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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孟子旁通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孟子旁通》 第17讲

吏民千古两相妨

邹与鲁哄。穆公问曰:“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,而民莫之死也。诛之,则不可胜诛;不诛,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,如之何则可也?”

孟子对曰:“凶年饥岁,君之民,老弱转乎沟壑,壮者散而之四方者,几千人矣。而君之仓禀实,府库充;有司莫以告。是上慢而残下也。曾子曰:‘戒之!戒之!出乎尔者,反乎尔者也。’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,君无光焉。君行仁政,斯民亲其上,死其长矣。”

历史政治上的因果

这是孟子家乡的事,孟子是邹人,邹大约只有现代的一个小县那么大,姑且称他为一个国。其实邹和邾,也都属于鲁国的境内,用现代的观念来讲,相当于鲁国的一个独立市。

邹和鲁国,发生了权利上的争执,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冲突。邹穆公问孟子说,在这一次和鲁国的激烈冲突当中,我的高级干部死了三十三个人,而这些干部的属下和辖区的老百姓,没有一个肯为他们的长官效死。要是杀掉这些人吧,人数实在太多了,杀不胜杀。可是不杀罢,他们将来还是这样眼看着长官战死而不去援救,这样怎么行呢?真是杀也不好,不杀也不好,你看应该怎么办呢?

孟子说,在平时遇到水旱灾害,农产歉收的凶年,你的老百姓们没有饭吃。年纪大,身体弱的,饿死在路旁;年纪轻,身体健壮,走得动的,就离乡背井,向外逃生。在邹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,逃亡的人,就高达几千人之多,占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。但是你政府的粮仓里面,多的是粮食,财库里的钱也很充裕,有足够的力量帮助这些老百姓。可是你的干部们,当时并没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诉你,他们这样骄慢而不理政事,结果残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。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,做事要特别小心谨慎,凡事是有因果报应的。怎么出去,就怎样回来;如何待人,人也将如何待你。所以在平时老百姓吃了他长官的亏。现在他们也就眼看着他们的长官受难,不出来救援了。这正是他们饥饿时,长官不救援他们的一种还报,你穆公还有什么好责怪埋怨的呢?如果从今以后,实行仁政,爱护老百姓,老百姓当然也就敬爱他们的长官,当长官有难的时候,他们当然就会拼死命去保护救助了。

这一段中,孟子所说的理论,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,也是政治领导人的最高领导原则。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,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才开始确立,并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。我们的《易经》老早就有这种思想,如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。”至于孟子,这里所引用的“出乎尔者,反乎尔者也。”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。

在政治上,我们看历史的演变,就是因果报应。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,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。就拿我们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现象来说,埃及的总统萨达特,很了不起。那天我打开电视,看见他突然冒险访问以色列的消息,就知道他一定有影响力。同时也预料到以色列的贝京,也一定会去埃及报聘,也可以说两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,将来对于中东地区的谋和,犹太与阿拉伯两个民族去嫌释怨,总会有帮助的。假定我们处身在一百年后,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,这两人之间的一往一来情形,以及诚心谋和与否的因果报应,则是一件在因果律上,很有趣的,能证实的事情。

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。我们中国的历史,每一朝代都是如此。怎么来的江山,也将怎么样的失去;怎么样取得的政权,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。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,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。

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,宋朝的皇帝赵匡胤,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,而是陈桥兵变,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。当时的皇帝,是后周的柴荣。他在位时死了,儿子还小,只有六七岁,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,等于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。就在陈桥兵变中,黄袍加身当了皇帝,所以到了元初,在宋朝垮了的时候,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:“记得陈桥兵变时,欺她寡妇与孤儿。谁知二百余年后,寡妇孤儿又被欺。”“卧榻而今又属谁?江南回首见征旗。路人遥指降王道,好似周家七岁儿。”我们再看清朝,进主中国,是孤儿寡妇入关,而最后一代皇帝,又是寡妇孤儿悄然出关。因果报应,丝毫不爽。读了元人那首诗,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:“寡妇孤儿自入关,便宜占尽此江山。果然二百余年后,母子君臣出塞难。”博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,还是一个小孩子。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,他大哭起来,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,安慰说:“不要哭,快完了!”果然很快就完了。这就是“出乎尔者,反乎尔者也”的道理。所以国家也好,个人的事业也好,都是怎么起来,也是怎样下去。经过时间的证明,长期观之,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,并非偶然如此的。

至于《孟子》书中的“老弱转乎沟壑,壮者散而之四方”这两句文言,尤其别具韵味,而且也特别悲凉。岂但战国时代的老百姓们如此,几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,都是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。“老弱转乎沟壑,壮者散而之四方。”大地尽是一片流民饥荒的景象。悲凉,惨痛!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尽其形容的。社会的贫病到了这种情形,便正如左宗棠的诗所说:“世事悠悠袖手看,谁将儒术策治安。国无苛政贪犹赖,民有饥心抚亦难。”不过话说回来,我们且看所谓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现象呢?虽然没有孟子这两句话那样悲惨,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之下的一般社会状况,农村乡镇的衰落偏废,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,它的变相结果,也有“老弱困守故土,壮者散处四方”的景况。尤其对我们一般具有出国狂热的心理病态的社会而言,也同样会有此悲鸣,岂但只是衰乱时势如此而已!

君道与臣节

除此以外,由邹穆公与孟子这一段对话中,引出一个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极重要的问题,需要特别加以讨论。

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,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,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级干部们,死难的不少,但是他们的部下,以及基层的民众们,根本视若无睹,好像毫不相干似的。我们平常也都读过《孟子》,但是重点往往被《孟子》的文章才气掩盖过去。甚至可以说,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,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基本问题。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,我们后世读来,也未仔细寻思,只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。

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,过去的历史上,“君道与国共存亡,臣节尽忠死国事。”这是不易的原则。自三代以后,春秋以下,无论君主政体与否,这个民族文化、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,是始终不变的。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,当然,最具体而得力的,便是孔子着《春秋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。而在宋、元以后,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,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,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精忠岳传》等等,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精神,如重然诺守信义的义气风范,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,打入每一个人心,打入每一代子孙心坎深处。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、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,因此在宋、元、明、清之间,士大夫们死难于臣节、尽忠报国的典型,比之以往的历史,更加激烈而具体,更加庄严而可敬。

其实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,由来久远,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。例如孟子讲三道,动辄便提出周初开国的文武之业来作标榜。但事实上,以商纣的暴虐,虽经周武王鼎革以后,政治上的种种努力,但将近百年之间,用现代人的话来说,将近一个世纪,还有“殷之顽民”,始终与周朝并不合作。最明显的,便如初期的伯夷、叔齐,“义不食周粟”,饿死在首阳山上。其实,历史上所记载的“殷之顽民”,也就是前代商朝遗民的忠贞志士,因为作史者立场,所以称他们为“顽民”,也就是所谓的顽固分子。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诸侯,封微子于宋,以祀殷商之后,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,同时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。

其余信手拈来,如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,义不投汉,集体自杀以全节义;项羽的八千子弟,统统战死乌江;这些都是荦荦大者,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。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、存亡续绝之际,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,还有很多。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长,关系一个民族国家,立国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,不能不加注意,应该大书而特书的。例如元朝与清朝的入关,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义之臣,或是后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,不但不加凌辱,反而恭敬礼遇,虽依法执刑,死后仍善为安葬,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。而对那些轻易投降,卖主求荣的,便为他们另外立了“二臣传”,以表示有亏节操。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,岂可以尽把它列入“愚忠”两字而轻轻抹煞。而且这种节操的养成,与帝王民主的政体关系不大,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,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,在民主体制的时代,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操,那便是大错特错,是自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。

问题不能扯得离题太远,现在再回转来看邹穆公这一段的对话。邹是战国当时的蕞尔小国,微不足道。但当他国家有难的时候,守上有责的高级臣僚,死难的如此之多。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,这表示邹鲁之邦,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。尽管主懦国弱,而文化教育的风范,始终未变。但是邹穆公再进一步要求他国内的全民尽忠,那么问题就太不简单了。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,也便是反映出对当时邦君们的一种警告,一番抗议。这便是我方才说要特别注意的一段。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的重点之一。

历史上的基层政策

讨论到前面中国文化,有关历史哲学这一类问题,我们看到自从孔子着《春秋》而使乱臣贼子惧的精神以外,历代历朝的历史,也都是继承孔子的学术重点——《春秋》责备贤者,特别是要求君圣臣贤,或明君良相的一贯精神。对于林林总总遗下编氓的一般国民们,从来没有过于苛求,并非像邹穆公的希望一样,要求基层的国民们,也要层层尽忠,为他们的长上——长官去尽忠尽节。

有人说,我们的“二十六史”,只是一部军政统治的总帐簿,比起西方后来的历史学观点,大为逊色。这个问题的是非好坏,暂且不谈。现在只讲我们过去的历史记载,特别注重,也特别强调君臣之间——执行仁义政纲上,君道的明智和昏庸,以及臣道的忠贞和奸佞。而对于基层地方的吏治问题,几乎都忽略了。过去虽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与否,但过去历史所提吏治的“吏”,大体上是指官而言,并非如现代观念,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工作人员。事实上,依我的研究看来,两千年来的一部中国政治史,无论是哪个朝代,哪个政治体制——礼治和法制,甚至可以说,不论君主或民主,任何一个时代的兴盛与变乱,基本上的问题,都出在吏治——地方行政的基层干部上面。历代的大小变乱,大部分最初的原因,都是由于官逼民变,吏虐民反的结果。过去如此,近代也是如此。

你看我们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,许多高明的论政,如切中时弊的奏议,以及讨论政治思想、政治制度,以及政治哲学的文章,也不知有多少。但其中心思想,都是对中央政府执政者的朝廷而言。一旦时逢明君,宠加采纳,那些高明之士,仍然身居台阁,位入中枢,官阶愈来高,隔离民间疾苦,距离民痪也愈远。试问,又有几人肯请求降调,愿意深入乡村民间,作一个里正、保正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基层干部呢?

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,几乎是一个永远矛盾,无法调和的事实。譬如,美仑美奂的伟大建筑,在外观上,一定是铺置名贵高华的装满,绝对不可能把基层的泥沙粗石摆出来。但事实上,这座宏传建筑的牢固存在,非要底层厚实的泥土沙石不可。如果颠倒来用,不但不美,而且根本无法落成。人们只瞻仰表层的高华,总是忘却了基层的功绩。所以由平民而变成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以后,渐渐距离基层的平民愈来愈远。也是事所必致,理有固然的结果。

作官莫作怪

例如春秋战国的取士以治民,士大夫一入仕途,在理论上,固然仍须力求善政以利民,但在事实上,却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势,当然离开民瘼愈远。汉代注重地方治平,重视二干石的郡守——太守,但是它距离下层民众还是很远。唐代重刺史——即等于汉代重视二千石郡守的遗风,然而在盛唐以后的刺史,大多数是分发考取功名的进士们来担当其任,因此难免有“书画琴棋诗酒花,当年件件不离它”的气概,而于基层民间的疾苦,也就愈来愈远了。于是,外面则藩镇(军阀)专权,目无中央;内廷则宦官操政,女祸把持,天下事就不问可知了。

顺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诗,夹点笑话给大家轻松轻松。这首诗是描叙一个人一生的转变情况,现在如用来比方过去历史上官与民之间隔,却也很有趣。它的前面两句,便是刚才提到的“书画琴棋诗酒花,当年件件不离它。”可以作为旧时代达官而兼名士的写照。接着是“而今事事都更变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后面两句可作为一般社会民生基层情景的描述,或者是退职后清苦生活的写照。这不是很幽默吗?

明清两代,承元朝的政治体制演变,自中央级的朝廷以下,形成三级政治,即所谓省、府(州或道)、县治。虽然注重亲民之官的县官大老爷,但是那些多半是从进士、举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,自然十之七八,都是读书做八股文的书生。所以地方政治,全靠幕僚的师爷——刑名与钱谷两个得力助手的机要秘书。因此有人说,清代的政治,是为绍兴师爷所把持的天下。上自内阁中书衙门,下至府县,的确也是如此。至于真正的民间疾苦,所谓下情而能上达,几乎比登天还难了。

我们只是粗枝大叶地把历史上这些事实作个了解,那么,便可知道过去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,皇帝的中央政府——朝廷,是高高在上,悬空独立的。各级的官吏,在理论上,应该是沟通上下,为民办事。而事实上,一旦身为地方官,“天高皇帝远,猴子称霸王”,任所欲为的事实也太多了。我们试想,以此图功,何事能办?以此谋国,焉得不亡!然而,我们的民族性,素来以仁义为怀,老百姓始终顺天之则,非常良善,只要你能使他们做到如孟子所说的“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于死亡”,也就安居乐业,日子虽然苦一点,还是不埋怨的。除非是你使他们真的受不了,真的走投无路了,否则你做你的皇帝,当你的官,与他毫不相干。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哲学的重点之一。自春秋战国以来,中国的官吏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是如此,在邹穆公问孟子的时候更是如此。那么,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,甚至内心气愤得想杀些人来发泄一下,镇压一下,这岂非超越于政治原则之外,无乃太过乎!

现在是民主时代,也是注重基层政治工作的时代。为民服务的基层工作,实在是一件神圣伟大的使命,很不简单,最上层到中枢各部院政令的推行,一节一节地统统汇集到了基层。其间事务的繁忙,头绪的芜杂,并不亚于上层执政者天天开会,随时开会的痛苦。而最难办的,往往是各部门的政令,缺乏横的整体的协调,致使政令达到基层时,有许多矛盾抵触之处,无法执行,只好一搁拉倒。还有许多政令,可以用在甲地,却不适用于乙地,更不合于丙地的事实,但是也例行公文,训令照办不误。实在难以作到,也只有一搁了事。还有最重要的,什么高官厚禄,实至名归,风光热闹的事,都集中在上层朝市。基层工作者,必须具备有愿入地狱的菩萨心肠,和成功不必在找的圣贤怀抱。照这样情况,我也常常想,假如叫我到穷乡僻壤,长期担任一个国民小学教员,是不是真能心甘情愿地尽心尽力去做得好?我对自己的答案是:恐怕未必。己所不欲,何望于人。推己及人,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?

总之,所得的结论便是,从古至今,基层的工作,能于的不肯干,肯干的不能干。因此,真正参与工作的,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干,就是不肯干的人。往往为政府帮倒忙,作了丧失民心的工作,你看怎么办?至于说贪污不贪污,那还是另一附带的问题,不必去讨论。

有时朋友们与我谈到的美国的社会政治,基层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,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。我说,不错。美国还年轻,历史还浅,所以历史文化的包袱也轻。甚至还没有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。我倒祝福他们永远如此年轻,不要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才好。一旦老大,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,要想有所改革当然愈难,那就得慢慢地潜移默化,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立竿见影了。

至于经过民选,来自民间的现代官员,他们的功过、是非与善恶,且等历史作定评吧!不过,千万要记住,历史是公平的天秤,也真有明镜高悬,可以照见善恶而使原形毕露的作用,大须留心从事,多读民族文化的宝典,培养仁心仁术,以立己立人。

记得明人冯梦龙就有段论调怪诞的小品,写得很好,特别抄录一节,给自认为民主时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个借镜。

昔富平孙家宰在位日,请进士谒选,齐往受教。孙曰:做官无大难事,只莫作怪。真名臣之言也。

岂但做官,做人也是一样。民主时代的民选,更须切莫作怪。我们看了这一段似幽默,其实严肃的小品文,再回转来看孟子答邹穆公的问题,便可以说,只恐穆公守上有责的有司们,早已经国太作怪而失去民心。因此孟子的结论一句话:“君无尤焉”,又怎能责怪下民呢!

除此以外,在邹穆公的观念中,认为他守土有责的重臣们既能尽忠,为什么更下层的干部们,就不能为他们尽节?这个道理,在理论上讲,说来话更长了。总之,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重心,无论是儒家或诸子百家的学术修养,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为一的。仔细体认历史,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,事业功名是成就了。但不能说他做人也成功了。有的人,一生做人成功,但并无事业功名上的成就。如果兼而有之,应该是不圣亦贤了。

例如明代的名臣张江陵——居正,是万历当时的权臣名相,可算是一个大政治家,但因个性急躁,修养不足,所谓“操切为政”,往往便不能优容气节之士。好多理学名儒,因为意见不合而被压制不伸。但在张江陵当政的时期,的确做到了兵强国富,其功实有不可掩盖者。可是当他身死以后,结果弄得抄家破产,大儿子被逼上吊,老太太也被逼得流离失所。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风,惯于苛待功臣,大有失德之处。但张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败,实在也不免有话分两截的必要。当时有人经过张江陵的住宅,看到荒草丛生,一片凄凉的景色,和当年的煊赫对照,便大生感慨。就拿笔提诗在张宅的破壁上说:“恩怨尽时归论定,封疆危日见才难。”这两句诗,和张江陵的生平,正好用来作为邹穆公问孟子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滕文公问曰:“滕,小国也,间于齐楚。事齐乎?事楚乎?”孟子对曰:“是谋非吾所能及也。无已,则有一焉。凿斯池也,筑斯城也,与民守之,效死而民弗去,则是可为也。”

两大之间难为小

在春秋、战国两个时代,膝、薛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国。但在《论语》及《孟子》书中,都有所论及。所以国虽小,在孔孟的声光照耀之下,却也有名起来。《论语·宪问》篇中记载着:“子曰: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,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”就是这个滕国。不过孔孟两个时代不同,滕、薛的情形也不一样了。

这次是孟子从齐国再度回来,路过滕国。滕国是一个小国,而东北面毗邻了强大的齐国,南面又和强大的楚国接壤。我这个小国,夹在这两个大国的中间,所谓“两大之间难为小”,我应该向齐国靠拢好呢?或者是投向楚国比较好呢?

滕文公把这个难题提出来,向这位高人孟子请教。孟子也的确是高明,他答复滕文公说:“你提出这个问题,对不起,我也没办法。有办法也不能讲,碍难启齿。”滕文公听孟子这样的答复,当然非常失望,脸色就沮丧难看。孟子见他这副样子,又过意不去,于是对他说:在不得已之下,那么只有一条路比较好。你把你自己的内政先理好,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,团结起来。然后,加强你的国防设施,把护城河挖得深深的,把城墙加高加厚起来,巩固你国防线上的防御工程。和全国老百姓,上下一致,同心合力,保卫自己的疆土,虽然战死,也不离开本位,甚至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,自强自立,宁可亡国,也不向任何一个大国投降,先有这样的准备,还可以有所作为。

在这里,我们看到孟子答复“两大之间难为小”的基本原则,只有自强自立的一条路。其实个人作人也是一样,不自强,不自立,不从自己本身想办法,在两大之羊,怨天怨地,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来为自己解决困难,天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个人事、国家事、天下事的原则是一样的,只有自强自立,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。尤其以一个小国家为然,介于国际上强国之间的自处,除了自立自强以外,绝无其他妥协的良策。况且愈妥协,将愈增加困难。因此孟子便指出,宁可亡国,也不可丧失国格或人格的原则,作为答复。

滕文公问曰:“齐人将筑薛,吾甚恐,如之何则可?”孟子对曰:“昔者大王居邪,狄人侵之,去之歧山之下居焉。非择而取之,不得已也。苟为善,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创业垂统,为可继也。若夫成功,则天也。君如彼何哉!强为善而已矣。”

有一次,滕文公再进一步向孟子请教说,薛和我一样是个小国,可是出现强邻的齐国,要在薛国建筑城池,也就是在薛国的领土上,建筑坚强的军事基地。薛国也是我的邻近小国,有同病相怜,唇亡齿寒的威胁。看这种国际趋势,下一步很可能要轮到我头上了。这种威胁实在让人忧虑。你看,该怎么办好呢?

这个薛国也早已归入了齐国的版图,被齐宣王封为孟尝君田文的地盘。那就是,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门下客,弹挟而歌的冯讠爰,强作主张,代表孟尝君到薛国收取租债,一把火烧了所有债务人契据,以收买民心的名城。

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,也是周代历史上最能谦让、最光荣的一代——太王的史实。他说,从前太王住在分阝地,狄人侵犯他,难以自处,因此搬到歧山下面去住。并不是因为歧山比分阝更好,土地更肥沃,而是在分阝被好勇斗狠的胡人欺凌,没有办法,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。当时太王虽被迫迁移,但却忍辱负重地生聚教训,所以后代子孙——文王、武王起来,才建立了周朝几百年的政权。你可以效法他这种为善的精神,后代的子孙就一定能称王天下。大丈夫要创业就要树立一个美好的典范给后人,为了使子孙能够继承下去,在个人方面,无论读书、经商,或任何行业,都应如此。一定要有这个志向,能不能成功,那是天命。如今你地方小,四面又有强邻,只有用太王这种精神去做,勉强站起来,但不是站起来去跟人争强斗胜,而是自己勉励为善,巩固内部,自立自强,然后才能慢慢强大,受到别人尊重。

孟子这理论非常对,两大强国的斗争之下,处在中间的弱小国家,若想自立自强,的确是很难的。我们看宋初的局面,吴越王钱鏐的孙子钱椒,本来和赵匡胤、李后主一样,也是独立为王,他一看到天下大势,自陈桥兵变之后,赵匡胤号令天下的章法,他便表示投诚拥护,推赵匡胤当中国的老板。到宋太宗时,自己取消了国号。他认为这样做,则自己后代的子孙,不失为诸侯,永远是方面大员。否则的话,自己估计一切的能力,未必可胜得过宋朝。战败了,不只是自己难保,就是子孙也难保。其实他这样做,还是在等候时机,要想办法再起来,希望自己留有最后一点小本钱,必要时才能有所作为。

至于同时代的南唐李后主就不同了,虽然也看到了这一点,曾经向赵匡胤上表称臣,奈何他一天到晚感叹在诗词之中,诗词做得太好了,下不了决心,如果下得了决心,真正能够有所作为,早就起来有所作为了,即使打败了,也是光荣的。等到曹彬的大兵团攻到南京的时候,用一根绳子上吊也行,又怕死,要投降又觉得没面子,最后当了俘虏,被曹彬解送到京,只有在船上作诗感慨,那又有什么用?赵匡胤批评他说,李煜肯把作诗填词的精神来治国,就不会是今天的下场了。所以要嘛,就强为善;不能强为善,就保子孙,留元气,以待后来。

国家大势如此,个人事业也如此。站得起来就站起来,站不起来就得见机振作。但是社会上,有许多人,他在站不起来时不肯爬,爬不动时又不肯躺下,还老是觉得自己是站在那里,其实并没有站着,这样就很可怜了。总之,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道理一样的。

滕文公问曰:“滕小国也,竭力以事大国,则不得免焉。如之何则可?”

孟子对曰:“昔者大王居邪,狄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币,不得免焉;事之以犬马,不得免焉。事之以珠玉,不得免焉;乃属其者老而告之曰:‘狄人之所欲者,吾土地也。吾闻之也,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无君?我将去之。’去邪,逾梁山,邑于歧山之下居焉。邪人曰:‘仁人也,不可失也。’从之者如归市。或曰:‘世守也,非身之所能为也;效死勿去。’君请择于斯二者。”

人贵自立

在《孟子》书中,这一段和上一段,怎样看,都是同一个问题的重复记述。只是一个详细,一个简化而已。可能是孟子门人编辑时的疏忽,但无法考证清楚。

胜文公又问,我就算尽心竭力地奉承这两个国家,最后还是免不了他们的侵略,该怎么办才好呢?

孟子还是告诉他说,从前周太工住在分阝地,狄人侵犯他。大王拿皮货和币帛去贿赂,可是没有用。又送狄人喜爱的狗和马去讨好他,仍旧没有收到效果。最后拿珍珠和宝玉去,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。(这等于后来宋朝对辽金元的情形一样,非常痛苦,也非常可怜。)在这种情形之下,太王实在没有办法,只好迁都另作他图,离开分阝这个地方。行前召集分阝地的父老们,告诉他们说,我曾经听说过,一个君子仁人,是不会拿用来保养大家的事物,来作害人之用。现在外族人来侵略我们,我曾经为了大家的安居乐业,送给他们好多财物,可是他们的侵略,始终没有停止。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们这块土地,得不到这块土地,将永不罢休。本来我是希望以我们现居的土地,使大家过安定生活的,而现在竟因为我有了这土地,使狄人不断来攻击我们,那等于我用土地来害大家遭受战争之苦,这是不应该的。像我这样的人,多的是,你们不必顾虑找不到更好的领导人。为了不牵累你们,我将离开这里,你们多加保重了。

我们从孟子这段叙述,可知在古代宗法社会里,一个好的领导君主,也是那么可怜的。孟子只讲周太王这个例子。其实,上古史中,如周太王的情形也不少。后世和元朝的创业之主成吉思汗,在少年时代,和他的寡母生活在沙漠地带,经常被人欺负,也是非常的可怜。境也是和周太王当时的情形差不多,只是元朝民族没有文化根基,所以不如周代绵延久远。

接着孟子又说,大王对他的子民耆老们谈话后,就带了家人,翻过梁山,跋涉到歧山下面定居。但是居住在原地分阝的老百姓们都说,太王是一个好领袖,我们不可以失去这样的领袖,于是大家也放弃了在分阝的土地,跟着太王到歧山下面一起居住,重新开辟新的天地。这样跟来的人很多,一股新兴的力量,像市集一样涌进歧山之下,巩固了大王的基地。

孟子又说,还有人持另一个论点,认为凡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土地,所谓的“世居之地”,应该好好地守着,不可以在你这一代手里,放弃祖宗的基业。那么你就宁可战死,宁愿亡国,也不要轻言放弃,只有死守了。

这是从守土有责的论点出发,也是千古不易的至理。所在北宋时代,辽、金互相消长的时期,辽国末代的宰相左企弓在朝中力争,不可放弃河北,而有:“君王莫听捐燕议,一寸山河一寸金”的主张,也同样是这个道理。

孟子这样画龙点睛一说之后,跟着又告诉滕文公说,你在这两者之间,不可矛盾,也不可因循,只有选择其中一条路去走。

历史上凡是动乱时期,像滕国这种环境的遭遇也很多。我们由此可了解,一个小国处于大国之间的艰苦。近如现代正在纷争的中东问题,那些小国之间,就有许多困难存在。现在世界上,不论欧洲、非洲,全球各地的小国,所遭遇到的困难,许多和战国时代的滕国一样,所处的环境,都非常矛盾。不是身历其境的人,是不容易了解的。

其次,个人的人生也是一样,自己不能矛盾,当受到艰难或迫害的时候,就要改变自己的环境。当环境不能改变时,就要自己站起来,坚强起来,宁死而不向困难环境屈服。

鲁平公将出,嬖人臧金者,请曰:“他日君出,则必命有司所之;今来舆已驾矣,有司未知所之。敢请。”

公曰:“将见孟子。”

曰:“何哉?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,以为贤乎?礼义由贤者出,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;君无见焉。”

公曰:“诺。”

乐正子入见,曰:“君奚为不见孟轲也?”

曰:“或告寡人口:‘孟子之后丧逾前丧。’是以不往见也。”

曰:“何哉?君所谓逾者,前以士,后以大夫,前以三鼎,而后以王鼎与?”

曰:“否,谓棺椁衣衾之美也。”

曰:“非所谓通也,贫富不同也。”

乐正子见孟子曰:“克告于君,君为来见也。嬖人有臧仓去沮君,君是以不果来也。”

曰:“行或使之,止或尼之,行止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鲁侯,天也。臧氏之子,焉能使予不遇哉!”

孟子论立身出处的原则

这是孟子晚年,回到邹鲁,退居以明志的一段记录。鲁平公身边有一个得宠的近臣(弄臣),当然不是什么大臣,但随时跟在他的身边,在某些事情上,会成为重要的关键人物——后世得宠的宦官,就是这一型的人物——这个人叫臧仓。有一天,他看见鲁平公外出的车辆、卫队等等都准备好了,马上就要出宫了。这时,他问鲁平公说,你以前出去,事先都会通知随从的人们,目的地是到什么地方。可是现在,车辆人员都准备好了,下面的人还不知道你要去哪里,他们又不敢来问,所以我来请示一下,你要去什么地方?

鲁平公说,我要去看看孟子。臧仓一听,马上抓住机会攻击孟子。他对鲁平公说,你为什么要去看他?你尊为一国之君,为什么轻易地亲自去看一个平民呢?你以为他是一个贤人吗?为人处世,能够合乎礼义的才是贤人。换言之,一个贤人所做出来的事情,就一定合乎礼义的。像孟子,父亲早死。后来母亲去世,他办理母亲的丧礼,远比以前办父亲丧礼隆重得多。对于自己的父母,办丧礼时,前后都有厚薄的差别,这就是不合礼制的事。这种人,你还去看他吗?鲁平公说,那我就不去了。

这里我们看到小人的厉害处,往往是在小的地方,找到一点点小事,轻轻地一拨,情势就转变了,这就叫做“谗言”。每个人的心理,具有先天性的缺点,最喜欢听信谗言和小话。尤其作一个高居上位的人,大道理、大话听多了,厌烦了。谗言小语乘虚而入,往往非中不可,此所以历史上都赞叹明智之君的难得。其实,何止为君,凡作领导人的都要注意。乃至当一个平民的家长,处理任何一件小事,也都要注意。古人所谓“来说是非者,便是是非人。”这是不易的名言。

乐正子,复姓乐正,名克,是孟子的学生,那时他已是鲁国的大夫。鲁平公有一次与齐王会面修好,在商谈国际问题时,乐正子趁机极力推崇孟子。当时随行的其他大臣,也都说孟子如何如何好,所以孟子这次回到鲁国,鲁平公想要去看看孟子。现在乐正子得到消息,鲁平公取消了看孟子的主意,就去问鲁平公,你为什么不去看孟子。鲁平公因宠信臧仓,当然就多少对他有所回护,答复乐正子时,就只说,有人告诉我,孟子办他自己父母的丧事,都有厚薄之不同,像这样的人,道德修养不够,所以我不去看他了。

乐正子说,这话从哪里说起呢?大概听人说,他对母亲的丧礼超过以前他对父亲的丧礼吧!这是因为他前一次是以士礼丧祭,行的是鱼、豚、鸡的三鼎祭礼。而后来他母亲死了,当时他有了大夫的身份,行的是羊、豚、鸡、鱼、肤的五鼎祭礼。(在抗战以前,大陆上行祭礼,还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别。三牲是家禽(鸡)、鲜鳞(鱼)、豚肥(猪肉)。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(鸭)和肤(兔)为五牲祭。)这并不是他对父母的祭礼有厚薄轻重的不同,而是他的环境、身份、地位不一样了,他还是在依礼行事啊!

鲁平公这时候才明白,但是已经转不过弯来,于是说,不是的,我并不是指这一方面,我是说他所买的棺木、寿衣的质料不一样。给他父亲的是便宜料子,而用在他母亲身上的,都是价钱高的好棺木、好衣料、好被服。乐正子说,至于这一点,也不能说是在礼制上有所违越呀!丧祭用品的价格高低,是因为孟子的经济环境不同。他以前作士的时候,收入少,买不起价钱高的。后来当了大夫,薪水高,就可以花高价钱,买更美的棺停衣衾了。这是孟子前后贫富情况不同,关于礼制方面,则没有不对的地方。

这一段文章,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,可是几千年来,社会上人情世态,都是这个样子,就是现代欧美各国也一样。中国的古谚,所谓“爱听小语”,以及“远重衣冠近重人”,一般人们,都是用这些小事来评论、衡量一个人的高低、善恶、是非的,甚至成为了道德人格的法码。

乐正子听到鲁平公这种推倭之词,也许心想,你身为一国的国君,又不是棺材店、殡仪馆的老板,注意别人买棺材、寿衣的事干嘛?分明没有人君之度,不似人君,所以无法说下去,也就不必再说下去了。反正知道他只是个爱听小话的人,就不再说了。

于是乐正子回过头来看他的老师孟子。当然,带有几分牢骚地说,我曾经向我们的老板鲁平公提出报告,关于老师的学问道德。鲁平公听了,原本要来看你,不料老板身边有一个亲信的小人———奸臣臧仓,在鲁平公面前说你的小话,放了一包烂药,阻止了我们老板不来看你了。

孟子对乐正子说,他来看我,自有促使他来的因素;他如果不来看我,也自有阻止他不来的因素。他的来不来看我,其实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,那是天命。臧仓虽然是一个小人,说了我的坏话,但是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,左右我和鲁平公见面或不见面呢?你不必发他的牢骚了。

照文字来看,我们这一段,可用上面解释。但是其中“行或使之,止或尼之”这句话,我们如果作一番仔细的推敲,则发现它还有另一层的含义。

这两句话的文字很美,可作两面解释。一种是鲁平公如果去看孟子,那是因为乐正子的促成,他为孟子澄清了误会。他之所以不去看孟子,是另一个因素阻止了他,那是受了臧仓这个嬖人的谗言。而一个作领袖的人,不应该受到别人左右。现在他会受人左右,那么这个领导人也就可想而知,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所以不必要怪臧仓,臧仓只不过投其所好而已。在基本原则上,他根本就没有诚心想来看我。

另一种深一层的解释,孟子这句“行或使之,止或尼之。”是说,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,能够实现,那么天下自然就会有人,有力量,使我受到重用,去推行我的理想。如果我的道行不通,那么不需要别人来阻止,我自己也会见势而止的。老实说,我的道行或不行,“这则兼善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。”得机会,救天下,救国家、救社会;不得机会,个人把自己管好。这个“行”或“止”,不是人事可以安排的,在冥冥之中,自有一个不可知的气数。天下该得太平。我的道自然实行;天下该动乱,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所以我与鲁平公不能见面,实在不是人事所可以左右的。你不必去责怪臧仓的挑拨。

上面那句话,可作两层意思来了解,也可以说是孟子立身处世的大原则。历史上,现实的社会中,一个人的立身出处,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这种类似事件的攻击。只要多读些历史,多经历人生,反而觉得是很平常的事,一切都会处之泰然,看得无所谓了,就如孟子对乐正子最后的结论。

我曾经写过四句只像偈语不像诗的话,也正好在这里提供大家作一参考。“身入名场事可怜,是非争竞奈保天。看来都是因人我,无我何妨人尽贤。”其实,在大道理上,都是因为分别人我而有此烦恼。缩小在现实范围来讲,都是利害的冲突。人就是这样渺小可怜,但是这只是对个人自处的修养来讲。倘使要作一番事业,作一个领导人,就不能马虎,任凭情绪的冲动而听信谗言了。不然,因此而错失得力的人才,甚至牵一发而动全局,那就太不明智了。

到这里,《梁惠王》的上下两章,大概都研究完了,这也是研究《孟子》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因为《梁惠王》上下两章的内容,是孟子一生中,一心一意想拯救当时极其动乱的战国时代的理想和抱负。他有救世的思想,所以他游历魏齐之间,希望能受重于一个政权,透过这个政权,推行他的思想,对天下,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。而他的思想当中,最高的政治原则,哲学基础,就包含在这两章书中。同时也可以说是他学问成就以后,从中年到晚年,出来游历国际间的传记缩影。





孟子旁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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