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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孟子旁通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孟子旁通》 第13讲

寡人好货

王曰:“寡人有疾,寡人好货。”

对曰:“昔者公刘好货,诗云:‘乃积乃仓,乃裹糇粮。于橐于囊,思戢用光。弓夫斯张,于戈戚扬。爰方启行,故居者有积金,行者有裹粮也,然后可以爰方启行。王如好货,与百姓同之,于王何有?”

孟子采紧逼盯人的姿态,追问齐宣王,您既然认为很好,为什么又不实行王政呢?齐宣王答得很妙,他说我有一个毛病,我非常爱好财富。

古代“货”字的意思和现代的“财”字相同,包括了金钱、物资等等。齐宣王这句答话,在表面上是牛头不对马嘴,答非所识问,但也很妙。孟子要他优先救济社会上最困苦的四种人,这当然是要花钱的,而他却说我爱钱,舍不得花钞票啦!这就像篮球场上的大国手们,你从后面紧逼盯人,我就来个转身,摆脱你。奈何孟子还是不放松,对他说,这没有关系呀!周朝的先祖公刘,就是一位好货的人,而且有诗为证呢!

公刘,据《周纪》说,是弃的后代。弃是唐尧的兄弟,到虞舜时,被封为后稷,有相当伟大的德业,传到不(上穴下出)这一代的时候,因政治的衰退,不富丢了官,就流亡异域,到戎、狄这两个外族之间的漆沮“自漆沮度渭,取材用”一带去求发展(漆水源出陕西省同官县东北大神山,西南流经分阝县至耀县会沮水。沮水出耀县北分水岭)。当传到公刘的时候,才又振作起来。《诗经·大雅》生民之什的《公刘》篇,就是歌颂这段故事。

孟子又继续引用《诗经》的记载作补充说明。他说,公刘当年好货,但能推己及人。他首先教导人民,因地制宜,努力耕作,增加生产。在秋天丰收时,将粮食堆满在仓库里,还有许多粮食放不下时,只好堆积在仓外。另外,制造干粮,放在橐里、囊里,以便人民迁移时,可以随身携带。由于仁心德政的措施,投靠他的百姓愈来愈多,逐渐地便富强起来了。于是他又整军经武,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训练,等这些都差不多了,才带了弓箭,装备着干戈斧钺等各种武器,浩浩荡荡地由漆沮出发,回到他原来的封地豳邑,复兴他祖先后稷的旧业。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积的米粟和充实丰富的谷仓,出发的人有包裹好的干粮,如此准备妥善,才向自地进发。周代也就从这时开始,渐渐兴盛起来。

所以当齐宣王说他自己好货时,孟子却故意装作不懂地说,您身为一国之君,喜欢财富是应该的。像周朝的先祖——公刘,创建基业时,也是积极地从事经济发展。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积极进取的精神,从事生产工作,藏富于民的话,如此,齐国得以富强,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这不是很好的事吗?在这里,可见孟子的诱导教育,以及紧逼盯人的技术,和齐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样高明。

齐宣王的“太极拳”由“好乐”、“好勇”,这里又段数升高到第三段的“好货”了。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货的问题。

在中国文化中,有一句话,包括四件事:“声、色、货、利”。在历史上只要帝王好“声色货利”,那个社会。国家,没有不乱的。这四件事,没有一件是好事,全是坏事。而齐宣王对这四大坏事,没有不好的,他全都爱好。

后世一些读书人,读了《孟子》这一类的书,学了这一派的论调,每提到“声色货利”,就视同毒蛇猛兽,像有剧毒一样的恐惧。其实,我们每一个人,对于声色货利,没有不爱好的。只是对这四件事的欲望,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。孟子这里没有从心理这一方面发挥,其实人人都是同样爱好这些的,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。只要扩充这大家都爱好的事,并导之正途,那么不但对社会无害,而且能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,反而是国家、社会、人民的福利了。我们所谓现代化的第一流强国,正是“声色货利”最先进的国家。反之,就是尚在落后,尚未开发中的国家。

从这里,使我们想起齐桓公,他也有像齐宣王所说的三好。但在当时,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帮手管仲,能在当世成大功,后世历史上成大名。让我们看看齐桓公与管子对话的记载。

桓公谓管仲曰:寡人有大邪三。不幸好畋,晦夜从禽不及,一。不幸好酒,日夜相继,二。寡人有污行,不幸好色,姊妹有未嫁者,三。管仲曰:恶则恶矣,非其急也。人君惟不爱与不敏,不可耳。不爱则亡众,不敏则不及事。

齐桓公有一天对管仲说,我这个人,有很不正经、很邪门的三个嗜好,你看多糟糕!怎么办?喜欢打猎,常常跑出去玩,有时追捕猎物,玩到天黑了还不肯回来,第二天当然没有精神理政问事了。这是第一件事。

还有我喜欢喝酒,讲究口腹之欲,白天晚上都吃喝个不停。齐桓公好吃,是有名的饕餮,天下所有的美味,他都找来吃。他的一个部下易牙,专以烧一手好菜来侍候他、满足他。有一天,他吃喝得高兴了,对易牙说,天下的美味,我都吃过了,可就没有吃过人肉,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。后来齐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没有吃过的肉类,问易牙这是什么肉,易牙说是人肉。原来易牙杀了他自己儿子,来取悦于桓公。因此齐桓公认为易牙很忠心。当然有人说连自己儿子都会杀掉的人,一点仁心都没有,怎么谈得上“忠”。这是另一段公案,我们暂时不去讨论。易牙是坏蛋,历史早有明证和定评了。但由此可知齐桓公的好吃好喝,到了什么程度。他自己也对管仲说,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。

他又说,更不幸的,我有比前面两项,更不干净的行为,说起来都难为情,我还喜欢女色。好女色倒是小事,我的同宗姊妹中,还有尚未出嫁的。他的姊妹为什么不出嫁,这当然是使他最难为情,难以启齿的话。只说这是他第三项劣行,就意在不言中了,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,比齐宣王严重多了。

可是管仲怎么说呢?他说,你这三个大毛病,的确很不好,坏是坏透了,但对你现在来说,还不是最重的要的事,不一定要立即改正。事实上,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过来。如果管仲说,要他马上改,反而会弄僵了。管仲只是说,一个作领袖的人,如果没有爱心,不爱天下人,智慧反应都不够敏捷,这才是最大的忌讳。因为没有爱心,不能“爱民”的话,就不会有群众和人民拥护他;不够积极,不能“勤政”的话,就会政务荒弛。因此,“勤政爱民”,是领导人所最需具备的条件(就是在管仲之后的孟子所说的仁政)。

这是管仲对君主辅助的一个范例。几千年来直到现在,我们一直都标榜管仲是历史上的大政治家。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,也是实行家,连孔子都很推崇他。现在管仲与齐桓公所谈的内容,和齐宣王与孟子之间的谈话内容是一样的。而谈话的态度与方法,孟子与管子也差不多一样。所不同的一点,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场,作臣道的建议和提醒,针对现实政治的具体做法而言。至于我们这位孟夫子,则更偏重于政治哲学的原则,同时带着师道的诱导方式,在境界上当然比管仲更高一层,可惜效果上,却差了许多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,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两个主顾——老板,在人格、个性上,也有许多差异。因此,在历史上的成就,也就不相大同了。

其次,我们要讨论的“声、色、货、利”四事,我国历史文化上,几千年来,都认为是要不得的坏事。直至国民革命成功,推翻清朝以前,大家还是看不起工商业,尤其是看不起商人。过去习惯上所谓的士、农、工、商,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,这都是中国文化受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,致使工商业不发达,科学不进步,而形成中国文化呆滞的一面。

《货殖列传》的一斑

中国文化真是如此呆滞丑陋的吗?我们不必归罪于什么理学家、道学家或哪一家上去,只是由于少数读书人,把观念搞错了,把大家的观念带到歧路上去。中国文化的本身,并非如此。历史上,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“货利”的问题,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。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,只有他特别注意,而在《史记》中写了《货殖列传》,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,也是中国讨论经济哲学思想的好著作。另外,《平准书》也是财政学上的重要资料。

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,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,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。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,第二位是范蠡,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。接下来还有很多,现在我们择要摘录下他这篇文章,来作个研究。

老子曰:“至治之极,邻国相望,鸡狗之声相闻,民各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俗,乐其业,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必用此为务,娩近世涂民耳目,则几无行矣。

太史公曰:“夫神农以前,吾不知已。至若诗书所述,虞夏以来,耳目欲极声色之好,口欲穷刍豢之味,身安逸乐,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。俗之渐民久矣,虽户说以吵论,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,其次利道之,其次教诲之,其次整齐之,最下者与之争。

夫山西饶材、竹、谷、纑、旄、玉石;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;江南出(木丹)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砂、犀、玳瑁、珠玑、齿革;龙门、碣石北多马、牛、羊、旃裘、筋角;铜、铁则千里,往往山出棋置;此其大较也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,谣俗被服饮食奉生进死之具也。故待农而食之,虞而出之,工而成之,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?人各任其能,竭其力,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征贵,贵之征贱,各劝其业,乐其事,若水之趋下,日夜无休时,不召而自来,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,而自然之验邪?

《周书》曰:“农不出则乏其食,工不出则乏其事,商不出则三宝绝,虞不出则财匾少。”财匾少而山泽不辟矣。此四者,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则饶,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,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,莫之夺予。而巧者有余,拙者不足。故大公望封于营丘,地泻卤,人民寡,于是太公劝其女功,极技巧,通鱼盐,则人物归之,襁至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,湾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。其后齐中衰,管子修之,设轻重九府,则桓公以霸,九会诸侯,一匡天下;而管氏亦有三归,位在陪臣,富于列国之君。是以齐富强至于威、宣也。

故曰:“仓禀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礼生于有而废于无。故君子富,好行其德;小人富,以适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,山深而兽往之,人富而仁义附焉。富者得势益彰,失势则客无所之,以而不乐。夷狄益甚。

《谚》曰:“千金之子。不死于市。”此非空言也。故日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,万家之侯,百室之君,尚犹患贫,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!(文中所述范蠡、子夏等人致富之道,从略。)

此其章章尤异者也。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,尽椎埋去就,与时俯仰,获其赢利。以末致财,用本守之;以武一切,用文持之。变化有概,故足术也。若致力农畜。工虞商贾,为权利以成富,大者顷郡,中者倾县,下者倾乡里者,不可胜数。

夫纤啬筋力,治生之正道也,而富者必用奇胜。田农,掘业,而秦扬以盖一州。掘冢,奸事也,而田叔以起。博戏,恶业也,而桓发用富。行贾,丈夫贱行也,而雍乐成以饶。贩脂,辱处也,而雍伯千金。卖浆,小业也,而张氏千万。洒削,薄技也,而郅氏鼎食。谓脯,简微耳,浊氏连骑。马医,浅方,张里击钟。此皆诚壹之所致。

由是观之,富无经业,则货无常主,能者辐辕,不肖者瓦解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,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。岂所谓“素封”者邪?非也?

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,都是比较偏爱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,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。他写的《货殖列传》,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,描写社会到了富强康乐,民主自由的极点,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,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,法乎自然的境界。老子前面的一段话,意思是说,比邻的国家,国界相接,或隔一条路,或隔一条小溪,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,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而各国的老百姓,都能够吃得好,营养足;穿得好,没有穿打补钉的衣眼;社会风气安定,没有不良分子的骚扰;对自己的事业、职业,都很满意,各人安守本分。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,人人都很满足,终此一生,都不会去羡慕别人,更不会为了生存,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。

本来老子的说法,在我看来,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说法并没有两样,不过老子是对理想境界描写,儒家的《礼运篇》则是原则的叙述。二者都是根源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,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,把他们硬分为两派,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。

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,现在日子过得好,有了钱,退了休,就该环游世界一番,“到老死不相往来”,不出国门,活着有什么意思。出国走走,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观念,而且也可增广见闻,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,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。先从近处说起,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,还是有一些人,不但没有到过台北,甚至连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,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,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,临终之时,心中了无遗憾。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,在他临终之际,或对后代子孙,或对国家社会,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,还是很不放心,带着满腔的无奈而去。

也还有人说,至美国、或到欧洲,去求学深造,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?为什么要“至老死不相往来”?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“至治之极”,以及接下去的描写。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,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,教育文化水准最高,科技最发达,军事力量最强大,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,那么你还会想到外国去求深造,求发展吗?再进一步说,全世界,全人类,每个社会都达到了这个水准,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,反而到处奔波劳苦,替别人洗碟子、擦地板呢?现代的澳洲人,位于南半球,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,就很少往外国跑了。不过,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“至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现象。那是南北韩之间的三十八度线;东西德的围墙;我们与大陆之间的一衣带水。由此可见,想要达到“至老死不相往来”的境界,是不容易的,除非全世界、全人类,都富强康乐了,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。

历史社会演变的趋势

所以司马迁说,人类最好往这种美好的理想去努力。但是近代(司马迁当时的近代),一般人都只图声色耳目的享受。、已经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了。

接着他又发表他史家立场的意见说,神农以前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。我所知道的,像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这些书上所记载的事迹、自虞、夏两代以后,由于社会的演进,人们都偏好物质生活的享受,喜欢追求声色之娱,以及口腹之欲。身安逸乐而汲汲名利,人人都如此,没有什么稀奇。这种风俗的演变,不是一天形成的。自从虞夏时代开始,就逐渐转变成近代这个样子。社会风气到了这一步,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,挨家逐户地去劝他们,放下物欲,寻求精神生活的趋脱,也是没有用的。

因此,自上古以来,最高明的为政方法是“因之”。依着百姓的本质和禀赋,在立法行政上,很自然地把他们引到好的方向。

如果这样行不通,退而求其次,顺着他们的兴趣嗜好,针对他们重视现实的心理,“利道之”,以利为引导,导致他们走到良善的路上。

“其次教诲之”,如果还是不能,于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,也就是用比较强硬一点的方法,教育他们,告诉他们,什么是对的,是应该的,什么是不对的,是不可以做的。

如果仍然没有效果,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,“整齐之”,以法令来纠正了。纠正不了的话,等而下之,“与民争利”,和百姓对立相争。

从这套理论来看,几千年的历史,都是等而之下,在与民争利之中。达尔文的进化论“物竞天择”,也同样认为人类文化,是在竞争当中发展的。

司马迁这几句话,把人类社会演变的程度,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势,全都说完了。我们无论研究政治、哲学,或者经济、历史,对司马迁这里所说,和孔子《礼记·礼运篇》的叙述,互相参合研究,便可成为一部中国文化历史演进哲学的专书。

其次,司马迁举出当时中国所发现的资源情形,也相当富饶,很有利用价值的。但是现在我们新发现的资源,在质与量上都增加了许多,在这里不作详细的介绍了,且看他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。

“待农而食之”,在当时的农业社会,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,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,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,才有饭吃。“虞而出之”,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。“工而成之”,然后将农林、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。“商而通之”,最后,再由商业的经营,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,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,各获所需,不虞匮乏的地步。

接着他又说,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,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,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,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,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。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,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。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,换取自己的需要。

在商业的经营上,是“物贱之征贵,贵之征贱”。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——“贱物不可丢,贵物不可收。”一样货品,价钱跌了,不要赔本卖掉。储存在那里,将来一定回涨,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,再卖出去,很可能还会赚大钱。一样东西涨价了,贵了许多,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,因为不久的将来,很可能会跌价。所以,“贱价不卖,贵不买”。

“各劝其业,乐其事”。各人安于本分,敬业乐群。这种趋势,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样,是很自然的发展,用不着特地订立法令规章,自然而然就来了。一切物资的生产分配,也用不着刻意去营谋,社会上自然会有妥善的调配。这不就是老子“自然”之道吗?

接着他又引据《书经》上的话,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。这些来自农林、畜牧,以及工商业的产品,是富国富家的基础。虽然各地的气候、土壤、人力不同,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,但经营得好就富足,经营不好就贫穷。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。

像齐国的姜太公初被封到营丘时,那里靠海边,土里的盐份很重,老百姓很少。当地的土质根本就无法耕种,简直无饭可吃。可是姜太公不为地理环境所困,他教导妇女发展手工业。直到现代,山东烟台一带的刺绣、抽丝等工业还是很有名的。在台湾具有这种技术的人,也在生产从事外销,可能就是从古老的姜太公时代所流传发展下来的。除此之外,他又设法开发盐业和渔业,外销他国。齐国就此繁荣富庶起来,“冠带衣履天下”,各国闻风相望,连服饰都以模仿齐国为时尚。不论是靠山或临海的国家,都希望能到齐国去见识见识,一如今天世界各国的人,一窝风地往美国跑一样。

后来齐国到了中叶,国力曾经一度衰落,直到齐桓公的时代,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,以经济政治为主,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,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。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,设置掌财务的官员,行“轻重法”,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。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“三归”建筑,爱好豪华,也相当奢侈。政治地位到了陪臣——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,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。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,一直延续到威王、宣王的时代。

经济、文化、道德的连锁关系

司马迁引《周书》的话,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,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,又引用“仓凛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这两句名言,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,提出“礼生于有而废于无”的主张。因为礼节、仁义这些德性,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。一个君子富有了,就更乐于行善积德;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,也就安守本分,不会作奸犯科。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,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。水深了,自然有鱼,山高了,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。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;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。换句话说,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,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。所以,有了财富,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。一个人有了钱,如果再得权势,就更容易彰显善举。反之,既无势力,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,自身难保,更何况其他。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,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,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。

所以普天之下,熙熙攘攘,来来往往的,都是为了一个“利”字。不论千乘之国,或者万户之侯,或者百室之君,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,更何况一般老百姓!

接着,他又继续举出范蠡、子贡、猗顿、卓氏、程郑、宛孔氏、师史、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,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,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。同时他强调说,所举的这些人,还只是少数的例子,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,或世袭俸禄而来,都是靠自己的努力,用心经营,把握了时机,去规规矩矩地发展,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,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。至于其他,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,或者富甲一县,或者称富乡里的,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。

结论说,靠自己的劳力,从小生意做起,一点点积蓄起来,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。但是小富由勤,大富由命,发大财也要靠机运。同时司马迁又强调,发大财,还要有头脑,譬如用兵,要出奇制胜。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,像秦扬这个人,以种田起家,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,等于现在富过一省。照理说,挖人家的坟墓,偷盗葬物,这是犯法的,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;赌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,但桓发却因此致富;至于行贾,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,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,而雍乐成由此起家;卖油脂,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,一身油垢,不受人尊重,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,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;叫卖浆汤、油条,是小生意,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;磨刀,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,但郅氏以磨刀闻名,人人找他磨,到后来发了大财,养了一大家的人,吃起饭来都是鼎食,气派大得很;卖猪肉干、牛肉干,也只是小本生意,浊氏却因此发财,养了几十匹马。在现代说,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。还有马医,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,兽医更是如此。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,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,可见其富庶的程度。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,勤奋努力而来的。

最后他的结论说:从这些事实看来,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,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。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,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。富有了自然就显贵。一个富有千金的人,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。至于巨万富翁,就和王侯一样享受。这不是上天所赐,也不是祖宗所给,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。

他这篇文章里,介绍那些商业巨子和大富翁的妙论很多。谈到好货的心理时,曾经举出,像秦始皇这位暴君,对于财富也很重视。当时在四川有一个名字叫“清”的寡妇,拥有大量的丹砂矿,富有得不得了,秦始皇还特别邀请她到咸阳,待以上宾之礼二同时为她建筑了一座“女怀清台”。由此可见财富的重要。不但个人如此,他也说到,国家非财富不能强盛,社会非财富不能繁荣。

我们看了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中的议论,再来看看明人冯梦龙的一段小文,相互比对,倒是别有一番兴味:

人生于财,死于财,荣辱于财。无钱对菊,彭泽今(陶渊明)亦当败兴。倘孔子绝粮而死,还称大圣人否?无怪乎世俗之营营矣。

究竟人寿几何!一生吃着,亦自有限。到散场时,毫厘持不去。只落得子孙争嚷多,眼泪少。死而无知,真是枉却;如其有知,懊悔又不知如何也。吾苏陆念先应徐少宰记室聘,比就馆,绝不作一字。徐无如何,乃为道地游塞上,抵大帅某,以三十锰为寿,既去戟门,陈对金大恸曰:以汝故获祸者多矣,吾何用汝为!即投之涧水中。人笑其痴,孰知正为痴人说法乎。

寡人好色

再来看齐宣王讲到好货时,孟子不朝这一方面多作发挥,只是又把重点引向了王道仁政。其实在孟子之前的管仲的思想与理论,乃至在孟子之后的司马迁的思想与理论,孟子都了解,不过他不讲,不走这个路,而始终诱导人君们向“道德”这个方向走,这就是圣人之为圣人也。他告诉齐宣王,你好货没有关系,只要扩充你好货的境界,做到了“藏富于民”,这不是很好吗?其实,他这句话的内涵,已经包括了比他迟生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篇《货殖列传》的精义了。可惜的是,齐宣王听不懂,这一句话头,无法接受。

这时候,齐宣王的下一招又来了,刚才一招没有推成功,他再来一个太极拳的“野马分鬃”。

王曰:“寡人有疾,寡人好色。”

对曰:“昔者大王好色,爱厥妃。诗云:‘古公亶父,来朝走马。率西水浒,至于歧下。是及姜女,幸来胥宇。’当是时也,内无怨女,外无旷夫。王如好色,与百姓同之,于王何有?”

齐宣王说,孟先生,你有所不知啊!我不只爱财,我还有一个大毛病,我好色。孟子说,不要紧,好色有什么关系。他又提出周朝的太王——文王的祖父——古公亶父的事迹,他也有好色的档案,在《诗经·大雅·绵之篇》里就有记载,当年太王为了躲避狄人的攻击,要迁往歧山,通宵整理行装。第二天一早,骑马出发,沿着漆水、沮水,到了歧山的下面。带着他喜爱的外国太太姜女,到这里察看未来定居的地方。在那个时候,大王的国境之内,家家户户都是成双成对的,没有嫁不出去、找不到丈夫的怨女,也没有娶不到太太的旷男。每一个家庭,都幸福圆满。现在你齐宣王好色,有什么关系,只要和大王一样,把你好色的心理,扩而充之,使全国百姓都能有美满的家庭生活,这岂非是大好事!你怎么还耿耿于怀呢?

这时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,周朝七百多年的天下,诚然是肇基于太王在西歧的仁心德政,而后才有武王伐纣的成功,同时在文化方面也发展出灿烂的成果。周朝的根基,扎得很深远,很巩固,如果我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,穷本探源的话,那就还要追溯到公刘迁自的生聚经营。自公刘又传了九世,到大王——古公直父的手里,因避狄乱而迁到西歧,于流离播迁之际,又以百姓的宜室直家为要务,奠下了稳固的政基。

因此,我们也可说,公刘开始了周代后来的工业,而太王更为这已开始的工业,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如果拿建筑作比方的话,公刘就好比一个垦荒者,开拓出一块建地。而太王则是架地梁、筑地基的人。文王、武王则负责盖起了这栋美仑美美、坚固耐用的巍巍大厦。所以对于周朝,对于后世几千年来直到今天的中国文化,公刘与太王都有很大的贡献。他们不但在政治上、私生活上,乃至其他方面,也都有很好的德性,并不像一般只顾个人私欲的庸主。孟子在此举他们为例,而谈好货好色,只是一种权巧方便,借此诱导宣王向他们的功勋德业看齐而已。

眼看孟子被宣王的一招“野马分鬃”,又推于千里之外,可怜兮兮的。但齐宣王这一招,又被孟子破了,推也推不开,又落了下风。而且,齐宣王也不是什么好色的人,为了逃避孟子,而硬把自己说成是好色之徒,这也是他的可怜之处。

奈何后世的人,读了这段书,发生了误解,以为太王和齐宣王真是好色之徒。乃至一般好冶游的人,往往引齐宣王这句“寡人有疾,寡人好色”的话来自我解嘲,这真文过饰非了。

其次,有一点要附带声明的。诸位看了孟子引用的这段《诗经》,或许以为太王专宠了一位妃子。其实不然,因为在夏、商以前,并没有分别后妃的明文规定。国君的太太,都称作妃。所以黄帝、帝誉都有四个妃,而不见有后。一直到了周朝,武王平定天下以后,才确立制度,天子立后,正嫡称后,其他的叫做妃。所以孟子这里所说的“大王好色爱厥妃”,不能视为他冷落元配,而专宠一个姨太太。

丑与美

刚才说过,齐宣王的好色,不一定是真的,他只是用“好色”来打太极拳,企图把孟子推开。事实上他娶了一位历史上最着名的丑女人作夫人,如果他真的好色,怎么会娶那么难看的女人?这五女人就是我们常听说的“无盐”。其实无盐不是她的名字,而是一个地名,她是在这个地方的人。她复姓钟离,单名春,用现在南方习惯的叫法,应该叫她“阿春”。这位阿春丑到什么程度呢?依照书上的记载,可真有得看的了。她的前额突出,而且特别宽,当然就形成了倒三角脸。眼睛深陷下去,鼻梁又长得很高,倒似乎有点像现代的西方人。但那时代西方人还没有来到中国,这深目高鼻的样子,在人们的视觉上就很不习惯,太别扭了。还有,一个女人家,居然长了个大大的喉结,鼓鼓地突出来。很可能还缺乏碘质,脖子特别粗大,衣领都包不住。背又是驼的,手指特别长,脚也特别大,头发又黄又乱,像秋天的一堆枯草,皮肤像黑漆似的。假如把这些特征画出来,可真是不堪入目。当然,这副长相是嫁不出去的,当她四十多岁的时候,还是“小姑居处尚无郎”哩!

一天,齐宣王在他曾经问孟子“贤者亦有此乐乎”的雪宫里,大摆筵席,招待天下的美小姐们,正在兴高采烈地饮酒作乐时,我们这位奇丑无比的阿春小姐,穿了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,来到了雪宫,求见齐宣王。宫门口的警卫们看到她又丑、又脏、又破,当然伸手一把拦住,不让她闯进去。她却理直气壮地说要见齐宣王。雪宫的卫队长看见她这副样子,居然要求见齐宣王,也许觉得又好气,又好笑,蛮好玩的。同时,因为太违反常情了,也许真的是什么异人,也不敢怠慢,原原本本,去报告了齐宣王。齐宣王听到报告,也感到奇怪,正是雪宫里美女如云的时候,一个丑女子求见,总该不会来赛美的,于是也好奇地召见了她。见面后,齐宣王问她,你一普通老百姓的妇道人家,今天要来见我,难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领吗?你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本事呢?阿春说她会打哑谜。于是齐宣王要她打一个哑谜给大家猜猜。阿春就做了九个动作,把眉毛眼睛斜斜地向上一翻;咧开厚嘴唇,露出一排凹凸不平的牙齿;举起一只手指与手掌长度不相称的手,另一只手拍拍自己的膝盖。做了这么些个怪异的动作,可以说丑上加丑。她还问齐宣王,懂不懂她这几个动作所表示的是什么意思。齐宣王当然不懂。

于是阿春解释说,我翻眼睛,是告诉你敌国快要打来了,你危险得很;露牙齿,是告诉你,左右大臣都要不得,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!她又建议齐宣王不要用王(马雚)、驺衍这班人。她最后说,你好色是要不得的,你应该娶我,表示你好德不好色,而且我非正宫娘娘不干。奇怪的是齐宣王果然娶了她,并且封她为无盐君。这是很尊贵的封号,像当时的孟尝君、平原君、春申君等等,都是不得了的人物。阿春虽然反对驺衍这一派的人,但却尊敬孟子。总之,从这段丑夫人的记载可以证明,齐宣王并不好色。他自称好色,只不过是和孟子打太极拳使用的招术而已。

在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上,素来是反对好色的,但很妙的是,却允许帝王好色,三宫六院,甚至更多也无妨,愈多愈好,而且建立制度规章,法令也明文规定。儒家讲了几千年的不可好色,但却没有改变了哪一个帝王这种好色的生活。想来帝王也是教化之民吧?英明的帝王好色,美色只是生活的点缀,并不会影响他的事功。差等的皇帝,一沉迷美色,就昏天黑地去了,亡国灭家在所难免。

色字诗话的插曲

讲到历代帝王好色的故事,只要从古代的诗词中,就可以看到很多,如果把这些诗词集中起来,一一加以阐述、讨论一番,又可以编辑成有关这方面的诗话了。我们仅仅随意举几个例子来研究。

唐末的诗人李山甫题《石头城》那一首七律说:

南朝天子爱风流,尽守江山不到头。

总是战争收拾得,却因歌舞破除体。

尧将道德终无敌,秦把金汤岂自由。

试问繁华何处有?丽莎烟草石城秋。

这是李山甫在南京,有感于南北朝时代,在此立都,沉迷歌舞女色而亡国的_名诗。诗的大概意思是说,南朝的皇帝们差不多都是战场上打下来的江山,辛苦多年,流血拼命所争取到手的,结果却为了几场歌舞,转手让人。

像远古的尧舜,以道德垂拱,结果天下太平,人心归向。而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了天下,又继之以严刑峻法,结果却不足以保妻子。所谓“南朝金粉”,当时这座帝王都城,在风流皇帝的奢靡下,不知是何等风光!而今,往日的荣华安在?摆在眼前的,就是这座石头城上的荒草,在细雨之中,摇曳在秋风里。

这首诗委婉地写出了南朝帝王好色的后果,也提到尧的圣德。后来宋太祖看见了这首诗,叫大臣写下来,在宫廷立了一个碑,希望后代子孙看到这首诗,能够有所警惕。但是到了徽宗,仍然走进了这座窄门。

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,经常在讨论好色与政治的问题,自然就涉及到一些美人。如西施、王昭君、杨贵妃等等,为数很多。其中有人是谴责她们的,也有为她们叫屈的。几千年来,一直在争论不休,不曾得到定论。

有关王昭君案外的评语

像清代刘献廷咏王昭君的诗说:

汉主曾闻杀画师,画师何足定妍嗤。

宫中多少如花女,不嫁单于君不知。

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,汉元帝时,宫廷中设有画师,把宫女们的像,画给皇帝去选择,以便召幸。当时的画师毛延寿没有把美丽的王昭君画好,以致她未得到宠幸,而被送给外国人了。汉元帝因此非常生气,把那名画师毛延寿杀了。杀掉毛延寿的传说,可靠性不大,因为后人为昭君抱不平,就都想把毛延寿杀掉。

这首诗是说,一个画师怎么能够评断出一个人的美丑?个人的审美观点,本来就不完全相同的,后宫里的美女,像王昭君这等姿色的,可能还多的是,只因为昭君要嫁到外国,临行前向皇帝辞别时,才被元帝发现了她的美。至于那些始终没被皇帝发现,白头宫中的美女,还不知道有多少呢。表面看来这是为毛延寿喊冤的诗,其实也是对历史评论的反驳。主要寓意,则是对古代帝王后宫美女太多的一种评责。

昭君出塞的这段史实,不知博得多少人的同声一叹,感叹着红颜薄命的悲凉。另外一首咏王昭君的诗,则有不同的论调,另持一种观点,也是明代诗人的名诗:

将军杖钺妾和番,一样承恩出玉关。

死战生留俱为国,敢将薄命怨红颜。

这首诗以王昭君的口吻说,将军战士们出关,是拿了兵器打仗;而我王昭君一个弱女子出关去,是遵奉国家的外交政策,通婚和番,嫁给外族人,以谋国家安宁,同样都是奉了国家的命令,远出塞外。多少战士们在国外战死了;而我,身负和平使命,必须活着留下来。死者生者,都是为了国家。如今我这个弱女子,虽然远离故土,到那蛮荒的塞外,终此一生,又哪敢怨叹呢?他这一首诗,把王昭君对国家的忠义之情,推崇得就高了。昭君地下有知的话,不知作何感想!

唐代和番政策的感伤

另外,在唐代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。中国西北边疆的回纥、突厥等,在汉唐两代的时候,经常在边界上闹事出问题。而汉唐两代,对边防外族的确是没什么高明的办法。唯一省事的办法,是靠女人来安抚。汉唐两代,是我们声威最盛的时期,可是外交政策上却走女人和番的路线。对大汉天威而言,不能说不是一项污损。如果站在中国妇女的立场来写历史,应该说汉、唐两代外交上的辉煌史迹,大多是靠女性挣来的。因此清人刘献廷有诗感叹说:“敢惜妾身归异国,汉家长策在和番。”

唐大历四年,回纥很强,向中国要求通婚,要一个公主嫁给他。当然,皇帝不愿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回纥,于是在后宫中挑选了一名宫女,封为崇徽公主,嫁到回纥去。当出嫁行列经过山西汾州,即将出关的时候,崇徽公主怀着满腔的怨恨,无奈又绝望地伏靠在关口的石壁上,真是凄凄又侧侧。然而,无奈归无奈,绝望归绝望,最后只得狠下心来,尽力一推,把自己推向那无边的塞外,真是一推成永别。美人含悲而去,石壁上则留下了她手掌的痕迹,后来有人在此,立了一座崇徽公主手痕碑,记述这件事情。

诗人李山甫经过这里的时候,就写了这样一首诗:

一掐纤痕更不收,翠微苍藓几经秋?

谁陈帝子和番策?我是男儿为国羞。

寒雨洗来香已尽,澹烟笼着恨长留。

可怜汾水知人意,旁与吞声未忍休。

留有崇徽公主手痕的石壁,长满了苔藓,经历了无数的春秋。究竟是谁想出这种以女子和番的办法?我们这些保国有责的男子汉,看到这种事情,不禁要为国家的声威而感到羞耻。这名女子为国牺牲的事迹,虽然像山上的花香一样,随着寒雨而逝,被人们淡忘了。可是那满含着幽怨隐恨的手痕,却仍然笼罩在烟云中。这汾河里的水,似乎也通晓人意,仍然伴着这石上的痕迹,呜咽地流着。

前面说到李山甫悲南朝那些风流皇帝的诗,有多少兴亡慨叹!同在唐代,名诗人韦庄的七律咏南国英雄,也是令人吟后荡气回肠,啼嘘不已的。他的诗说:

南朝三十六英雄,角逐兴亡自此中。

有国有家皆是梦,为龙为虎亦成空。

残花旧宅悲江令,落日青山吊谢公。

毕竟霸图何物在,石麒麟没卧秋风。

他感叹南朝各国的几十个帝王英雄,互相争夺,此起彼落,不但国与国争,姓与姓斗,甚至骨肉相残。虽然强者一时得势,不久又可能被人踩到脚底。到头来,国也好,家也好,权也好,势也好,都不过是一场幻梦。所谓“南朝金粉”,由这句话,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繁华的盛况。但也只是“想见”而已,不但是现在无众目睹,就是距离那个时代很近的韦庄,也只见到残花旧苑、落日青山而已。表志功业的石麒麟,早已湮没在秋风荒野之中,徒然使人悲吊那江令、谢公。试问当年的霸业,又留下了什么呢?这是人生的感慨,乱世的悲叹!也是站在另一角度的政治哲理吧!这似乎是对只求现实权力者的一种告诫。其实看历史文化,也不必如此的悲叹。宋代谢涛一首《梦中咏史》吟得好:

百年奇特几张纸,千古英雄一窖尘。

唯有炳然周孔教,至今仁义洽生民。

现实的权势过后必然落空,而一种正确的文化思想,如周公孔子的仁义之道,则是千古不变的。

从这些正面反面的诗史,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政治哲学。我常常告诉这一辈的青年人,如果不深入中国的诗词,就无法了解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。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形态与结构不一样,中国文化的文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,中国文化的诗词里往往都含有哲学思想,而高深的哲学思想也往往以优美的文字来表达,尤其喜欢透过有节奏、有旋律、有音韵美的诗词来陈述。

这些有关“好色”的正反两面的文哲思想,颇为有趣。同时也看到,在历史上和女人有关的政治资料,以及各种不同的见解。

杨贵妃的翻案语

顺便,我们再看看有名的杨贵妃。历史上说,由于唐明皇的好色,引起了安禄山之乱,因此部队发生了兵变,把唐明皇所喜欢的杨贵妃,活活吊死在马鬼坡。后世有许多诗文骂杨贵妃,也有许多诗文为杨贵妃叫冤。在唐明皇之后,那位喜欢吃喝玩乐,说他自己打球的技巧可以考状元的僖宗皇帝,为了避黄巢之乱,逃到四川,经过了当年唐明皇避安禄山之乱,吊死杨贵妃的马鬼坡。于是就有人在马鬼坡的驿馆题了一首诗道:

马嵬烟柳正依依,重见銮舆幸蜀归。

泉下阿蛮应有语,这回休更怨杨妃。

也有人传说这首诗是罗隐作的。他咏叹说,马鬼坡的杨柳树,和以前一样,正是诗情画意的时候。唐朝的末代皇帝僖宗,又是为了逃难远离宫城,路过此地。玄宗地下有知的话,应该会说,你们这一次出的乱子,再也不会推到我那位杨太妃身上来了吧!(唐玄宗小名阿蛮)这是为贵妃所作翻案文章中最精彩、最有趣的一首诗。

再说寡人好色的公案

我从前读《史记》读到《越世家》的时候,有所感触,曾写下这样的一首七言绝句:

玉颜不意自成名,当日那知事重轻。

存越亡吴论功罪,妾身恩怨未分明。

历史上的美人不少,而被议论得最多的,乃至在文学、艺术作品中出现最多的,恐怕是西施了。她之所以在几千年后,还有这许多人研究她,讨论她,批评她,歌颂她,扮演她,除了归之于“命运”外,恐怕很难有更好的理由了。其实她自己不过是诸暨乡芒罗村里,一个以卖柴为生的樵夫的女儿。可能是因为常常挨饿,罹患了胃病,就常常扪住胸口,皱起眉头。那样子也怪惹人怜爱的。乡下人嘛,在村里村外走动的,看到她那娇弱的样子,和一般粗野的村姑大不相同。男孩子都认为她很美,别的女孩子也跟她学起来,于是名声就传出去了。这时越国被吴国打败了,带了仅仅五千人。困在会稽这个小地方。为了找美女献到吴国去求和,地方小,人口少,西施就被负责选美的范蠡选上了,把她送到吴国去。在她当时,只知道去侍奉一个外国人,可以多得一些赏钱,孝养她的父亲,哪里知道这许多国家大事的重要性。后来越王勾践灭了吴王夫差,报了仇。站在勾践一边的说她好,而为吴国说话的则骂她是罪人。直到现在,她在历史上的恩怨是非,还没有定论。

其实不论是功是过,都是后世的人,借用了她这一个出身山村美人的遭遇,来发挥自己对历史的政治哲学观点,或者抒发自己的一些感触而已。对于西施没有多大的关系。当我写出上面这首诗时,我的儿子说,好像曾经看过古人有同样的句子,但是出自哪里,一时找不出来。所以在此特别声明,“书有未曾经我读”,有些与古偶合,事非得已。不然,被别人发现了,还以为我犯了偷诗的盗窃罪呢。

像上面这类的诗文很多,虽然大家会喜欢这一类文学作品,但这里到底是研究《孟子》这本书,如果反宾为主,再继续引出这类诗词来讨论,那就有太过好色之嫌了。(一笑)就此打住。





孟子旁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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