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怀瑾简介 | 南怀瑾全集目录 | 南怀瑾讲座光盘 | 南怀瑾相关文章 | 般若文海 | 佛缘资讯 | 佛缘论坛 | 佛友之家 | 佛缘商城 | 佛教电视台

南怀瑾全集

原本大学微言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原本大学微言》 第48章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

不过,在我们传统的历史上,所谓魏、晋、南北朝的时代,先后总共有三百七八十年之久的时期,每一个短短年代的家天下的皇室政权,每一个匆匆上台、急急忙忙下台的帝王人物,实在正如《红楼梦》所唱的“乱哄哄,你方唱罢我登场,反认他乡做故乡”,看来真是可悲可叹。同时,也可以说这一段的历史,比起春秋、战国的三四百年间的故事,更为紊乱和黑暗。但我们从中华民族和中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,那就立场不同,观点也不一样。例如照旧史的文化哲学的观念来讲,都说魏、晋时代的历史文化,是误在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,太偏向于注重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“三玄之学”,以致于“清谈误国”,致使“五胡乱华”,形成了东晋南渡以后的南北朝格局。其实,这样论断,也未必尽然。我们现在要讲这个阶段的历史,却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需要另加理解。

要了解当时的三个关键问题

一是魏、晋以来,文官政治体制的形成。所谓魏、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,已经养成轻视家天下的皇室统治,把从汉朝开始的“选举”精神、渐渐结合成儒、道、法三家的政治思想,形成了文人政府的治权,开始建立了一套政治管理学的人事体制,成为后世文官政治“铨叙”人事的先声。家天下的皇帝归皇帝,读书的士大夫们归士大夫,完全不理会皇室的权威,自然有他超然于政治权力以外的本身的地位。所谓“清淡”、“三玄之学”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输入的“佛学”,只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种潮流,一种轻视皇权的反动,反映士大夫们另一种不同意现实政治的风格而已。

这种情况,最初是由曹操父子开其风气之先,当曹操在开始建立曹魏政权的时候,一面注重法治,一面又特别奖赏聪明才智和文学才华的名士,但又不太要求他们的操守。所以到了魏明帝的曹叡阶段,虽然名儒有如陈实、陈群、王祥、贾逵等人,但是新进少年学者,如何晏、王弼,乃至如史称“竹林七贤”等辈,都是一代俊秀,名重当时,但又多是轻视世事,浮夸自负的青年名士。因此,曹叡想要建立另一种人事制度的考核办法来替代“选举”用人。如史称:

魏主叡深疾浮华之士,诏吏部尚书卢毓曰:“选举勿取有名,名如画地作饼,不可啖也.”毓对曰:“名,不足以致异人,而可以得常士。常士畏教慕善,然后有名,非所以当疾也。今考绩之法废,而以毁誉为进退,故真伪浑杂,虚实相蒙。”

曹叡同意他的建议,就诏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试法七十二条。然而经过朝廷(政府)会议,迟迟没有通过,结果也就没有实行。可是刘劭却因此着了一部《人物志》,开启后世人事管理学的先河。

其实,在这以前,由陈群在曹魏时期所创建的“九品中正”的人事制度,配合当时从两汉以来以“孝道治天下”的宗法社会的儒术精神,不但早已实行于魏、晋的时代,也影响后世,使选举人才的制度,法久弊深,完全变成为名门望族所垄断的局面,形成两晋和南朝六代之间的门第、门阀风气。正如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所痛恶的“上品无寒门(所谓上流社会,没有一个是贫寒出身的平民子弟),下品无势族(所谓基层干部,没有一个是权势家族出身的子弟)”。其实,刘毅这篇有关用人行政的谏疏文章,直到今天和将来,无论是哪种政党、政见的民主时代,也应当好好研读,作为民主选举的制度精神的参考。

二是世家门第的学术官僚,形成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士大夫集团。这种风气,从魏、晋开始,直到南北朝的两三百年时期,并无一个有力者毅然出来鼎革这种时代的弊病。也正如曹魏时代的阮籍所感叹的“时无英雄,徒使竖子成名”的情况。其原因,是由于传布学术知识的书本,都靠手写传抄的私家藏书,并不普及。文化教育并不发达,政府与社会,都没有设立学校的风气。尤其是一般社会,丧失了自古以来“文武合一”教育子弟的精神;一般上层社会,也只以读书成名,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标准。因此而使学术知识,大都出于世家权门,形成门第、宗族的士大夫群的权威集团,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权,牢不可破。此时正当史称“五胡乱华”的崛起和西晋皇室的没落,由群臣拥立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南渡称帝(晋元帝),从此定都建康(南京),就为东晋的开始。但司马睿和他的儿子司马绍(晋明帝),虽然南渡以后,先后两朝称帝,事实上也等于是傀儡皇室,父子皇帝只有八九年时间,都在忧患之中死去。

后来真正东晋王朝,虽然再经九个皇帝,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时间,但政权仍然操纵在王、谢等势族手中,前如王敦、王导,后如谢安、谢玄等王、谢权门,都是籍籍有名的“世家望族”的子弟出身。坐以论道,谈玄说妙,大多是文(学)哲(学)不分的高手。即使如谢安、谢玄叔侄一样,总算领导指挥了一次在历史上有名的“淝水之战”,打了胜仗。但在指挥打仗的场面中,仍然还不离名士风流的风格,模仿三国时期的诸葛亮,纶巾羽扇,潇洒自如。犹如西晋初期,与东吴的陆抗互相敌守长江两岸的羊祜(叔子)一样,“轻裘缓带”,依然不失其雍容优雅的风姿。这种士大夫们的作风,在政府或上层社会之间,只要读刘义庆所辑的《世说新语》一书,就可大概了解当时的一般情形了。

简单地讲,由东晋开始,士大夫们的文人学术官僚集团的风气,一直沿袭到南朝各代(宋、齐、梁、陈)和隋朝,俨然犹如牢不可破的堡垒,虽然是当时一代当国的帝王,也是对此无能为力,只好向这种现实低头将就。这是确实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上的一面“风月宝鉴”。现在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的故事来做说明。在南朝萧道成篡位称为齐帝的时候,他的中书舍人(等于皇室办公室的主任)纪僧真,“得幸于齐主(萧道成)”,“容表有士风”(外表很像一个有学识的读书人)。

请于齐主曰:臣出自武吏,荣阶至此(我从行伍出身,官做到这个阶层),无复所须(别的也没有什么要求了),唯就陛下乞做士大夫(希望皇上给我一个士大夫的荣誉)。齐主(萧道成)曰:此由江学、谢瀹(这两人是当时的名士而兼名臣),可自诣之(你自己去找他们商量吧)。僧真诣学,登榻坐定(刚刚坐到客座的椅子上)。学顾左右曰:移吾床远客(江学就对旁边侍候的人说:把我的椅子移开远一点,不要靠近这个贵客)。僧真气丧而退(弄得他很没有面子,只好回来)。告齐主曰: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(我现在才明白,士大夫这个头衔,就算是当今皇帝天子下命令,也是办不到的)。

你只要读了历史上这个故事,再来对照一下我刚提过的《世说新语》,便可知道魏、晋、南北朝之间的读书人、知识分子的傲慢和自负的酸味,有多么的可畏和可悲啊!这种情形,直到唐朝才完全开始改变。所以唐代诗人刘禹锡,对南朝各代的首都南京,便有针对这种历史情形的《怀古》之作了:

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

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山围故国周遭在,潮打空城寂寞回。

淮水东边旧时月,夜深还过女墙来。

三是旧史所称魏、晋、南北朝之间一百余年的“五胡乱华”局面,几乎与西晋、东晋的朝代相终始。北方少数民族这个历史上的旧问题,是中国由秦、汉以来,直到隋、唐之际,大约有一千年左右的大事。实际上,这是中华民族,容纳接受“西陲”和“北疆”各个民族归服内地,融入“华夏”民族的阵营以后,因历代以来的帝王朝廷(政府),并没有加以深厚的文化教育,因此而引发的种族文明的冲突,形成“中华文化”的“内外之争”、“南北之争”,促使在隋、唐以后中华民族大结合的大事。只是大家研读历史,容易简略轻忽过去,没有特别注意这是历来中国“边疆政治”的重要问题,和“华北”与“西域”多种少数民族的生存矛盾问题。同此,历史惯例上只以固有的“华夷”之辨和“胡汉”之争的习惯,就笼统地称为“五胡乱华”了。

如果要彻底了解这个问题,必须先要从秦、汉历史上的“匈奴传”等开始,深切了解从中国的“北疆”,东起朝鲜,毗连俄罗斯的南境,直到内外蒙古、西伯利亚,再南回到古称“西域”、“西北边疆”的新疆、青藏等广阔边境的许多少数民族,和我们远占轩辕皇帝前后代的血缘关系,以及历来对待“治边”政策的是非。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历史文化的大问题。即使现在和将来,仍需要切实注意正视这类的大问题。只是我言之慎重,恐怕你们会当作我在狂言乱语,或认为是危言耸听,所以便只提到为止。

所谓“五胡乱华”之始,必须先要知道,早在西汉宣帝时代(公元前五○年间),匈奴呼韩邪单于已来归降,渐通内地。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代(公元五○年间),匈奴南单于以及鲜卑族的归降内附,致使匈奴北单于又来恳乞“和亲”。汉光武帝的政策(战略),是以匈奴为屏藩来扞御匈奴,可以说是“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”的代理防御、代理战争的上策,并使匈奴各族,愿意投降的移民内附,居住在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、定襄、雁门、上谷、代等八郡(在山西、陕西、甘肃境内),赐以粮食、牛羊、丝绸布匹等生存种植物品,而且还派兵保护。到汉章帝时代(公元八十七年间),鲜卑人出击北匈奴,大胜。因此“北庭”有五十八部,二十万人,胜兵八千,都来降服,加入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等处居留。接着又在汉和帝时代(公元八十九年间),以及汉桓帝时代(公元一五八年间),乃至在汉献帝时代(公元二一六年间),都有陆续来降、移民内附的为数不少。

在这个时候,曹操初起,为追除袁绍的儿子、投奔乌桓的袁熙、袁尚,他就并击乌桓而破之,斩其首领蹋顿(据史称,是辽西乌桓的另一支)。跟着,他又把由汉光武时代开始入居西河郡(山西、陕西、甘肃一带)的匈奴等族,分为五部,加以监护。这不能不说是曹操对匈奴等族移民内地的管理政策上,已较有先见之明,只是当时仍然缺乏加以文化教育的观念,以致造成后来各民族之间的文明冲突,实为憾事。

“胡”、“华”民族的混和

但我们讲到这里,必须要了解,在这个世界上的东、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,早在公元以前,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,不记宿仇,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,除了中华民族,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。因为中国文化,本来有“王道治天下”的传统,以“民吾同胞”、“物吾与也”的仁义精神,才能做到。也可以说,中华民族的“华夏”文化,早已在公元以前,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,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。例如在这以后的唐末五代,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,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。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,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,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,只有“忍辱谦让”,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,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“人道”之中。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,南朝梁武帝的时代,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,决定要“东渡”中国传法。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,他说:“震旦有大乘气象。”换言之,所谓“大乘气象”,就正如佛说的“娑婆”世界中的中国,确然具有慈悲(仁义)的精神。“娑婆”是梵音,它的意义,是说“难忍能忍”的“堪忍”的精神。

总之,由东汉光武帝到魏、晋两百多年之间,以匈奴为代表的各种入居内地“河西八郡”的各民族,其中分子颇为复杂,事实上,早已是汉族血统大混合的一个时代。如加严谨的稽考,北部匈奴的另一支,没有入居中国的,后来就在欧洲建立匈牙利。丁灵另一支,就是后来的俄罗斯的另一族。乌桓另一支,就是和后来建国的阿富汗有关。鲜卑,就是后世还居留在西域边疆的锡伯族。隋、唐之间的突厥,就是后来的土耳其。波斯就是后来的伊朗。大食,就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。天竺,就是印度。至于氐、羌、羯等少数民族,大部分都已汇合成后世居留在新疆、西藏(前藏和后藏)、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。史称“五胡”的,就是当时崛起而建国的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。先后称王称霸的十六国,计有前赵、后赵和四次分裂的燕国、五次分裂的凉、三次分裂的秦,以及夏与成汉等十六国。其实,他们当时生活语言,早已华夏、汉化,在基本文化上,也已学会了汉化的文字,只是在民族的性格上,仍然具有矫捷栗悍的习性.尤其他们看到汉末到魏、晋之间的朝廷皇帝的政权,原来都是这样抢来抢去,并不行于正道。而且由司马氏的家族,抢了曹家的天下以后,他们自己的家族,又闹兄弟争权的“八王之乱”,互相残杀。平时所谓文化教育上的“道德仁义”,原来都成为书本上的废话。那么,他们也认为自己早已是中国人,中原的天下,大家有份,因此而形成“起而代之”的乱源。同时,在魏、晋时代,另一批知识分子士大夫们,也看不惯这些世族、门阀士大夫们的作风,干脆就加入汉化的新民族,即习惯称呼为“胡人”的范围,起而大干其逐鹿中原的美梦了。这样,才是史称“五胡乱华”的基本原因,事实上,可以说是“胡华混和”,也并非过分。但在这个阶段的中间和结束,就形成“中华文化”另一章的大结合,变成北魏文化与南朝六代的大光彩了。

大家试想,如果我们也是生在当时外来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之中的一分子,由祖先辈从塞外的大沙漠和大草原进入中原以后,正如毛泽东的名词所说:“江山如此多娇,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”谁又愿意再脱离中原,回到那大沙漠和大草原之间,终日与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环境为伴呢?况且过了沙漠,西去欧洲,正是罗马帝国强盛纷争的局面,要想去分一杯羹,绝不可能。北有鞑靼的俄罗斯挡驾,东有朝鲜的海峡阻隔。此时,晋室王朝又正好自失其鹿,身强力壮,再不起来逐鹿中原,更待何时,难道要他们真肯倾心于当时的新进文化,去学佛修行打坐吗?所谓“物必自腐,而后虫生”、“人必自侮,而后人侮之”,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。魏、晋、南北朝、五胡乱华的时代,便是这个情形所发生的历史事故。

胡汉文化的另一面

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列举历史上几个事实,作为说明。

其一,正当司马炎称帝的西晋初期,也就是公元二七九年间,鲜卑族的树机能(人名)攻陷凉州(陕、甘)边区。司马炎采用了王济的建议,就封匈奴族的刘渊为“左部帅”。其实,在这中间,历史的记载,就早已说明“自汉、魏以来,羌、胡、鲜卑降者,多处之塞内诸部。其后数因忿恨,杀害长吏,渐为民患。”侍御史郭钦曾经疏奏说:

戎狄强犷,历古为患,宜及平吴之威,谋臣猛将之略,渐徒内郡杂胡于边地,峻四夷出入之防,明先王荒服之制。司马炎不加理会。不到十年,改封刘渊为“北部都尉”。接着,又再加封为“匈奴五部大都督”(等于是统管五部胡人的总督),这就造成他后来自称“北汉王”的权势了。但刘渊本身,也自有他必然不能久居人下的条件。如史称:

刘渊,刘豹之子。幼而隽异(幼年的时候,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儿童)。师事上党(山西德安府)崔游,博习经史。渊尝谓同门生曰:“吾常耻随(汉初的随何)陆(汉初的陆贾)无武,绛(汉初的绛侯周勃)灌(汉初名将灌婴)无文。”于是,兼学武事。及长,猿臂善射,膂力过人,姿貌魁伟(又是文武全才)。

晋朝的名臣王浑、王济父子都很赏识他,所以极力推荐。而且刘渊的为人,又“轻财好施,倾心接物”,所以“五部豪杰,幽(现在的北京)冀(河北的真定沧州区域)名儒,多往归之。”这里根据历史所说的豪杰名儒,都是当时在民间的读书知识分子的士大夫。和一般民间社会上的豪强之士。因此,历史上便称他是“五胡乱华”之首的“北汉王”。后来俘虏晋怀帝、愍帝的“汉王”刘聪,都是他的后人。但是根据事实,刘渊父子,早已是汉化的胡人,并不能算初从境外入侵的外夷了。

石勒与佛图澄的故事

其二,在五胡十六国当中,最为骁勇好杀的后赵主石勒、也并非只是一个武夫。其实,他也早已具有汉化的文化底子。他一边笃信佛教,师事印度东来中土的第一佛教神僧佛图澄。同时,又喜欢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,如史称:

赵主石勒谓徐光曰:“朕可方自古何等主?”对曰:“陛下神武谋略,过于汉高(祖)。”勒笑曰:“人岂不自知,卿言太过。朕若遇高祖(刘邦),当北面事之,与韩(信)彭(宠)比肩。若遇光武(刘秀),当并驱中原,未知鹿死谁手。大丈夫行事,宜磊磊落落,如日月皎然,终不效曹孟德(操)、司马仲达(懿),欺人孤儿寡妇,狐媚以取天下也。”

从他的这一段言论来看,的确也非等闲之辈。同时,也骂尽了历史上不以“功德”取天下的自命英雄们,确是千古名言。比起庄子所描写柳下惠的兄弟盗跖与孔子的对话,并无逊色,而且更是痛快淋漓。

石勒虽然并不勤学读书,但“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。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,闻者悦服。尝使人读《汉书》,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,惊曰:‘此法当失,何以遂得天下。’及闻留侯(张良)谏,乃曰:‘赖有此耳。”’

史称:“石勒,字季龙,上党(山西)武乡人。其(祖)先匈奴别部也(也早已是汉化的胡人)。年十四,至洛阳,狂笑上都门。王衍(晋室名臣)异之曰:胡雏声视有奇志,将为天下之患(王衍看到他,便说:这个年轻的胡人小伙子,他的说话声音和眼神,是胸怀异志的,将来会成为祸害天下苍生的人)。遣人收之(想派人去逮捕他),石勒已去。”石勒既为后赵主,施行暴政。因受佛图澄大和尚的教化,才渐回心纳谏向善。

这个时候,是佛法在魏、晋之间,正式进入中国的初期。一般从西域过来的高僧居士们,都是从事翻译佛经。晋室的名臣名士如王导、谢安等人,都是极力结交西域高贤,潜心佛学,等于十九世纪以来国内的上层社会,都倾心科学一样,风靡一时。但还未完全普及,可是在河四及关中的胡、汉各部,因为与西域较为接近,信奉的就比较内地为多。而佛图澄的到来,不大讲经说法,只以他本身的神迹示现佛法,又感化了后赵主石勒,佛教的声望就大为人们所信奉了。

当时,在东晋的西域高士支道林,听到佛图澄在石勒身边,便说:“澄公其以季龙为鸥鸟耶!”支道林的意思是说:佛图澄把石勒当作飞禽走兽在调教吗?太危险了!果然,东晋的兵力,曾经一度攻进淮泗,石勒就大发脾气说,我这样信佛,反而有敌寇来打我,佛是无神,太不灵了。佛图澄就对他说了一段神话,你的前身,只是一个商人,经过罽宾(当时的西域国名,现在的喀什米尔)寺,发心作大佛事,但在僧众中,有六个得道的大罗汉,接受了你的供养,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。当时有一位大阿罗汉就说,这个商人,死后要投胎变鸡去受业报。再转身,便会在晋地称王。你今天也总算有了好报了。打仗,有胜有败,怎么又归罪到佛法有灵无灵呢!石勒听了神僧的话,倒很相信,又告诉佛图澄说,要不杀,是很难做到的。佛图澄就说:“但杀不可滥,刑不可不恤耳!”不到十多年,佛图澄就对他说,我的寿命到头了,要向你辞行了。石勒就说:“大和尚遽弃我,国将有难乎?”佛图澄就对他说:

出生入死,道之常也。修短分定,无由增损。但道贵行全,德贵不怠。苟德行无玷,虽死如生。咸无焉!千岁尚何益哉!然有恨者,国家(指后赵石勒)存心佛理,建寺度僧,当蒙祉福(应当有好报)。而布政猛虐,赏罚交滥,特违圣教(你的政治行为又特别违背佛法),致国祚不延也(因此,你当国的寿命就不太长了)。石勒听了,大哭一场,抬头看看佛图澄,已经安坐而逝了。可是不久,有一个出家人从甘肃过来说,自己亲眼看见佛图澄进了潼关。石勒听了,马上命令开棺验视,并没有遗体,只有一块石头。石勒一看,烦恼极了。就说,石是我的姓,大和尚埋掉我走了,这个国家还能长久吗?果然不久,石勒也就完了。根据神僧的传记说:“佛图澄在关中,度化弟子数千万人。凡居其所,国人无敢向之涕唾。每相戒曰:莫起恶心,大和尚知汝。其道化感物,有如此者。大教(指佛教)东来,至澄而盛。”

我们讲到这里,主题仍在说明“五胡之乱”后赵石勒的时代,正当公元三三○年前后,也是罗马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的时期。这时正是魏、晋以来,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王道”陵夷,儒家和道家的文化精神,也已濒临续绝,士大夫们的文人政治体制,犹如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六章所说:“无拳无勇,职为乱阶。”因此汉化已久的“五胡”等种族,对于固有传统道德有关的“仁义礼智信”等,都视为空谈,不足重视。但从西域新兴传入中原的佛法,以“慈悲”为教,以戒“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”的主旨,加上宗教神灵默佑的冠冕,反而都被胡、汉人等所接受。因此而形成隋、唐以后“儒、释、道”三教的文化汇流,以及后世有北魏佛教文明的兴盛,才有流传到现在的敦煌壁画,云冈、龙门石窟等文物的存留,供人景仰凭吊。这些都是历史的血泪所累积而成,我佛慈悲润泽的结果,并非是离题太远,专门介绍佛法和神僧的故事。

苻坚见不到鸠摩罗什

其三,例如前秦的苻坚,他的先世,便是西戎的酋长,也不能完全算是境外迁入的胡人,旧史称他:“雄武智略,尽有中原。”史称秦王苻坚鼎盛的时期,其武力霸权,已“东极沧海,西并龟兹(新疆省库车、沙雅二县之间),北尽沙漠,唯建康(东晋首都的南京)在外。”但最后以百万之众南伐东晋,为谢安、谢玄所败,自称“秦王”只有二十七年。寿命只有四十八岁。但他能重用隐居华阴的山东名士王猛,也就是曾经与东晋的权臣恒温见面,所谓“扪虱而谈当世之务,旁若无人”的奇士。王猛在临死之前,吩咐苻坚说:

晋虽僻处江南,然正朔相承,上下相安,臣没之后,愿勿以晋为图。后来苻坚自负以百万之众,可以“投鞭断流”,南伐东晋。弄得宗室苻融没有办法.只好对他说:“王景略(王猛字景略)一时英杰,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(亮),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!”苻坚还是不肯回心转意,终于一战而败,身死国亡,不出王猛之所料。

但是,苻坚也是倾心文化,尊重学者和高僧,对他们都是加以特别的礼遇,绝不自以为是,轻视文化人士。他除重用王猛,言听计从,尊如师礼外,那时在襄阳还有一位高僧道安法师,名重一时,他是佛图澄的弟子,也就是后来南渡到庐山,建立净土宗念佛法门,影响中国千余年来各阶层社会的慧远法师的师父。道安法师的学问和德行,中外皆知,东晋朝野也很仰慕。在中国文化哲学史上所称的“襄阳高士”习凿齿来见道安法师,自称,“四海习凿齿”,法师对说,“弥天释道安”,便是这个故事。苻坚敬仰道安,曾经送他“外国金饰佛像金缕结珠弥勒。法师每次讲经说法,便安没此像作证。”但苻坚终于忍不住而攻打襄阳获胜,就亲自与道安法师见面,对左右的人说:“吾以十万师取襄阳,得一人半耳。”左右问为谁?曰:“安公一人,习凿齿半人也。”可是,苻坚南伐东晋,苻融请道安法师力劝,也终于不听。但他既得道安法师之后,又听说西域有高僧鸠摩罗什,道望推重一时,就又派大将吕光(字世明,河南洛阳人)率兵七万西征,要迎取鸠摩罗什东来中国。

吕光奉命西征,据说,威服四十余个小国。到了龟兹,以武力威胁,龟兹国王无奈,只好出让高僧鸠摩罗什。但吕光得到鸠摩罗什,回到了姑臧(甘肃的武威),听说苻坚已死,他便收降了凉州牧(甘肃地方首长),先自称为“酒泉公”,后又自称“凉帝”。因此鸠摩罗什法师也在后凉吕光父子手里,被“凉”了十多年。这个时候,正是公元三九二年之际,欧洲的罗马,正开始确定基督教为国教。

苻坚以霸权武力,派兵遣将远征西域,只为了迎取一位有道有学的高僧东来,实在是古今中外历史上,极为稀奇少有的事。同时,也可知后来佛学在中国的盛行,鸠摩罗什法师对中国文化哲学、文学上的深远影响,也是史无前例的重要事件。

十多年后,西戎羌族的姚兴,即位后秦称王,又派大将姚硕德伐后凉,迎请鸠摩罗什入长安,待为国师,安居于长安的“逍遥园”,翻译佛经三百余卷。门下弟广共襄译事的很多,据说,从学的中国僧俗弟子,有两二千人之多,而特别优秀突出的有七八人例加后来史称“生公说法’’的道生,与着《物不迁沦》、《般若无知论》等哲学和科学上千古名文的僧肇,以及道融、僧叡等,各有着述。尤其他开创用梵文的拼音原理,为中国文字首创音韵字母的拼音反切方法,便是鸠摩罗什法师与他的中国弟子僧叡、惠观、惠严等的功劳。可惜法师在秦住世译经的时间,只有九年,便已圆寂。算来世间的寿命,并不太长,实在也是中国佛学文化的一大憾事。

但当苻秦与姚秦的两个时期,中国的道安法师,与西来的鸠摩罗什法师的时代,关中(潼关以西)与洛阳等中原一带地区的第一流知识分子、优秀人才,因对于当时政权的悲观和厌倦,大都是脱离现实,跳出世网去出家学佛。不然,就去学神仙,做道士,因此也可以说东晋时期是“天下之言,不归于佛,即归于道”的时代。南渡以后,东晋王朝上下各阶层的社会人士,也是如此,在位的权势名臣如王导、谢安等人,都与西域过来居住在江南佛学的名士支谦、支亮等人有密切交往。例如道安法师居襄阳的时期,东晋的孝武帝司马曜,便赐以诏书说:“法师以道德照临天下,使大法流行,为苍生依赖,宜日食王公禄,所司以时资给。”但道安法师却固辞不受。而且当时兴起一种讲学论道的风格,所谓有学问有修养的人,手里都拿着鹿或马的尾巴所做的拂尘,表示有出尘离俗的风度,这在史料的称谓便是“手持拂尘,从事玄谈”的风气。事实上,这种习惯,是从印度文化中婆罗门教手持拂尘所传布过来的形象,我们现在还可看到在佛、道两门中还保有“持拂”的风规。

儒家沉寂、佛家昌盛的时代

总之,从魏、晋、南北朝以来,直到唐代开国之初的三百多年时期,所谓儒家“孔盂之教”、“五经之学”,非常沉寂,平常也只是用来读书习字,求知识的普通教育课本而已。并不像宋、明以后,不讲究孔孟之教,不合“儒宗道学”的人,就难以立足于朝廷,甚至在“土林”社会中,也会终身为人所轻视了。但在东晋到南朝六代之间,由于关中(笼统地指长安、洛阳一带)的佛学昌盛,江南佛教寺庙林立,影响了当时的各层社会,上至皇帝,下至贩夫走卒,个人所取的名字,很多用佛经上的菩萨、罗汉、那罗延等名词作为人名,由此可见当时佛学文化影响中国的情形,是如何的普及。这好比现代二十世纪的时期,人们喜欢取用西方的名字,如约翰、海伦等,乃至市面商店,也有以原子理发厅、原子冰淇淋店等作为招牌的,这同样是时代感染的常态,并不足为奇。

可是正如曾子所说的:“言悖而出者,亦悖而入。”到了公元四四○年间,北魏拓跋氏兴起,江北统一,南北朝对立的形势从此开始。北魏朝野后来也受佛教文化的影响,历代陆续建造佛寺三万余所,剃度出家僧尼达二百万之多,声势之隆,更过于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情况。但在五世纪间,北魏的皇帝太武帝焘,因受笃信道教的大臣崔皓所影响,崇拜道士寇谦之,便做出使佛道两教相争的大事,也就是中国宗教史上,佛教受到所谓“三武一宗”之难的第一遭。同时,也是中国本有文化意识史上自相斗争的大事之一。

据史料所载:宣告诸镇将军刺史,诸有浮图(佛寺)形像及一切佛经,皆击破焚烧,沙门(出家人)无少长,悉坑之。但太子素好佛法,屡谏不听,乃缓宣诏书,使远近预闻之,得各为计。沙门多亡匿获免,收藏经像。唯塔庙在魏境者,无复孑遗。

换言之,三万多幢佛寺,都被摧毁了,也真是一场破坏性的壮举,但现在看来,也早已史有前例,不足为怪。况且从美国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观点看来,“消费刺激生产”,没有伟大的破坏,哪有伟大的新生产呢!你说是不是啊?人类就是这样幼稚,经常做出许多无理取闹的事,赢得自我毁灭。

其实,早经古代学者的考证,北魏拓跋氏也是黄帝的子孙,“昌意”的后裔,受封北方的一支,有“大鲜卑山”自以为号。故到北魏建国开始,“去胡衣冠,绝虏语,尊华风”,一律恢复学习汉化的文化习俗,迁都洛阳,改姓元氏。公元四五年,还在南朝齐、梁之际,制定“禁同姓相婚法”,“定户籍法”及“公服制度”。而且更有意义的是,在那个时候,北魏就已开始实行“均田法”,也就是土地公平分配的政策,如果跟现在相比,他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早已“前进”了。至于有关这个时代的“佛学与佛教”文明的兴盛和得失,宋代名儒而兼名臣的司马光,对于《魏书·释老志》所载,便有一篇论文,也很有参考的价值。

总之,根据历史的经验,作为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领导人物,基本的见解和修养,确实需要《大学》的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”的心境,才能够做到利己利人,功在当世,济世安民,泽及万代的大业。





原本大学微言

佛缘文化传播中心 Copyrights © 2006-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弘扬佛教智慧 净化社会人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