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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孟子旁通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孟子旁通》 第12讲

墨子谈勇

如何才是正确的好勇?我们再看一段历史上的纪录。

墨子谓骆猾厘曰:“吾闻子好勇。”曰:“然。吾闻其乡有勇士焉,吾必与斗而杀之”。墨子曰:“天下莫不予其所好,夺其所恶。今子闻其乡有勇士而斗而杀之,是恶勇,非好勇。”

恐怕一般人,都是“骆猾厘式”的好勇,或简称之为“骆式”的好勇。现在电视、电影武打片中,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的好勇,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们,听说某人拳头厉害,就不服气,一定要想办法,找到对方较量较量,势必将对方打垮才甘心。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本领比他大,武功比人高,而且还自鸣得意,认为自己勇敢,不怕死。而墨子对这种心理,痛下针砭地说,世上的人,没有一个不是对于自己所爱好的,就加以保护、照顾,而对于自己所厌恶的,则扬弃或者销毁。就好像你喜欢自己的小孩,你一定培植他,你讨厌吃人的野盖,就杀掉它。现在你听到哪里有勇士就去杀他,这是恶勇,而不是好勇。

这是墨子所讲个人好勇的哲学。老实说,个人好勇,最高明的也不过是“任气尚侠”而已,其偏差的流弊很大,甚至眼瞅必报,犯禁杀人而自取灭亡。至于帝王好勇的偏差,则必然会穷兵黩武,以残杀侵略为能事,那就弄得生灵涂炭,造成社会、国家、人类的大祸害了。最后的结果,不但害了别人,自己的社会国家也同样受害,乃至于本身生命都不保。现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战的日本军阀们,就是如此。只有一怒而“安”天下,这才是大勇。

不管齐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么勇,但他和孟子谈话时,是很够味道的。他也很尊重孟子,很有礼貌,对于孟子所提的意见,讲的大道理,都还算能听得进,认为不错,可是做不来,不能接受。到了要紧关头,受不了了,就想开溜,把话岔开。但他也很坦白,像前面孟子说到乐天、畏天的大道理,他就坦白地说,你这种高见实在很伟大,只可惜我是个老粗,我有好勇的毛病哪!

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。王曰:“贤者亦有此乐乎?”孟子对曰:“有。人不得,则非其上矣。不得而非其上者,非也;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,亦非也。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,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;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

昔者,齐景公问于晏子曰:‘吾欲观于转附、朝亻舞,遵海而南,放于琅邪;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?’晏子对四:‘善哉问也!天子适诸侯回巡狩;巡狩者,巡所狩也。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;述职者,述所职也。无非事者。春省耕而补不足,秋省敛而助不给。夏谚曰:吾王不游,吾何以休?吾王不豫,吾何以助?一游一豫,为诸侯度。

今也不然:师行而粮食,饥者弗食,劳者弗息;囗囗胥谗,民乃作恳,方命虐民,饮食若浪,流连荒亡,为诸侯忧。

从流下而忘反,谓之流;从流上而忘反,谓之连;从兽无厌,谓之荒;乐酒无厌,谓之亡。先王无流连之乐,荒亡之行。惟君所行也。’景公说,大戒于国,出合于郊。于是始兴发,补不足。召太师曰:‘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。’盖征招、角招是也。其诗曰:‘畜君何尤!’畜君者,好君也。”

雪宫论政

齐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宫,也许是夏天避暑的地方,也许是下雪时取暖的宫殿,但应该不是办公室,或会议厅之类处理政务的场所,多半是供享乐纳福的别墅——和孟子见面,他就眼前的享乐和设施问孟子:“贤者亦有此乐乎?”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问的话一样。可见战国时那些诸侯们,不顾百姓死活,高高在上,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。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画面,好像老农夫们一天工作完毕,吃饱了晚饭,在门前大树下一坐,一支烟筒在手,摸摸挺起的大肚皮,大有“虽南面而王,不易也”的味道。

孟子答复他说:有啊!谁有了这种环境都会感到快乐的,谁都希望能有这种享受。不过一般老百姓得不到这样的享受,就会埋怨他们的国君。老百姓如果因为得不到这快乐,而埋怨国君,实在是不对的。然而一个领导人,没有做到与民同乐,也是不对的。一个领导人,以人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,老百姓也就会以领导人的快乐为快乐。领导人能把人民的忧苦,看成自己的忧苦来解决,那么老百姓也会把国君的忧烦,看成为自己的忧烦去尽忠。所以,如果领导人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,以天下人的忧苦为忧苦,而说他不能行王道于天下,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
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又在这里推销王道了,他好像推销员似的,随时随地都在叫卖:“王道!王道!”这也可见他忧世之急切了。

他说了这番理论,似乎意犹未尽,又举出一件事例,企图说服齐宣王,他举的正是春秋时代齐景公和相国晏婴的一段故事。晏婴是历史上的名相,《晏子春秋》就是他的大作。

当然,齐景公是姜太公的后人,而现在和孟子说话的齐宣王已经不是姜太公之后,他的祖先原是齐国的权臣田家,后来篡了位,而传给宣王的。孟子举出这段故事来也是一种很高明的说话技巧。从表面上看,孟子是以自己的口,说出他人(晏子)的意见来,而实际上他是借了他人(晏子)的口,来表达自己的意见,他举出的这段历史故事是这样的:

有一天齐景公对晏子说,我想去看看转附和朝亻舞这两座名山,然后沿海再到南方去,一直到琅邪为止。你看看,此行要怎么样才能够比得上先王他们那样的壮观呢?从“放于琅邪”和“比于先王观”这两句话上看,很明显地透露了齐景公当时,也是有统一天下的大志,并不是普通的观光旅行、游山玩水而已。只是当时有尊周——尊重中央政权的口号,不便把心意直接说出来。

晏子不愧为名相,他很聪明,听了景公的问话,就先用一套历史哲学答复他说:“善哉,问也。”你这问题好极了。中国的佛经常有“善哉!善哉!”的说法,当时的译文就是套这些书来的。原文就是“好的”意思,佛家译经时,借用了这个名辞。后经佛家多年的开口“善哉”,闭口“善哉”,慢慢地似乎这两个字,就含了更多的意义,而有浓厚的宗教意味。

晏子说了“这个问题很好”之后,接着就说,依照礼法,中央政府的天子,到各诸侯那里去巡视一周,叫做“巡狩”,意思是巡视诸侯所守的地方。而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见天子,名为“述职”,意思是向天子报告自己职务以内的事务。如果天下安定,没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话,在春天,要出外视察民众的耕作情形,如果有情况欠佳的,就要设法补助。在秋天,则出外看着大家的收成和赋税状况,如果有入不敷出的,就设法贴补。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时候,民间流行的谚语说,君王不出来走走,我们哪里能喘口气?君王如果身心不适,我们又怎么得到他的帮助呢?所以古时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来玩玩,好沾点光,得些好处。所谓“龙行一步,百草沾恩。”龙走一步路,下了雨,百草都得到滋养。所以那时候天子每次出来巡狩,不但给诸侯、大臣们一个警惕,同时也为“注意民生疾苦”树立一个榜样。

晏子说了过去的,又说到当时的。他感叹今不如昔地说,现在可大不相同了啊!诸侯们离开国都,一有行动,就带了大批的军队侍卫。于是后勤的各种补给,诸如粮食的供应,一大批、一大批地运送出去。如此一来,原本吃不饱的老百姓们,大家工作得更劳苦了。在强烈的对比之下,老百姓的眼里难免就有了怨恨之色。闲话、怨言当然也就开始了。日积月累地,就造成社会上的反感心理。诸侯们的这种行为,违背了天理人道,对老百姓不但没有善尽保护之责,反而加以虐待。只要“流、连、荒、亡”四种现象一出现,政权就要出问题了。今天这些诸侯们的所作所为,真让人担心啊!

像隋炀帝出游扬州,极尽奢靡,老百姓没有饭吃,他也不管。国君们只要动一动,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,老百姓更是累得惨兮兮的。天怒人怨的结果,只有“好头颅”被搬家了。

这使我们想到一个明朝的小故事。从前的某些小庙,相当可怜,住在庙里的小和尚,等于是地方官绅们的仆役,常要听他们的差使。有的人做了官,衣锦荣归,事先通知庙里和尚准备素斋,约了朋友,到山明水秀的庙里联欢,吟诗作对。有一次,这些大人先生们,吃罢素斋,悠游半日,大为赞赏,对和尚说,大家劳碌半生,今天这次清游,一顿素斋,太舒服了。老和尚说,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,可是我们已经忙碌了三天啦。这就是“劳者弗息”了。

晏子又解释说,领导人的生活堕落,遂其私欲,像水势向下流,不知停止,就叫做“流”。违反人情,倒行逆施,如逆水而上,就叫做“连”。时常像野兽那样冲动,暴发兽性而不加节制,就叫做“荒”。沉溺酒色,永不满足,就叫做“亡”。这些都是领导人容易犯的错误。您景公方才问到,如何才可以比于先王的壮观。据我所知,先王们是不会有这样的“流”“连”之乐,也不会有这种“荒”“亡”的行径的。你自己看看该怎么办吧!

齐景公听了他这番话,非常高兴,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。同时以身作则,走出深宫内院,接近百姓,访察民情,并且积极从事地方建设,注意到社会福利。景公将行政工作处理妥当以后,就把兼管国史、文化、礼乐的太师找来,要他在国史上记下这件事,并且为他和晏子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,谱下一段乐章。《征招》、《角招》两篇乐章,就是由此而来。这乐章中有一句诗,意思是说,我们的国君虽然是欲望大,但是没有关系,这并没有错,因为他扩充他的大欲望,建设了我们这个康乐的社会,正是一位好的国君。

这里孟子又针对齐宣王爱好享受的心理,借机启发他与民同乐,与民共享的精神。这次他运用的是鉴古以观今的手法,拿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加以阐述,孟子的用心,可谓良苦。他所讲的晏子,是春秋战国之间的名臣贤相,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,大家不妨去读《晏子春秋》这本书,相信也会获益不浅。

由齐宣王在雪宫中与孟子的一段对话,又联想到齐景公与晏子的另一则故事,几乎和孟子对齐宣王的回答同样有趣。这个故事简短而生动,而且更有内涵,并不像孟子的长篇大论。这件事故的资料记载在《晏子春秋》里。有一年的冬天,连下三天的大雪。齐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,坐在王宫里纳福,他对晏子说,下了三天的大雪,似乎没有什么寒冷的感觉!晏子听了便说,一个贤明的君主,自己吃饱的时候,应该要想到社会上还有饥饿没饭吃人的。自己温暖的时候,更应该想到世上还有没有衣服穿,受寒冻死的人。齐景公听到晏子这样一说,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脱了下来,当然他脱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气,他是被晏子说醒了,觉得自己过分享受,忘记了百姓的饥寒,当着晏子有点不好意思。所以齐景公到底还不失为当时的一个好国君,因此也才能使晏子尽忠而直言无隐。可惜孟子碰到的齐宣王,比齐景公要差了些。原先的记述是这样的:

景公时,雨雪三日。被狐白裘,坐于堂侧,谓晏子曰:三日雨雪,天下何不寒?晏子曰:夫贤君饱则知人饥,温则知人寒。公乃去裘。

古书上短短五十字的精简记述,便说明了一个领导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为上,应当如何自处的道理,内涵丰富而精辟。如果用现代话来写,又要用很多字了。所以讲中国文化的复兴扎根,实在应当要注意国学的素养,这是刻不容缓的事。

齐宣王问曰:“人皆谓我毁明堂,毁诸?已乎?”

孟子对曰:“夫明堂者,王者之堂也。正欲行王政,则勿毁之矣。”王曰:“王政可得闻与?”对曰:“昔者文王之治歧也,耕者九一;仕者世禄,关市讥而不征,泽梁无禁,罪人不孥。老而无妻曰鳏,老而无夫曰寡,老而无子曰独,幼而无父曰孤。此四者,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。文王发政施仁,必先斯四者。诗云:‘寄矣富人,哀此茕独。’”王曰:“善哉言乎!”曰:“王如善之,则何为不行?”

什么明堂

有一天,齐宣王提出一个问题对孟子说,现在外面有人建议我,要把明堂拆毁,你孟先生对这件事有什么高见?如一般人所说,把这座不实用的建筑拆除掉呢?还是保留下来好呢?

所谓“明堂”,就是“明政教化之堂”,周代初期的建筑。也就是天子的庙堂,举凡祭祀、朝会诸侯、飨功、养老、教学、选士等,意义重大的活动,当在这里举行。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征,具有崇高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。在《礼记》中有一篇,专门记述明堂的建筑规格,以及政教活动的内容。以现代观念而言,它象征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垒,比起法国的凯旋门,美国的自由女神像,乃至丹麦的美人鱼等等,不可同日而语,具有特殊的内涵与神圣的精神。

齐宣王所说的这个明堂,是周武王东征时所建的,直到汉朝还存在,后世才逐渐湮灭。当然,它表征了中国文化,同时象征了当时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严。在齐宣王的心目中,虽然久已不闻尊周的口号,可是还没有一个诸侯敢明目张胆地提出灭周的主张。齐宣王这时把国家治理得蛮有规模了,在他心理上,不能说没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。拆毁明堂,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!可见他有蔑视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。但在孟老夫子面前,又怕碰钉子,不敢开口,于是借口是外面有人传说。换言之,是民间的舆论如此,借此来试探孟子的意向。否则的话,他假如没有这个念头,根本认为不可行,就不必问孟子拆了好呢?还是不拆的好呢?

孟子答复齐宣王的话,却也避开正面,不谈尊周与否的问题。他只说,这是王者之堂,象征着王道思想,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话,最好不要把明堂毁掉。齐宣王就说,你所说的王政,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

其实对于王道仁政,孟子已经说过好几次了,而这里齐宣王还问孟子什么是王政,这就显示出齐宣王对孟子的意见,也许是根本没兴趣,从来就没有专心听过,所以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来。也许孟子所提倡的有关仁政学说,颇受当时社会民间的欢迎,各方予以好评,齐宣王不得不对孟子表示尊敬。也许这时候仁义还有利用的价值,可以披起仁义的外衣,而进行实质上的侵夺兼并,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请教。这也可以说是齐宣王的可怜处。

再反过来看孟子,他也很难堪,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,但屡次被齐宣王在重要关头,来个太极拳的推手,推得远远的。于是他又“打蛇贴棍上”式的,再顺着齐宣王的话,接上去,还是推销他的王道思想。用心之苦,实在苦得也很可怜!他们两个,虽然互相尊重,而彼此似乎又话不投机。

在这里,孟子被直接问到王政的本题上去,自然有点兴奋了。我们知道,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学说为标榜。而孔子对于政治,是推崇上古以及文、武、周公的政治风范的。所以孟子就举出周文王的政绩答复说,以前周文王在歧山发祥之初,走的就是传统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线。第一点:“耕者九一”,对农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。

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,后世称作“井田制度”。当时地广人稀,没有私人财产制,土地均属国有,田园都依照方整观念来划一。每一田园,在规制上区分“井”字式,分成九部分,收获的时候,四周八分,分别归八户农民所私有,中间一份公田,收成归政府,所以说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,后世称此为“井田制度”。其实九分之一的田赋税收,也只是后世人根据古代资料来讲的。究竟实际情形如何?这种制度,历代学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证的,但到底还不够详细,同时我们不要忘记,当时人口稀少,土地广大而没有太多利用和开发。其实在管仲相齐桓公的时期,以及秦孝公时期,中国的经济制度,早已演变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态了,商鞅只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,也可以说,他师法管仲,订出一套完整而具体的法制来管理。

在历史上,秦以后,曾经有不少人向往古代的井田制度,更曾经有几度,意欲恢复它。最显着的莫如汉朝的王莽,想恢复井田制度,取消私有财产制。当然,王莽并不是因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见地,只是盲目的好古,妄想复古而已,所以没有成功。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,也想走这个路子,因为用人不当,也失败了。

孟子说到第二点“仁者世禄”,是说当时的政府官职,大多数是世代相袭的。这一点,和我们今天的观念不同。但在孟子当时,却不能说他百分之百是错误的。因为在那个时代,一直延续这样的制度。不仅在教育制度上,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,没有发展出全民教育的观念,读书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袭的。我们以现在民主思想为基础,就会批评那是封建思想,甚至斥为封建余毒。可是我们如果综合了时间、社会、经济、政治等等因素,去探讨这种制度的精神,则可发现,它的功用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,可能还是鼓励人们保护及发扬传统文化的最好制度。总之,我们论史,应该尽量客观厚道,就“时”论事。不能纯出主观,以今之所有,笑古之所无;也不能以古之所无,便否认今之所有。

第三点,孟子说到“关市”方面,关卡和互市,也就是现在的关税和商业市场上的捐税。这在文王时期是“讥而不征”的。只是派人巡察,看看有没有非法之物,顺便了解货物的议价状况,并不需要收什么关税、交易税之类。因为在战国当时,征敛相当繁琐、严苛,常常弄得民不聊生,所以他提出这一点。

再其次,说到周文王时“泽梁无禁”。泽为水泽,梁指山林。广义地说,就是无论上山下海,包括河川的资源开发,山林资源的开发,都是没有什么禁令的。人民在这方面的生产是自由的,但人民也懂得节制,不至于弄到资源枯竭。这里有一点我们要知道,倒退回去两千多年看,那时候的社会结构,可以说一切都还在尚未开发的阶段。情况和现在不大相同。

在司法方面,孟子指出“罪人不孥”。就是罪不及妻子,个人犯罪个人承当,自己受法律制裁,与家属无关。这句话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,觉得没有什么道理,因为大家目前所认识的法律,本来就是如此,似乎这句话是多余的。可是在还没有推翻清朝以前,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,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。由春秋战国到清代的几千年帝制中,有许多情况,都是罪及妻孥,乃至于一人犯罪,可以诛灭九族,全凭当时专制帝王的意思而定。所谓“人主”者,朕即国家,朕即法律,他是国家主权的象征,他说的话就是最高的法律。在这种情形之下,孟子讲这句话,就非同小可了,可以说孟子相当大胆,凭他的浩然正气而对宣王进谏直言。

接着,孟子又举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,社会福利事业的成功,他说:鳏、寡、孤、独这四种人,是社会上最困苦无依的人。文王当时,凡是仁政爱民的措施,一定先顾及到这些人,使孤苦无依的人优先得到利益。他同时引用了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·正月篇》第十三章,最后两句“哿以富人,哀此茕独”来强调穷人的可怜。诗的意思是说,社会上一般衣食无忧的人是没有什么问题了,但是有些孤苦伶什的人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呢?对这些人,我们必须伸出关切和同情的援手。

孟子说“王政”说到这里月侧才一开头,还没有讲到正题上去,可是齐宣王似乎已经听不下去,又打起太极拳来了,插上一句“善哉言乎!”意思是说,你讲得好,讲得很好。又把“王政”这个正题用太极拳的推手往外一推。可是孟子还是用打蛇贴棍上的办法说,您既然认为这个道理很好,可是为什么不去实行呢?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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