | 佛友之家 | 佛缘商城 | 佛教电视台

南怀瑾全集

原本大学微言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原本大学微言》 第57章 南宋王朝和四书章句

南宋高宗赵构和钦宗一样,都是徽宗的儿子。徽、钦二宗父子被金人俘虏北去,金兵曾经一度进攻到南京和临安(杭州),但被韩世忠和岳飞等所击败,立即撤退北归。可是金人曾两次利用宋臣张邦昌,立作“楚帝”,跟着又立刘豫作“齐帝”。他想用傀儡的政权,作为缓和民族之间的抵抗情绪。宋高宗就在这样战况胜负不定,不听抗金名将宗泽的建议,就由他最初被封为“康王”的封地相州(河南汤阴,今称安阳县),决计退到扬州,后来又一路逃亡到浙江的宁波、温州而到杭州。正当宋室朝廷进退无主的情况下,他被臣工们拥护,就在杭州继承帝位,是为“南宋高宗”。

但高宗在即位以后的战略政策,既不想中兴,更不敢想统一。他所想的只是偏安一隅,苟延残喘而已,所以仍然学祖先的办法,以金钱财货的“和议”做为上策。因此罢李纲、韩世忠,以秦桧杀岳飞,表示“偃武修文”,以促成和议的成功。至于国破家亡,父兄被俘虏,在他做皇帝的三十六年,以及后来让位给太子孝宗的二十五年,前后一共活到八十一岁之间,从来没有表现过激昂慷慨的情绪,真是到达一切都不动心的景况,看来也算是历史上一个稀奇的皇帝。另据宋人史料所载,当宋高宗出生的时候,他的父皇宋徽宗,忽然梦见“五代”末期和赵匡胤同一时代的吴越王钱镠进宫,他就出生了。这个史料,虽然是古人迷信的传说,但看来也非常有趣。钱镠一变而做宋高宗,便把杭州做汴州(开封),大概正如白居易的诗所说,“未能抛得杭州去,大半勾留是此湖”吧!

宋高宗的所作所为,明显的权术不少,例如他使秦桧杀了岳飞以后,便把岳飞的故宅来办“太学”,这是要人怀念岳飞呢?还是教人只要读书,不要学岳它以武力抗金呢?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其实,他的心事,敌国的金人都很明白,只是不说穿,好做要挟而已。例如在绍兴二十一年的春天,他总算要表示一番,就派了一个专使叫巫汲的,到金国去做“祈请使”。这个职责的名称很奇怪,“祈”是“祈求”,“请”是“请安”。所以巫汲到了金国,首先提出要迎请靖安帝(钦宗)归国。金主就说:“不知归后何处顿收?”换言之,你们要钦宋回到南宋以后,不知道你们拿什么地位来安顿他啊!做皇帝吗?高宗肯让位吗?不做皇帝,他回去又做什么呢?岳飞口口声声要“直捣黄龙,迎回二帝”,所以就不能不被杀了。巫汲听了金主的问话,就无话可对,只好唯唯而退了。

宋高宗两道互相矛盾的诏书

我们暂且不管历史上的是非,再回转来讨论南宋开始的文运,和宋儒程、朱理学的兴起,使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大行其道,做为帝王领导学和帝王师之学的由来。

前面已经讲过北宋末期五大儒和二程兄弟自称“出入佛老,反求六经”而悟道,突然继承孔孟的绝学,点燃千古心灯的经过。从现在的我们看来,只如浮光掠影,白纸上有一些黑字而已。而在南北宋之间,这可不是小事,它是足以震撼千古的奇迹,使当时的天下学者低首向“程门”的,实在不在少数。

宋高宗既然不顾宋室的国耻,决心以和议为上策。但他也知道,全国的人心是不甘于三分天下二分亡的局面,主战和主和派的冲突,也很难调和。因此,他也要学祖先宋真宗那样的办法,怎样可使人民的心理,安于偏安才好。武的不行,只有文的最好。因此先须收服一般读书知识分子的舆论情绪,就在他仓促登位的第四年,也就是改年号为“绍兴”的元年,“诏(追)赠程颐直龙图阁大学士”。他下的这一道命令便叫“制词”,大略如说:

周衰,圣人之道,不得其传。世之学者,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孰从而求之?亦孰从而听之?尔(你)颐(程颐)潜心大业,高明自得之学,可信不疑。而浮伪之徒,自知学问文采,不足表见于世;乃窃借名以自售,外示恬默,中实奔竞;使天下之士,间其名而疾之,是重不幸焉!朕所以振耀褒显之者,以明上之所与,在此不在彼也。

他的这道“制命”,切实褒扬了程颐(伊川),是继千古以来周公、孔子绝学的第一人。只有程伊川是真儒真学者,其他的人都是假道学,自己叫卖虚名而已。所以我要追封程伊川为大学士,希望大家都要如他—样。不过,这篇“制命”的大文,不知道是高宗自己的手笔,或是哪个大臣所代写的,看了它最后两句,真的很有意思,也真的很可笑,是绝妙好辞。他说;“我所以现在要褒扬程颐、是要使大家明白皇帝给与他的荣耀,真正的意思,只是为了这个,不是为了那个。”你们不信,再读一读原文最后的三句试试看。他当时还是初登帝位,还在坐立不安的局势之下,就先来捧出北宋王朝时代的一位新圣人干什么?根据他原文最后一句自做的答案,是“在此不在彼也”,岂非明白告诉大家谜底了吗?

但在他下达尊崇程颐的诏令五年以后,便有儒臣陈公辅上书,要求禁止“程学”,高宗又照准了。陈公辅的奏疏内容,大略是说:

今世取程颐之说,谓之伊川之学,相率从之,倡为大言:谓尧舜文武之道,传之仲尼,仲尼传之孟轲,孟轲传之(程)颐,颐死遂无传焉。狂言怪语,淫说鄙论,曰此伊川之文也。幅巾大袖,高视阔步,曰此伊川之行也。师伊川之文,行伊川之行,则为贤士大夫,舍此皆非也。乞禁止之。

因此,高宗就另下一道诏书说:“士大夫之学,宜以孔孟为师,庶几言行相称,可济时用。”可是当时与“程门”有关的学者,也是开初推荐秦桧的名臣胡安国,又上疏为“程学”辩护说:“孔孟之道,不传久矣,因(程)颐兄弟始发明之,然后知其可学而至。今使学者师孔孟,而禁从颐学,是入室而不由户也。”这当然又引起另一些儒学大臣的反驳,反而弄巧成拙。

评朱子所谓“帝王之学”

南宋高宗初期用儒学相号召的文化教育政策,就在这样的争辩不定中过了二十多年,但二程之学的门人弟子,高谈心性微言的学风,已经大行其道,在年号“绍兴”的三十二年间,有“程门”的再传弟子朱熹,自己主动“上封事”(当时的密奏名称),首先提出;“帝王之学,必先格物致知,以极夫事物之变,使义理所存,纤细必照,则自然心诚意正,而可以应天下之务。”接着第二点,提出安内攘夷的理论。第三点,提出政府官吏的管理治权的根本,还需朝廷的正确决策等等。朱熹的这篇奏疏,除了他首先提出《大学》开头的“格物致知”为帝王学的根本以外,其余所论国家天下为政之道的见解,不但现在看来很平凡,在当时看来想必也很平凡。而且朱熹当时的官职,只是一个“监南岳庙”的“监官”,等于现在湖南衡山的宗教局长,虽然已有“程门”传人学术上的名声,但到底还是官卑位小,人微言轻,当然是石沉大海,起不了多大的作用。但在后世推崇朱子学说的人看来。便认为是无上的高见,因为他首先提出《大学》的“格物致知”为帝王之学,是为儒学出身的学者引起足以自豪的心态在作祟了。

其实《大学》的本文,只说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”,并非说《大学》就是做天子的帝王学啊!它是说做国家第一领导人的皇帝也好,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,不管做什么,必须先要学好做人,以修身为本才对。至于由修身而外发为治国平天下之学,是做学问一贯的道理。并不是说,必须要出来做官,做事业发财,甚至要做国家的第一领导人,当上皇帝才是“明德”的学问啊!否则,著作《大学》的曾子,他自己为什么不出去做皇帝,而且也不肯随便去做官,做事业发财呢?

总之,学问修养是一件事,做皇帝或做官或发财,是另一件事。有学问修养的去做皇帝或做官,做事业发财,当然是好事。但没有学问修养而能做个好皇帝或好官,那也就是真学问真修养。有学问修养,不得其时而行,就不出去做官做事,自守善道,做个规规矩矩的人。或者以“师道”自居,随缘教化后生而“止于至善”,这也正是“大学之道”的一个典型,例如曾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啊!

话说朱熹,他在宋高宗的时期,并没有得行其道,高宗死后,由孝宗赵眘登位,有恢复中原之志,准备讲武,设置武举十科,并以朱熹为“武学博士”。因为他对高宗“上封事”的书中,也讲过有关恢复的事,所以便给他这个官衔。但还没有开始讲武,宋朝又与金人修好谈和,而且朱熹又和当时的宰相及大臣们议论不合,因此就罢官。史载“熹登第五十年,仕于外仅九考,立朝才四十六日,进讲者七,知无不言”,然因与韩侂胄等意见不合而罢官。当宋光宗赵惇的最后一年,才再召朱熹为侍讲。跟着就是宁宗赵扩即位,韩

侂胄当权,宋室朝廷也正闹严禁“伊洛之学”,视之为“伪学”。因此,又罢免了朱熹的侍讲和修撰的官职,再过九年,朱亮以七十一岁的高龄过世了。

总之,朱熹生当南宋新朝的初期,经高宗到宁宗四代半壁江山的皇朝,主战与主和的战略纷乱、忠奸邪正的政党相争。他抱有以圣学匡正时弊的目的,处于无可奈何的局势之中,但仍然坚守二程“伊洛”之学的师承,自以“主敬”的修养、主张“道问学”以达贤圣的宗旨,始终不变。实在也足为后世学者的楷模。他的一生对儒家经学的著作不少,但最用心得力的应该算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章句。换言之,他把原本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另加分章编排,自作注解。他自己并没有说,只有我朱熹所编注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才是空前绝后的孔门正宗心法,后世必须以此为准。但他编注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却变为后世元、明、清六七百年来的御用范本,用它来牢笼天下学者进取功名的思想,成为不可另有其他见解的意识形态。应该说这并不是朱熹的本心,这是元、明、清三代那些“不学无术”治国当家皇帝们的过错。尤其是明朝开国之初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一手造成的罪过。

主张学以致用的名儒

事实上,当南宋初期四代帝王的八九十年之间,和朱熹一样,同为当代的名儒学者,同样具有以正学救时的用心,同时也在讲学传道授业者,并不少数。

例如在中国文化史上,或是儒家理学史上最有名的陆九渊(象山),便和朱熹有正好相反的治学观点,他是主张学问修养之道,以“尊德性”为主,但得其本,就不愁其末了。朱熹主张的“道问学”,是由集成学识,加以理性的精思推理而到达“形而上”道的境地,是从舍本逐末入手,恐怕终生不得要领。“尊德性”是先行证入“明德”的“自证分”,自然可以贯而通之,达到一切学问的本际。因此,才有在历史上着名的朱熹与陆象山在江酉的一场“鹅湖之会”,互相对话,辨证真理的学术会谈。结果是各有胜论,难定一是。朱陆异同的“鹅湖会辩”,可以说是南宋初期儒家理学家们“理性主义”在逻辑上的论辩,是为后世学者所称道的盛事。从西方欧洲的文化史来说,这时还正在经院哲学探究神学的阶段。从陆象山、朱熹死去的二十年后,西方的哲学家培根才出生(培根生于公元一二一四年,正当宋宁宗嘉定的第七年)。看来也很有意思。

其实,在南宋初期,如以朱熹、陆象山两人代表理学家的注重心性微言以外,其他的名儒学者也不少。尤其是调和朱陆之间的吕祖谦(东莱),后来列为浙东“金华学派”的代表人物。另如“永康学派”的陈亮(同甫),以“功到成处便是德,事于济处是有理”的事功主张,与朱陆异同之争,更为突出。如其自说:“研穷义理之精微,辨析古今之异同,原心于秒忽,较理于分寸,以积累为工,以涵养为主,晬面盎背,则于诸儒诚有愧焉。至于堂堂之阵,正正之旗,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,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,推倒一世之智勇,开拓万古之心胸,自谓差有一日之长。”这些话很像孔门弟子子路的豪情壮语。因为他有志急切于事功,所以曾与当时退居浙南的军事学家而兼诗人的辛稼轩往返,纵论国是。辛稼轩在他走后,用自己的经历,作了一首《破阵子》的壮词寄给他,可以说不是赞许的意思,还是劝勉他“知止而后定静”的成分居多。原词是:

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,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声,沙场秋点兵。

马作的卢飞快,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,可怜白发生。

另如吕东莱、陈同甫之间的“永嘉学派”的代表人物叶适(水心),大致都主张学以致用,不大同意高谈心性,无补时艰的空言义理。其他还有“闽中学派”、“宁波学派”等等,也各有所长,各有专着行世。有人说:“哲学家和文学家,都出生在乱世和衰世的时代。”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南北宋的文运,似乎觉得哲学和文学又太多了一点。但到了南宋建都杭州百年以后,十三世纪的后期,中国文化儒、释、道三家的主流,也都如“强弯之末,势不能穿鲁缟”了!由于理学的兴起,传统儒学的“五经”正义的经世致用之学,也已渐形没落。禅宗从临安大慧宗杲禅师以后,也已进入“说理者多,行证者少”的情况。道家有与朱熹同在福建武夷山的白玉赡,被后人推荐为继南宗张紫阳真人的正脉以后,也就转入元朝初期王重阳和长春真人邱处机所创的“龙门派”的道教了!

可是宋儒的道学,从出入禅道的樊篱,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为主导的“性理微言”,犹如异军突起,势不可遏。其中尤以朱熹所尊奉“伊洛学说”,并自创立以“道问学”为主导的性理学风,更为一般后起学者所欢迎。自朱熹以后,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。皆宗奉朱子的学派,最为杰出。虽然宋室的政权,已在风雨飘摇,垂垂欲堕的情势之中。但被历史认为促使宋朝灭亡的先后三大名相,如韩侂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,也都是忠奸莫辨的人物。其实,是因为他们复兴无功,建国无能,又在学术思想和政治作为上矛盾冲突,就弄得灰头上脸,遗臭万年。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乱,但在宋理宗时期,真德秀仍以儒家理学可以救时的用心,作了一部名着《大学衍义》,极力推祟“大学之道”便是千古不易的“帝王之学”。以“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、齐家”为四大纲领,引证经训,大旨在端正领导人皇帝的“君心”,严肃宫廷的齐家之道,排弃幸进者的当权执政等三个要点,都是针对宋室术代衰乱的情形而立论,所以更被当权者所忌惮。史称其“立朝十年,奏疏数十万言,皆切中要务”,终亦不免遭受排挤出局的必然结果。





原本大学微言

佛缘文化传播中心 Copyrights © 2006-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弘扬佛教智慧 净化社会人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