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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原本大学微言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原本大学微言》 第40章 治国当家的原则

曾子着《大学》,秉承孔子遗教,从夏、商、周以后,以“宗法社会”的“家天下”为主,由“治国必齐其家”为中心,特别引用周室王朝时代《康诰》中“如保赤子”的一句,作为执政治国者的目标和信条,告诫执政者的内明存心,必须对于全国的人民,确切具有“如保赤子”的仁慈之念,不可徒有口号而自欺欺人。但是历来秉国执政者的领导人,或者被才能和德性所限,或是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所牵掣,是否具有这种存心,甚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这也是势所难免的事。因此曾子便提出“心诚求之,虽不中,不远矣!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”的名言,作为勉励之辞。

自知与知人

然后他便提出作为秉国执政者,或是身负任何社会团体的主管,以及身任地方政府的领导者,必须要有“知人之智”、“自知之明”的道德原则。而且这个大原则,并没有时代的局限性,更不是任何政治主义,或是唯物、唯心等思想逻辑,乃至人治或法治的治理方法,以及帝王政体、民主政体等理念。这就是《大学》所谓:“一家仁,一国兴仁。一家让,一国兴让。一人贪戾,一国作乱。其机如此,此谓一言偾事,一人定国”的道理。

假如我们用曾子所说这几句名言作历史论文的题目,就只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立论,几乎可以分别开来,各写一部一两百万言的专着或小说。

现在我们姑且简单从秦、汉以后说起。汉朝自汉文帝倡导节俭,一二十年之间,就使社会富有丰裕,从此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,成为历史上所推崇的文景时代。因此,到了汉武帝手里,才能发挥汉室雄威,开疆辟土。

接着,由汉宣帝的以儒、道、法并用,整顿吏治,实行他刘家天下的王道和霸道并存理想,才形成了汉室前期的大汉规模。

到了汉元帝以后,就开始根植了王莽一流的儒生政治风气,所谓:“一人贪戾,一国作乱”,“一言偾事”,“其机如此”。

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,比较值得称道,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,以我个人肤浅的认定,大概算来,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。而且他本身虽然来自田间,但也是从儒学出身,对于《诗经》的文化教育,更有心得。至于他的文章简练,虽然只有短短几篇诏书,便已足以启发东汉以后汉文的先声。

东汉末期,魏、蜀、吴三国分立,但是曹操父子富于哲学性的文学才华,开启了建安七子的文采风流,影响后世很大。曹孟德的称王称帝事功,哪里比得上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千秋价值呢!因此,而有魏、晋初期老、庄、易学“三玄”的兴起。青年士子,如王弼注《老子》,郭象注《庄子》,好坏不说,但不能不说都是受曹家父子深富哲学性的文学影响而来。

再说,历史上的“以孝道治天下”的宣传口号,很奇怪,恰恰是历史政治最糟糕一代的晋朝的高调。

至于南北朝时代的宋、齐、梁、陈,乃至隋朝和初唐之际的文学,柔靡婉丽,就像南北朝的历史形态一样,犹如“东风无力百花残”的败局,实在零乱不堪。然而,它的风流潇洒风气,却影响了唐朝开国一代名王李世民。

中国的历史,我们自己对过去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汉、唐。但是,李唐建国,为什么一开始就能有他的独特风格呢?那便不得不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一人。所谓唐诗、书法,甚至唐朝初期一代才子形成的政治风气,也都是受唐太宗的影响而来。从中国的书法来讲,

初唐时期的虞世南,甚至稍后的颜真卿、柳公权、裴休等人,都超不过李世民本人的韵味。何况他的诗及文章,也是南朝六代以来的第一人。因此才有唐代的文学,照耀古今。这就是“上有好者,下必甚焉”的结果。同时,因为他喜好哲学,钻研佛理,才使中国的禅宗,在盛唐以后崛起,影响了日本,而且普及到东南亚各国。直到现在,仍为世人所揣摩猜测,摸不着边际,正如雪窦禅师所谓:潦倒云门泛铁船,江南江北竞头看。可怜多少垂钩者,随例茫茫失钓竿。

唐末五代之乱的后期,就出现了“陈桥兵变”、“黄袍加身”的赵宋王朝。但很遗憾,就是开国之初的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两兄弟,却是爱好文事的军人而兼学者的人物。尤其是宋太宗赵匡义更为特别,在他带兵作战的一二十年间。虽在马上行军,还是手不释卷读书不倦。因此而养成“守文弱主”的格局。致使南北宋赵家三百年的中国天下,始终是和辽、金、元并存共治。等于在历史上,重新出现一个南北朝的时代,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江山一统,故无法与汉、唐两代并美争辉。可是在南北宋三百年之间的朝廷政府,重视文人学者,礼遇宰相,尊重儒林、道学的风气超越古今。因此而有“五大儒”,如周濂溪、张横渠、程颐、程颢乃至朱熹等人的出现,形成宋儒特有的“理学”,与佛、道两家,互争胜场。然而始终难免三百年来,赵家所有的职业皇帝,照例都是“守文弱主”的遗风,造成年年纳贡、岁岁捐输北国的奇耻大辱。这可不能误解是‘一家让,一国兴让”的明训。宋儒们虽然拼命讲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实在都没有教导养成“一人定国”的历史成果,应该是难免愧对先圣先贤吧!

接着而来,便是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,统治了中国将近百年的局面。当时蒙古族缺乏文化水平,特别信奉边疆少数民族所崇拜的喇嘛教,使元朝八十年间的政治,完全是与喇嘛和番、胡人等共治中国,使唐、宋以来的儒、佛、道三家文化的基础,几乎完全为之伤残殆尽,黯然失色。

出使西藏的禅宗大师

好在很快也就出了一个和尚皇帝朱元璋,推翻了元朝的政权,使蒙古族归还本位,返回他们的草原大自然之中。因为朱元璋,曾经为了生活无著而做过和尚,因此他对宗教,尤其是佛教,到底不太外行。所以在他建立明朝,登位做皇帝的初期,对于东南亚信仰佛教等地区,以及西藏只派了一个禅宗大师的和尚出使“番邦”,协调西藏,就此便使西陲相安无事,甘心臣服。永乐帝即位,用老办法,敕封哈立麻喇嘛为“大宝法王”,也就相安无事了。有关西藏现存密教中的“大手印”与“大圆满”等法门,都与宋、元、明时期输进禅宗佛法,息息相关不可或分。不过,这个奥秘实在“只可和智者道,难与愚痴者言”。佛曰:“不可说!不可说!”其然乎?其不然乎!

有问:明初朱元璋所派安抚西番的和尚大使是谁?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,请顺便一讲。

答:中国过去的历史,都是自称为儒家的大学者所编纂。他们都是戴上有色眼镜,凡是碰到佛、道两家或不懂的事,就毫不客气地删除。孟子曰:“尽信书,则不如无书”,正为此故。

明初在洪武三年、四年之间,朱元璋特别请金陵(南京)天界寺觉源慧昙禅师出使安抚西藏,禅师原籍浙江台州人,俗姓杨,十六岁出家为僧,在杭州中天竺寺笑隐大欣和尚处参禅悟道。悟后便说:“只为分明极,翻令所得迟。”笑隐问道:“汝见何道理?”他便展开两手说:“不值半文钱。”他在西藏期间,极受尊重,后来便圆寂(死)于西藏。朱元璋很难过,请宗泐禅师等,收奉慧昙禅师留在天界寺中的衣钵,建塔在雨花台的左边以表崇敬。宗泐禅师,也是朱皇帝所最钦敬的和尚禅师之一,曾经要他还俗做官,禅师不肯。后来因为涉及宰相胡惟庸一案,被朱元璋贬遣到他的故乡凤阳修建佛寺三年。可是朱皇帝有了疑问,就很想他。因此,有诗送他说:“泐翁去此问谁禅,朝夕常思在目前。”又召他回转南京,再住天界寺。

但从朱元璋和永乐以后,明朝三百年的天下,所有朱家王朝后代的职业皇帝,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君。而且大多都如他的祖先朱皇帝一样,内在有极恐惧的自卑感,因此轻视儒生侮辱臣僚,使朱明一代三百年来的政权,操纵在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监手里。正如《大学》所说:“一人贪戾,一国作乱”,极其可悲。我有时读《宋史》的感受,大有如北宋初期名相晏殊的词句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味道。当我读《明史》的感受,就完全不同,好像是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的味道。赵宋和朱明两家的天下,同有三百年的执政时期,收场几乎都很可悲。李闯王进到北京,看到崇祯吊死煤山,很感叹地说:“君非亡国之君,而臣皆亡国之臣也。”但也有人说,这是崇祯在临死前的自语。不论此话是谁讲的,实在不是公平的论断,只是推过于人的遁辞而已!朱明一代的王朝,虽没有一个出色的人君,可是却是江山一统的中国。至于赵宋一代,尤其在北宋初期,在文事政治方面,君臣都有可观可法之处,只不过仅是半统山河的局面,比之明朝不免大有逊色。

明朝后期,满族兴起于东北。这个时期,以现在惯用公元来计算,已是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的中期阶段。如果不谈三百年前“反清复明”的民族意识,但从大中华文化的华夏文明来讲,正如民国初年开始,早已了解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,乃至许多的少数民族等,在五千年前,由黄帝轩辕前后时期,寻根究底,原本算是一家。

不过,在十六世纪时期,满族在东北仍属少数民族的一系。但满族在东北建国的初期,虽然是“草昧初创”、“利建侯”的阶段,而在有形无形之中,也早已吸收中原的文化,只是水平不高,还在学习适应的阶段而已。

到了明朝垂危的最后时期,正好碰上吴三桂妄想利用满清武力,反击李闯,才使皇太极的孤儿寡妇,率领十来万八旗子弟,俨然像煞正义之师,轻轻易易进入山海关坐取北京,从此便统治了四亿人口的中国又将近三百年的天下。这个历史镜头,使人想起唐人的诗句,真是“尘土十分归举子,乾坤大半属偷儿”的写照。如果用《史记》的笔法,便可说:“虽曰人事,岂非天命哉!”奇怪的是“时无英雄,徒使孺子成名”而已!

因此而使明末遗老们,不甘心满族少数民族的统治,高呼“华夷之辨”、“满汉之分”,倡导民族主义,始终与满清两百余年来的政权,或明或暗反抗斗争到底。直到孙中山先生崛起鼓吹革命,奔走海内外,终于赢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,才推翻了满清政权,然后提倡“五族共和”,重新建立大中华民族的故国。

其实,初期满清的入主中国,实在是“乘时而兴”机会给予的时代幸运,并非是满族的文治武功,另有特别高明之处。至于后来所谓的“八旗雄风”,甚至被人们最痛恨的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等劣迹,都还不是依史论史的关键所在。

从清朝得到的历史教训

我们如果要认真吸收历史的教训和经验,“鉴往而知来”,那就要:

一、应该要切实明白中国两三千年的内忧外患,重点都是起于边疆的边政、边防问题。以中国的地理立论,由西到东,所谓满、蒙、西域、番藏等问题,在历史的时间、空间上,一直存在三千多年,直到现在,其中包括文化问题、民族问题、宗教问题,更是核心。至于由北到南,在海疆问题的海防上,也是极其重要,但须另作专论。元朝的蒙古族和明末的满清入关,都是中国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对于治理边疆问题上的败笔,希望后之来者,再也不要重蹈覆辙。

二、有关满清入关的战略问题,实在是过去历史上的创举。如果真要研究满族在关外东北崛起的初期,就是满族对蒙古各旗的征服,的确并不简单。到了入关之后,若说满族是用武力统一中国,那是根本文不对题。满清的统一中国,所用武力,完全是一种代理战争的战略,八旗兵力只是作为指挥监督的作用而已。明白地说,满清是利用蒙古兵和汉族人本身来作代理战争,他自坐观其成唾手而得地统一了中国。如洪承畴和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等“三藩”,都是汉人汉兵,正如后人在崖山的吊古诗所谓“镌功巨石张洪范,不是胡儿是汉儿”,同出一辙。

三、满清入关前后,他们的领导上层,初期所吸收的文化,是受《三国演义》和老子《道德经》的影响最大,并未认真接受儒家的思想(《三国演义》这部小说,在日本如丰臣秀吉、德川家康等幕府,也都受它影响最大,罗贯中先生真亦足以千秋矣)。可是到了入关之后,由顺治开始,到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四代一百多年之间,都是受佛学禅宗、律宗的影响,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,但却为一般治历史学者所忽略、轻视过去了。如果用严格的比喻来说,大家都知道,西汉的“文景之治”,是重用黄(帝)、老(子)的道家文化思想。后世称它是“内用黄老”、“外示儒术”。那么,满清在康、雍、乾三代,是“内用禅佛”、“外示儒家”。这是绝对正确的事实,如假包换。只可惜后世一般人,对禅佛之学太过生疏,反而不能学以贯通,自被成见所瞒了。

假定,你能明白前面所讲的要点以后,你就可以了解在满清初期一百多年,甚至与后来百余年来,他们并没有像汉、唐、明朝各代所谓历史上最头痛的外戚、女祸、宦官、藩镇等祸国殃民的大乱出现,岂是偶然的幸运吗?当然不能以他最后末代的慈禧、李莲英,或者,拿过去历来的“反清复明”,有意尽量描黑的“清朝宫阉内幕”等小说来讲,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。

而且最重要的,我们只要反证历史,由汉、唐以来的中国,所谓幅员之广,版图之大,收内外蒙古、西域新疆等于一统山河,全形如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,便是这个时期的杰作。这总可算是功高一等,超越历代吧!同时,由康熙开始,亦收亦放,似紧又松地漫天散布法网,留给雍正即位,再来收紧网罗,整顿吏治、财政,奠定后来乾隆以来将近百年的承平岁月,使全国上下的百姓和知识分子,都醉心在文章华丽、词赋风流、功名境界之中。因此而有享受乾、嘉时代的青年士子们所谓“不做无聊之事,何以遣此有涯之生”的幽默话。乾隆也志得意满地自作御制春联,唱“乾坤春浩荡,文治日光华”的高调,这似乎也不是大吹牛皮,过分夸大。只是他却忘了,能做到这样的成果,都是受之于父祖的余荫而来,并非完全是他一手所造成的大功德。但是历史和人生,毕竟超越不过因果的定律,两百多年后的满族,仍然是由孤儿寡妇,挟着皮包,坐上马车,黯然出关而去,可怜的只是末代皇帝溥仪,不过,他的故事,现代大家都知道,就不必画蛇添足了!

接着而来,我们如果讲现代史,那就比研究“二十五史”更为麻烦。现代史必须要从清朝乾嘉时期开始追溯前因。同时又须和西洋的文化史搭配起来研究,由十五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演变,以及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航海、工商、科技、政治、经济等等的革命性文明,如何逐渐影响东方和中国,搭配起来。直到现在,东西文化虽还未完全融化结合为一体,但已有整合全体“人类文化”的趋势,以便迎接未来“太空文明”的到临。古人说:“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。”为学为政,切不可目光如豆,掉以轻心,只当这些是狂妄幻想的妄语而已!

问:但是,我们现在为了讲《大学》的“治国必齐其家”一节,而且只在研究“一家仁,一家让”的影响,和“一人贪度,一国作乱”、“一言偾事,一人定国”的小段,为什么却乱七八糟地引出历史来“讲古”,又没有把历史的真实经过和每一小段话一一对证说明呢?

答:实在是为了时间和精力的有限,只能提纲挈领地说一点能够做为启发性的作用。至于“闻一而知二三”,可以自启“虑而后能得”的效果,那就全在诸君的慧力了!至于说,为什么当在过去“家天下”的帝王体制时代,大讲其“治国必先齐家”的道理,忽然使我想起在隋末的时候,当李世民规劝、怂恿他父亲李渊起义造反,李渊最后被时势所迫,不得已地对儿子李世民说:“吾一夕思汝言,亦大有理。今日,破家亡躯亦自汝,化家为国亦由汝矣!”山于李世民的建议,才有李唐一代三百余年的天下。这是“一言偾事,一人定国”的样板,也是“一人贪戾,一国作乱”的反面对照。至于李唐家族有关“治国齐家”的功过得失,其中因果,姑且置而不说,以后可以专论。

其实,不管是封建的帝王时代,或开明的民主时代,不论是为治国、为家族或社团,即如任何一个人,要立志做工商业,或其他的事业,也随时可能会有“破家亡躯”的危险,同时也有“化小家庭而利邦国”的可能。所以对于“一人贪戾,一国作乱”,以及“一言偾事,一人定国”的原则修养,就不能不深加体会。“贪戾”一句,是一个人心志发展的“行为”的阴暗面,“贪”字所包括的心理、行为作用,大小、明暗的无所不有,一时阐述不完,将来或专讲“心性”、“内明”之学时再说。“偾事”一句,是指一个人在言语上最需谨慎的关键。在这里必须要作补充的说明,因为这两样心行,在历史上,及现实人生的经历上,事例太多,希望大家有所会心,便可明白“知止而后有定”的功用对于自反自省的重要,便会后福无量了!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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