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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原本大学微言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原本大学微言》 第39章 周室治国齐家的故事

姬周家族的来源,根据历史的资料,始于公元前二三五七年的时代,但我们并不是在研究远古史,姑不具论。现代所要取用的,是从商朝殷纣以后,有关周文王以及武王的兴起,建立了周室王朝约八百年的封建和中途的共和政权,奠定中国文化历史的传统根基,而且为孔子所赞扬为“郁郁乎文哉”周朝上辈的“家世”。它的兴起时代,约在公元前一三二零年(同期,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,登西奈山受十诫,为犹太教的开始)。乃至从公元前一二五零年之间,希伯来人征服巴勒斯坦故土,腓尼基人开始殖民时代,恰是周室王朝上辈,历史上的着名贤王“古公亶父”与季历(即周文王之父)先后同是百余年之间的事。直到公元前一一二三年间的周室王朝兴起的历史故事,这些都是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,但我们只用一小片段来说明重点。

周室是尧、舜时代,为人民发展农业最有功的后稷的后代。到了夏朝末代政治衰败,不重视农业的发展,因此后稷之子不窋失去了公职,就避世避地到了当时所谓文化非常落后的戎、狄之间,就是现代的甘肃弘化县一带。到了不窋的孙子公刘手里,他虽然在当时那文化落后的地方,仍然重新振兴祖传农业发展的精神,如记载所说:“备耕种,行地宜,”普及到了渭水之南,“取材用(开发农林经济),行者有资,居者有畜积,民赖其庆,百姓怀之,多徙而保归焉。周道之兴自此始,故诗人歌乐思其德。”

再传八九代以后,到了古公亶父手里,也就是殷朝开始没落的前期。因他重兴祖先公刘的农业发展政策,所谓“积德行义,国人皆戴之(人民都拥戴他)”。但是,那时西北文化落后的戎、狄少数民族“薰育”,却来侵占攻打他的地盘,“欲得财物”。给了他以后,还不满足,又要再来进攻。“欲得地与民。民皆怒,欲战。”古公曰:

有民立君(有了人民群众,拥立一个君主),将以利之(那是因为这个君主,可以为人民谋福利)。今戎狄所为攻战(现在戎狄想来侵略我们的目的),以我地与民(是因为我们有了土地和人民群众)。民之在我,与其在彼,何异(人民群众在我这里,和在他那里,只要生活得好,那有什么关系呢)?民欲以我故战(现在人民大众,想为了我的关系,愿意战斗),杀人父子而君之,予不忍为(战争是要死人的,为拥护我而战,那是为我而杀了别人的父兄子弟,然后,又自做大家的君主。我实在不忍心做这种事)。

因此,古公亶父就悄悄地与近亲私属一群人,学他的远祖不窋一样,避地去了现代的陕西,重新定居在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。但被原来所有的人民群众知道了,大家就扶老携幼,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,照旧跟着他.而且附近的邻国,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,都来归附于他。因此,他只好开始传播文化,改革了戎狄的陋习和旧俗,建设城郭和屋室,划分地区,分配给人民群众来居住。同时又建立官制与职责,形成了一个“国家”的初步规模,所以历史称他是周朝的“大王”。

在这一节所讲的历史故事中,我们可以看出东西两方历史文化的演变,往往有先后同出一辙的故事。古公亶父的东迁,和摩西的出走埃及,都是上古历史上最有意义、最有兴趣的事。但与后世所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思想,就有很大的区别和不同的理念。这点必须要了解清楚,且待稍后再来研究讨论。现在,再来看一段历史记载:

古公有长子曰太伯,次曰虞仲(仲雍)。太姜生少子季历。季历娶太任。皆贤妇人。生昌(即周文王姬昌),有圣瑞。古公曰:“我世当有兴者,其在昌乎!”长子太伯和虞仲,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,乃二人亡如荆蛮,文身断发,以让季历。

古公卒,季历立,是为公季。公季修古公遗道,笃于行义,诸侯顺之。公季卒,子昌立,是为西伯(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)。

“三太”的母仪

古公有贤妃曰“太姜”,即季历等三兄弟之母。太姜有美色,而且性情贞静柔顺,并且极有智慧。教导诸子,至于成人,从来没有过失。古公谋事,必与太姜互相商量。随便古公要迁徙到什么地方,她都不辞劳怨,顺从追随。

季历即位,又娶有贤妃曰“太任”,史载,称其端庄诚一,德行无缺失。及有身孕,即自开始胎教,所谓“目不视恶色,耳不听淫声,口不出傲言”,因此而生文王。

文王又有贤妃,曰“太姒”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:“武王同母兄弟十人,母曰太姒,文王正妃也。”《列女传》称其“生十男,亲自教诲。自少及长,未尝见邪僻之事。文王继而教之,卒成武王、周公之德。”

周室由古公亶父到季历、文王三代,都有贤妃良母助兴周室。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,都是由其上辈“齐家、治国”的德育教化而来,并非偶然徒然的提三尺剑,一战功成而得的天下。因此,后世尊称别人的妻子叫“太太”,便是从周室有三位“太”字辈贤妻良母,母仪可风的典故而来,并非是随随便便的口头语。

太伯推位让国的遗风

如要了解“齐家、治国”之道,兄弟之间“推位让国”的遗风余德,便须再看七百多年以后《史记》所载《吴太伯世家》的历史故事。

太伯和其弟仲雍两人,为了孝顺父亲古公亶父想立小弟季历为王的意愿,他两兄弟就出奔到当时所谓没有文化的落后地区荆蛮(就是现在的江苏、无锡、苏州一带),断发文身表示自甘隐遁没有用处,因此自号“句吴”(就是后来周武王分封为吴国的开始)。太伯卒,无子。弟仲雍立,兄弟先后相继五世。周武王克殷,求太伯、仲雍之后封为诸侯。到了《春秋》时期,就有吴王寿梦崛起。寿梦生有四子,“长曰诸樊,次曰余祭,次曰余昧,次日季札。季札贤,寿梦欲立之,季札让不可,于是乃立长子诸樊,摄行事当国”。大哥诸樊在除了父王寿梦的丧服以后,就要照父亲的遗愿,让位季札。季札又极力辞谢,并且“弃其室而耕(自愿下乡种田务农,做个平民)”。因此,大哥诸樊死后,就由其二弟余祭即位,他们兄弟的用意,仍然希望最后由季札来即位。余祭过后,就由其三弟余昧即位。余昧卒,大家仍要依照父兄的遗愿,要授位给小弟季札。季札推辞不掉,就躲开逃走了。季札在吴国的封地是延陵,因此后人便称他为“延陵季子”。因为季札的逃避王位,吴人不得已,才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。历史上有名的专诸刺僚王的故事,就发生在这个阶段。这已是周室政权衰微没落,到了所谓春秋末期的时代了。

但季札在他二哥余祭当政的时候,曾经奉命出使去鲁国,因此顺路“请观周乐”,这也是历史文化上有名的故事。其实,是季札对周代以来文化历史演变的论评,极其精彩。

周末第一文化大使——季札

可是更精彩的,是季札顺道访问齐、郑、卫、晋等诸侯各国,对于当时四国的名相、大政治家,都有精辟的建议和劝告,那些大智慧的名言,影响当时和后世,都很重要,因此要特别附带介绍。

季札去鲁,遂使齐。说晏(婴)平仲曰:子速纳邑与政(你快点把封邑和政权交出去)。无邑无政,乃免于难(你既然没有分封的采邑财产,又没有政权在手,就可以免了杀身之祸了)。齐国之政将有所归,未得所归,难未息也(齐国的政权,看来将要另会归属他家了。如果还没有得到另一归属,恐怕争夺政权的灾难,很难得到平息哩)。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,是以免于栾高之难。

去齐,使于郑,见子产(郑国的贤相),如旧交(一见如故)。谓子产曰:郑之执政侈(太夸张自负了)。难将至矣,政必及子(恐怕马上会有政变,最后一定会要你出来执政)。子为政,慎以礼(你如当政,应该谨慎小心,注重文化道德的教化)。不然,郑国将败(如果不这样做,郑国恐怕就会垮)。

子产听了季子的忠告,果然成为当时郑国救亡图存的贤相。

去郑,适卫。说蘧瑗(伯玉)、史狗、史鱼、公子荆、公叔发、公子朝曰:卫多君子,未有患也。

自卫如晋,将舍于宿(地名,河北濮阳县北部)。闻钟声,曰:异哉!吾闻之,辩而不德(口头理论很多,实际政治道德太差),必加于戮(恐怕难免于残杀)。夫子(指晋臣孙文子)获罪于君以在此,惧犹不足,而又可以畔乎(他孙先生既然已得罪了晋侯,所以避祸到这里。恐惧反省还来不及,岂可以另有图谋,要想反叛吗)?夫子之在此,犹燕之巢于幕也。君在殡,而可以乐乎(他孙先生避难到这里,好像燕子筑巢在布幔上,是很危险脆弱的。况且晋君新亡,还未出殡,怎么可以敲钟打鼓来作乐呢)!遂去之(因此,季子就不去晋国了)。文子闻之,终身不听琴瑟(孙文子从旁人那里听到季札对自己的评语,在他的后半生,就始终不听音乐,表示惭愧和忏悔)。

适晋,说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曰:晋国其萃于三家乎!(后来果如其言,韩、魏、赵三家分晋。)将去,谓叔向曰:吾子勉之(你要特别小心呵),君(晋侯)侈(太昏庸自负),而多良大夫皆富,政将在三家(而且这许多的当权大臣都很富有实力。很快,晋国的政权,就要归到三家的手里了)。吾子直,必思自免于难(你老兄是个忠直的人,必须预先做好准备,不要在这场政变灾难中做无谓的牺牲了)。

不但如此,季子在出使回吴的途中,再经过徐国还做了一件“挂剑徐君墓树”的千古佳话。《史记》:

季札之初使,北过徐君。徐君好季札剑,口弗敢言。季札心知之,为使上国,未献。还至徐。徐君已死,于是乃解其宝剑,系之徐君冢树而去。从者曰:徐君已死,尚谁予乎?季子曰:不然,始吾心已许之,岂以死倍吾心哉!

这就是季札的高尚情操,不因为朋友的死生变故,而自负初衷的心愿。对朋友的心知而不负心,更何况是对君臣父子兄弟之间。人生学问修养到此境界,算不算得上是一个真、善、美的完人呢?

有关吴太伯和季札推位让国的结论,太史公司马迁写了第一篇《吴太伯世家》,评语如下:

孔子言:“太伯可谓至德矣(吴太伯的德行,可说是高尚到了极点)!三以天下让(他一生三次把现成可以统治天下的权位推让出去),民无得而称焉(实在使人们欲赞无辞)!”余读春秋古文,乃知中国之虞,与荆蛮、句吴兄弟也。延陵季子之仁心(王于延陵季子的仁义之心),慕义无穷(使人无限的敬仰钦佩)。见微而知清浊(尤其对事理的观察,透彻微末,由某一点上就可分别清浊好坏)。呜呼!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(何以他能有如此的远见?因为他是一个深通人情物理,有真学问的君子啊)。

另外,我们还可以从季札的生存时期,了知“乱世多贤”的历史事实。正当这个“春秋”末期的半个世纪之间,圣如孔子,以及孔门的诸多弟子,乃至晏子、子产、蘧伯玉、延陵季子等辈诸大贤哲,都出生在这个时期,只是“贤者不在其位”,“能者不当其职”,但在文化史上,他们却留下不朽的立言功业,以及千古的流风余事,影响了中国后世两千年来的文化思想。

另外,在这个时期,可称为第二个成功的,而非职业性的外交大使,那便是子贡为救鲁国的国难,出使吴、越、晋之间的纵横外交。子贡和季札,应该都算是中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两种榜样。后来的苏秦、张仪,并不足以和季札、子贡二人相提并论了。

孝、弟、慈的道理

我们为了深入研究《大学》所谓“治国必齐其家”的道理,花了不少时间,引用《周本纪》及《吴太伯世家》的相关资料,说明《大学》所讲“其家不可教,而能教人者,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,而成教于国”的内涵。这也正是孔子“祖述尧舜”的公天下时期,以及从夏、商、周的家天下以后,治国必齐其家的主旨所在。现在我们采用历史事实来做引申说明,比较确切。然后,便顺理成章可以了解它的后文,所谓“孝者,所以事君也,弟者,所以事长也。慈者,所以使众也”的道理。

有关这一篇孝、弟、慈三者的事实说明,我们只要回转上面,由周室初期,太伯、仲雍两兄弟,为了要真实做到“推位让国”,就不惜舍弃个人对父母的孝养,离家出走,逃隐荆蛮,断发文身,以示无用。正是如古人所说“移孝作忠”的事君之道。因为从私来讲,古公亶父是太伯、仲雍的父亲,他们父母子女之间,并无彼此失德不和之处。只是古公亶父正位居国君,从“天下为公”来说,太伯、仲雍兄弟,虽然身为人子,但身居臣位。他们既然明白了为父为君的明智意向,既不能避世,就只有避地、避人一个方法,才可以解脱“宗法社会”君臣父子之间的矛盾烦恼。所谓“知进退存亡之机,而不失其正者”,才能“知止而后有定”,然后做到“孝者,所以事君也”的实效。唐、宋以后的儒家们,特别提出“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”的论调,也许不完全是从这个观点出发,或者是把孝与忠的定义,只范围在一种小忠、小孝的个人人格圈圈以内!

同样,由前面所引用太伯、仲雍兄弟的故事,以及延陵季子的再三推让,逃避三位哥哥依次要传位给他的行为,便可说明“弟者,所以事长也”的道理。至于“慈者,所以使众也”的要点,我们只要真实理解古公亶父避居岐山以前所说的话“有民立君,将以利之”,以及“民之在我,与其在彼,何异?民欲以我故战,杀人父子而君之,予不忍为”,便知其中的道理。正如《大学》接着引用《康诰》所说“如保赤子”并说明“心诚求之,虽不中,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”不过,讲到本文最后一句.我不免也要对曾子幽默一声说,曾子真是落后的古人。他没有看到二千余年以后的现在,和将来的时代,大多数都是“先学养子而后嫁”的呢!甚至还有专门教导未嫁而先养子的教育法。希望曾子再也不要叹息今不如古才好呢!

推位让国与统一江山

我们讲到《大学》“治国先齐其家”一节,都有引用孔子再三推崇尧、舜和周文王祖先的话。在有意无意之间,更是赞叹周文王的大伯父吴太伯和二伯父仲雍几个人的“推位让国”的伟大行为。因此,引用史实,说明这是很了不起的千古典型。但是,孔子的本意,是不是要后世的人都要效法吴太伯兄弟一样,一定要推位让国才算是真君子呢?可以说,不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,都没有明确的说出来。只是赞叹敬佩,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而已。

推位让国,是中国上古“公天下”或“家天下”的历史中,所表现出帝王体制时代的真民主,也是政治道德的最高品德。如果“高推圣境”,这是要求它在三代以上的政治情操,并不必过分强调在三代以后的作为。周、秦以后,如果都须依照古公亶父的“避地”,或是吴太伯、季札等先贤的“遁世无闷”,那么,秦、汉两代,早应归顺于匈奴;隋、唐初期,亦应早让给突厥或胡人。魏、晋、南北朝时期“五胡乱华”的纷争,难道是无理取闹的局面吗?至于五代以后的宋朝和辽、金、元,以及明朝以后的“满汉”明辨,都变成是多余的纷扰啰?

其实,推位让国的最高理则,并非如此。它的主旨,只是局限在“齐家”范围的“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”的礼让行为,并非是加于领导有国者的大君主,或大领导统治者的要求。我们只要冷静读一读历史,从秦、汉以后,直到明、清,几乎所有“家天下”的帝王家庭,父子之间、兄弟之间、夫妻之间,为了争夺权位而互相残杀,甚至因此而亡国亡家的,岂可胜数。

到了现代,这种推位让国的精神和真修养,倘使用在真正民主政治,和真正民选的政治团体,或是大企业集团的大老板们,倒是成为至高无上的个人为政品德了!

如果是一统大国的领导理念,那么,又须另行参读司马迁论说唐尧、虞舜三代以上的王道德治,和秦、汉以后的一统江山,都不是草草匆匆,随随便便的事。实在值得一读,并且须要慎思明辨,就大有助益之处。如云:

昔虞、夏之兴,积善累功数十年,德洽百姓,摄行政事,考之于天,然后在位。汤、武之王,乃由契、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,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,犹以为未可,其后乃放弑。

秦起襄公,章于文、缪、献、孝之后,稍以蚕食六国,百有余载,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。

以德若彼。用力如此。盖一统若斯之难也。前面说到唐虞传天下之难(人),再说到秦“盖之一统天下,若斯之难也”(事)。但刘邦之天下,自认马上得之,但未必能马上治之。所以上古之时,用“道”、“德”来理天下,战国以后,历代帝王以“霸”和“术”来治天下或争天下。所谓“霸”就是武力和权威,而“术”就是方法、手段。如果以“明明德”、“亲民”为出发点,那就可以成为历史上的“民君”了,正如西方马丁·路德所说的,不择手段,以达到最高道德目的。但说起来简单,古往今来,做到的又有几人呢?所以玩弄手段、自欺欺人毕竟是很危险的。

刘邦以一无赖子得天下,长期的楚汉相争,称帝时已快六十岁,到了暮气沉沉的时候,加之本人不学无术,也就没什么作为了。但是刘家出了两个不错的子孙——文、景二帝,他们从小所处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,使他们变成了一代守成之主,为汉朝厚植了国力基础。所以才有武帝的崛起,用了两代的积蓄,屡伐匈奴,一洗汉朝六十年来的屈辱外交;并解决秦汉以来的边疆问题,灭南越,伐朝鲜,奠定了中国初期的版图。这就是历史上造成所谓“汉唐盛世”之一的汉武帝刘彻。

武帝本身是一个既迷信而又任性的人,关于迷信的部分,司马迁在《孝武本纪》中一开始就说:“尤好鬼神之祀”,接下来用了大半的文字,叙说武帝的求仙等等,所以文遗山才有“神仙不到秋风客”之句了。其余如尊儒术、通西域、征大宛等,无一不是自大任性所造成的。惟因如此,才有汉朝的盛世;也因如此,才种下了西汉没落的初因。真正谈历史的人,还必须深入研究,自有启发之处,这才真正是《大学》一书最好的旁证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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