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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原本大学微言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原本大学微言》 第52章 宋儒程明道《定性书》点滴

在东方的中国文化,从秦汉以后,学术思想的主流,从表面上看,虽然都一概归到儒家,但实际上,是以阴阳、儒、墨、道、法各家杂用,而又不太有明确的界别。汉末、魏、晋开始,便有道家的神仙“丹道”学派兴盛,他们的“修为”基础,都是以“守静”为中心。那是根据老子的“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,是谓复命”的说法而来。

从佛教传入到理学的兴起

但自汉末到两晋时期。由印度传入的佛家。它的修行实证方法,是以“戒、定、慧”三学中的小乘禅观,和“四禅八定”的定学为中心,出戒行的严密自律而得定,由定而生慧,由定慧而得解脱,完成“解脱知见”而进到“涅盘”寂静的境界,证得“阿罗汉”果位为最高的成就。

因此以定、静为修成仙佛之道共通的根基,就成为中国文化学养中的普遍意识。况且静态必须由不动的定境而生,定境必然由静态而成,这两者是一而二,二而—,互为因果,不可或分的效应。

尤其在隋、唐的初期,由天台山的智顗大师,开创了中国佛教特色的天台宗,以修止观而得“中观正见”为目标。于是,以打坐修行,修止修观的禅修法门,便大行其道。因此,影响了中国各阶层社会,朝野上下,都知道定静为修养的必要工夫,已成普遍的知识。

印度佛法中禅宗大师达摩祖师东来,早在萧梁政权的初期,已经在中土传授以“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的法门。到了初唐,历中唐、晚唐,禅宗的“无门为法门”,已普及中国,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明点。尤其在残唐五代时期,禅宗的五家宗派鼎盛,几手涵盖了儒道,乃至神仙丹道和佛教诸大派系的修证内容。当然也掩盖了天台止观禅修的声光。但禅宗虽然以“真指见性”为标榜,而在实际的修为实证上,仍然也离不开以禅定为基本入门的功夫。至于“参禅”的名词,是从宋元以后所兴起,那已是禅宗从驰骋中原和大江南北,终将走向小径的尾声了!

先要了解了中国中古文化衍变的趋势,然后进而研究由北宋开始,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,承袭五代的提倡儒家经学,吸收了自南北朝、隋唐以来佛道两家的学说修养,转而“反求诸已”,便以标榜孔孟的儒家之学为固有文化的“宗主”意识,别自成家,才形成了以祖述儒学为宗,左反神仙的道学,右反禅修的佛学,从形式和内容上,就自成为新兴儒家的理学,与佛、道两家互争胜场。理学的“理”,是袭取佛学华严宗的“理法界、事法界、事理无碍法界、事事无碍法界”,配合《易经·说卦传》的“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,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的宗旨,采取了韩愈的《原道》主张,和李翱《复性书》的理念,作为信守的主题。但又学习禅宗传习语录的方式,统用通俗的语文来传道、授业,以去恶务善达到圣贤的地位,必须要学问修养到“人欲净尽,天理流行”的境界。因此,便从《大学》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”等的“慎独”工夫起步,与《中庸》的“诚”、“敬”会同,由此而完成“明德”以后的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“外王”之道,这样,才是成圣成贤的正途。所谓道佛各家的行为学说,“遗世而独立”,都被当作是旁门左道的一偏之见而已。

但从北宋开始,被后世推为“儒宗”、“道学”的大儒.如周敦颐(濂溪)、张载(横渠)、程颢(明道)、程颐(伊川),并及邵雍(康节)等为五大“儒宗”。接着南宋程门再传弟子朱熹,极力推祟师说,自以“道问学”为主导,注解四书,分为章句,因此而使孔子、孟子的儒学,都须限于朱注的章句见解范围,历八九百年之久。但如从宋儒的传道讲学,高谈“心性微言”的造诣来说,最为扼要简洁,足与佛道两家媲美的,莫过于程明道的《定性书》,实亦“言中有物”,并非都是托空妄语。可是他的内容实质,又都是汲取了佛道两家的精华,融会于心而着述其“理”,批驳一般人所认为的“修定”而求“明心见性”,或妄求达到“清静无为”之道的误解。现在我们特别为他“认祖归宗”,指出他本来的出处,不必避讳他本来是借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的因袭手法了。

康熙善学《定性书》

《定性书》云:“所谓定者,动亦定,静亦定,无将迎,无内外。”他的开头两句,便说动静都是本来在定,不必另行起心求定。这是他心得了禅宗所尊重的《楞严经》中“观音圆通法门”中所说的“动静二相,了然不生”两句而来的。

“无将迎”一句,是袭用《庄子·应帝王》篇中的“至人用心若镜,不将不迎,应而不藏,故能胜物而不伤”。至于《庄子》所说的“将迎”,等于佛学所说的“有觉有观”、“有寻有伺”是同一内涵。“将”是“停心一处”。“迎”是从起念处观照。

“无内外”一句,也是汲取《楞严经》的心不在身的内外中间,以及龙树菩萨所作《大智度论》的“不依身,不依心,不依亦不依,是谓宴坐”而来的。这真可说他是善于读书求学,字字句句,都能会之于心的实学了。

程明道《定性书》所说“修定”之学的中心要点,就是上面所讲起初“破题”的四句话。实际上,都是佛道两家的家当,但他却一借不还,概不认账。以下的文章,都是对于这四句的根本而发挥,但其内容,大部分都是从《楞严经》的说“心”,禅宗的谈“性”而来。可是除了首先提出这四句特别高明的警句以外,跟着而来的结语,却又含混不清,并未说明所谓内和外的界别,是指身和心或心和物。如说:“既以内外为二本,则又乌可遽语定哉?”

佛说《楞严经》是指“心物一元”的“心”,如经说:“虚空生汝心内,犹如片云点太清里。”“不知色身,外洎山河虚空大地,咸是妙明真心中物。”“想澄成国土,知觉乃众生。”至于意识的思想、感觉、知觉,统是物理世界形成以后的作用,并非真实的存在。但凡夫之人,妄自分别身心、心物,认为有内外的界别,因此而个能证入“楞严大定”的如来境界了。

如果《定性书》也有如《楞严经》一样的交代明白,那么,他所说的“定性”之定,本无一定点之定可言,不必再假借“修持”的方便,错认禅观的“定境”或“清净无为”的“静态”为本来自性。那他就确实对于《易经·系传》所说“故神无方而易无体”、“易无思也,无为也。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”,以及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什》所谓“上天之载,无声无臭”等的奥义,就真的有其见地了!

很可惜,他在下文的发挥《定性书》的道理,却又急切于有心用世,坐而论道,用来和“明德”外用的“治国平天下”之道合拍,反而又迷离倘恍,言不归宗,恰如禅师们的说法,“扇子哱跳,撞着三十三天帝释鼻孔,东海鲤鱼打一棒,雨似倾盆”,始终没有说明“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”,有关定慧之间的妙用,甚为可惜。

《定性书》的最后结论,把“性”和“情”的作用,隐约作为内外的关键,提出“制怒”的修养最为重要。总算流传了四五百年以后,得到一个好学生,那就是清初的康熙,他从程明道的《定性书》中学到了唯一的要诀,就是“制怒”。他亲自书写“制怒”二字为座右铭,因此而使他年少成功,做了六十年的皇帝。

总之,程明道的《定性书》,虽然对于定学,语焉不详,但比起他的再传弟子朱熹的学养,就大有高明之处。希望你们年轻人“后生可畏,安知来者之不如今”,当善于探讨,取其精华,舍其糟粕,必定有利于心性修养,大有用处,照此学以致用,“虽不中,亦不远矣”!不可因噎废食,随便轻听我的话,视古人的成就,都不值得一顾,那就不对了。

附程明道《定性书》

所谓定者,动亦定,静亦定;无将迎,无内外。

苟以外物为外。牵己而从之,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。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。则当其在外时,何者为在内?是有意于绝外诱,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。

既以内外为二本,则又乌可遽语定哉?

夫天地之常,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,圣人之常,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,故君子之学,莫若廓然而大公,物来而顺应,《易》曰:“贞吉悔亡,憧憧往来,朋从尔思。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,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。非惟日之不足,顾其端无穷,不可得而除也。

人之情各有所蔽,故不能适道,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,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,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。今以恶外物之心,而求照无物之地,是反鉴而索照也。《易》曰:“艮其背,不获其身。行其庭,不见其人。”孟氏亦曰:“所恶于智者,为其凿也。”与其非外而是内,不若内外之两忘也。

两忘则澄然无事矣。无事则定,定则明,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?

圣人之喜,以物之当喜,圣人之怒,以物之当怒,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,而系于物也。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?乌得以从外者为非,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。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,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?

夫人之情,易发而难制者,唯怒为甚。第能于怒时,遽忘其怒,而观理之是非,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,而于道亦思过半矣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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