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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孟子旁通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孟子旁通》 第11讲

外交策略——大小之间

齐宣王问曰:“交邻国有道乎?”

孟子对曰:“有。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,是故汤事葛,文王事昆夷。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,故大王事獯鬻,勾践事吴。以大事小者,乐天者也;以小事大者,畏天者也。乐天者,保天下。畏天者,保其国。诗云:‘畏天之威,于时保之。”’

王曰:“大哉言矣!寡人有疾,寡人好勇。”

对曰:“王请无好小勇。夫抚剑疾视曰:‘彼恶敢当我哉!’此匹夫之勇,敌一人者也。王请大之。诗云:‘王赫斯怒,肢整其旅,以遏徂莒,以笃周枯,以对于天下。’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书曰:‘天降下民,作之君,作之师,惟曰:其助上帝,宠之,四方有罪无罪,惟我在,天下曷敢有越厥志?’一个衡行于天下,武王耻之,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,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”

这开头一段,也是一个大问题,孟子所提出的,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,外交思想的两大原则。至少在过去,中国的外交思想不出这两大原则。

齐宣王提出来问孟子,对于与邻国的邦交,有什么好的办法,好的策略。孟子说: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原则。一种是“以大事小”,这是仁者的风范。虽然自己的国土大,国力强,但是仍旧愿意配合领土比他小、国力比他弱的小国的政策。像在历史上,夏朝的时候,汤以毫为都城,地大人众,国力强盛。而夏朝的另一诸侯,赢姓的葛国,在领土、人民、财力上,都不及汤。葛的故城,在现在河南省葵丘县东北,在地理位置上和汤为邻。当时的汤伯虽有专事讨伐的特权,但葛在夏朝诸侯的等级上也称为葛伯,政治地位不下于扬,所以扬在国交上,对葛仍然是尊敬的,顺服的,绝对不因自已的权势大,而去欺凌力量弱小的葛国。

更近一点的史实,在商朝的末期,西方的昆夷——即犬戎,那是以犬皮作为战衣,乘坏车的国家,和在西岐的文王接壤。而文王当时所治的周国,不论文化、经济,都非常发达,广土众民,声望又高,不知道要比犬戎强盛多少倍。可是文王为了行仁政,绝对不以兵戎相见,为了行仁政,不忍动武,虽然犬戎经常有粗暴鲁莽的侵犯行为,而文王还是忍让着,不愿意生灵涂炭,以免苦了老百姓。

孟子再举出第二个外交原则:“以小事大”,这属于明智之举。他也举出两个当时的史例,一个是周太王的例子。商朝末期时,姬周诸侯,由太王当政,这时周国正在积极图治,而北方自五帝时期以来,就常常在边界上生事的獯鬻——也就是后世匈奴的一支,这一支游牧民族非常强悍,常常犯边闹事,周太王为了致力于内政,为了在安定中求进步,不去和匈奴力争,而采取退让的态度,以免扩大战争,影响了内政的建设。

第二个例子,是吴越两国的史实。越王勾践被打败了以后,只好对吴国俯首称臣,一切听从吴王夫差的命令,还献上绝代佳人供他娱乐,讨他欢心,以便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国。他回国后,卧薪尝胆,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。”而后终于雪耻复国。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则。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,就顺服强者以图生存。

他举了仁与智为出发点的两大外交原则以后,又对齐宣王作进一步的阐述。以大事小的外交原则是“乐天”的,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是“畏天”的。

这里所说的“乐天”“畏天”的天,当然不是愚夫愚妇心目中的天老爷。不是讨天老爷欢心的“乐天”,或者怕上天打雷的“畏天”等愚妄迷信。这里的“天’”,在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上,是包括了人事在内。如果作详细的解释,会是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。限于时间和篇幅,姑且勉强作个简单的解释。以现代名词来说,就是非人力所可违反的定理;拿我们中国的词汇来说,就是天理。

那么以自己的大国之尊去配合小国,就是顺应“天地生万物”的乐天心理,不愿意欺负弱小;至于以弱小的国势臣服于强国大族,不敢得罪大国,就是敬畏天理。否则,天地间的定理,不会容许你成功如愿的。最后,孟子进一步说,凡乐天的,效法天地的博爱精神,不以强压弱的大国,结果一定四海归心,可以保有天下;而弱小的国家,如果能够畏天道,服从强者的领导,不怀叛逆之心,那么就可能保住自己的国家。他并且引据《诗经》来支持他的理论,他说,《诗经·周颂·我将》篇中记载着“畏天之感,于是保之。”这个“威”字的含义,是指时代的大趋势。孟子引用这句话,是对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。意思是说,必须以敬畏谨慎的心理,因应国际上自然的大趋势,把握时间的契机,以维系自己的生存。

孟子说到这里的时候,齐宣王不让他说下去,在中间打了岔,插进来说,孟先生,你讲的这些理论,太伟大了,太高深了。暂时不谈这么高远深奥的哲理,就目前的现实问题来说——换言之,他不喜欢再听孟子那些大道理,什么是畏天戒慎一类理论,他心里对当时的国际看法,正是认为强权就是公理。因此便直截了当地说,我有一个毛病,我这个人爱好武勇。

大勇定天下

齐宣王这一打岔,话题就转了方向,可是孟子也真高明,立即随着这个方向,继续施行他王道仁政的教化。他说:你齐宣王好勇,不要紧,只要你爱好的不是小勇。你不要专去喜欢摔跤、柔道、弄枪、舞棒这些个人小勇的玩意儿。一个人握着剑把子,把剑抽出一截来,眼睛瞪得大大的,冲着人说,你敢跟我较量吗?这种只是普通的个人勇武而已,充其量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对打。攻夫好,也许可以把别人打垮;功夫差,自己会被打得鼻青眼肿,难有大志。我相信你齐宣王不会局限于这样的小勇,我希望你能把好勇的范围扩大,像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篇)所描写的文王那样。当文王得到密国无故攻打阮国的报告时,怒不可遏,立刻整军经武,出兵阻挡了密国的攻击,逼得密国退兵,不敢再轻易侵犯别人。同时巩固了周国自己的国防,增加了周国人民安居乐业的福祉,对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。这就是“文王之勇”。所以说,文王一怒,使得天下人民得到安定。当然,文王有没有真的发怒,不得而知。像文王这样的人会不会发什么怒,也很难说。

在大家的想象中,孟子说话,总是有根据的,他说了文王的大勇后,接着又引《书经·泰誓》所说,“作之君,作之师”的话,对齐宣王说,《书经》上这几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政治哲学的大原则,这原则要把握住。

在我国古代,君道与师道是平等的,要同时注意的。除此之外,后世要加一个“作之亲”。身为一个领导人,不但要作为部下的老师,教导他们;同时还要像父母待子女一样,关怀他们,保护他们。今天的公务人员,也应该具备这种精神的修养。虽然以公仆的观念做事,但同时要具有“作之君,作之师,作之亲”的情操。处理行政事务时,要兼带教导之责,与关怀之情。

《书经》上接着说:“其助上帝,宠之。四方有罪无罪,惟我在,天下局敢有越厥志?”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等各方面有所欠缺时,政治领导者要设法弥补这种缺陷。同时一方面管领四方的百姓,不管他是善良的或邪恶的,都要负起教化、领导的责任。只要我这个领导人在,有谁敢放肆作乱?这一种气魄,确实是宏大。因此,一旦有人横行天下的时候,武王就责无旁贷地加以平服,使天下没有横行的人,没有横逆的事。这就是武王的大勇。所有他一怒之下,便吊民伐罪,把残暴的纣王灭掉,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。

孟子最后说,你齐宣王的好勇有什么关系,只要你所好的不是匹夫小勇,而是如文王、武王的大勇,能够有大英雄气魄,在一怒之下,而使天下安定下来。那么有哪一个老百姓不喜欢大王的好勇?大家只怕你齐宣王不这样好勇呢!从齐宣王不忍心杀一头牛开始,一直到这一段,孟子对齐宣王所谈的任何事,都是采取诱导的教育方法。齐宣王说自己有好勇的毛病,孟子就说好勇不是毛病,只要能够扩大这个好勇的境界,齐国就有办法。好像是假如齐宣王说好吃零食,他也会说没有关系,只要把点心做得很多很多,人人都能吃到就行。假如齐宣王说好踢球,大概孟子也会说没关系,只要全国的人都有踢球的闲暇和兴致,都把脚力练好,就是好的。这就是孟子的教化,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迂腐的人。

美中不足的,是他并不能像纵横家们一样,只用两三句话,就投其所好,打动对方的心。孟夫子的王道仁政毕竟还是难于被接受。

齐宣王这里讲到好勇,前面讲到好乐,后面还讲好货、好色。在他同一时代的各国诸侯中,谁也没有这样坦白的,即使后世那样多的帝王中,也很少有他这样坦率的。所以我觉得他是比较可爱的一个人,而在他二十年的当政期间,能把齐国治理得繁荣、安定,实在有他的道理,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。

他在这里所说的好勇、好乐、好色、好货,其实也不只是帝王的心理如此,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理。谁不好勇、好乐、好色、好货?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。当然他在这里所说的好勇,也不是孟子所说的那种大勇。他所好的,还是一般人所好的小勇。谈到好勇,我们想起两个好勇的人,他们也是一国的君主。

为强国而改服制——赵武灵王

其中之一是赵国的武灵王,他是一个好勇任事的国君,最后失败了,当然这是由于没有扩大好勇的胸襟所致。赵国的北边,是和胡人的边界连接的,那时候的边疆民族,都是游牧民族,为了生活方便,同时受生活环境的影响,都是好勇斗狠。所以在服装上,都是短衣窄袖,甚至露出一条手臂来。而我们中国古代的服装,受礼乐之熏陶,向来是宽袍阔袖,走起路来“翼如也”,两只大袖子像翅膀张开似的,雍容有致,的确是很好看的。当时武灵王为了要使赵国强盛,下命令改变服装,废弃中国原来的服饰,改用胡人的装扮,希望借此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当时赵国的王室和大臣们纷纷反对。武灵王和这些人的辩论很有趣,也有他的道理。我们姑且不论他这一做法对或不对,看看他的这些辩论,也可想见他当时的思想观念。

有一天,赵国的辅相肥义和武灵王闲聊,问赵武灵王有没有想过世局的变化,军事的部署,以及先王们如简王、襄王他们当年的勋业,以及和胡人们的利害相处等等问题。

武灵王说,后辈的君王,不忘前辈君王的功勋德业,这是作君王的本份。而为人臣子的,则应该研究这些资料,记取历史的教训和榜样,辅助君王,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。所以贤明的君王,在平时教化人民,有所作为时,就要宣扬先王的功业。作人臣的,在不得其位时,要涵养孝悌、谦让的德性;在显达时,就要为老百姓们谋福,同时辅助君王的功业。这就是君道的不同了。

现在我想向胡、翟这两个邻邦拓展领土,以承继襄王未完成的功业,但是也许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实现。因为敌人弱小的话,我们才能借机拓展领土,才能够用力少而功业多,不必耗尽民力,而得到如先王般的荣耀。但是目前的情势是强邻压境,胡人、翟人都那么强悍,这就难办了。

现在我也有我的构想,然而凡是有卓越功勋的人,在当初往往会留下不同习俗、违情悖理的恶名;有独到见解的人,在当初又往往得不到人家的信任,往往受到顾忌和反对。譬如我打算要全国的百姓,改穿胡人的服装,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本领;想来一定会受到物议和反对的。

而这个肥义却是赞成他的。他说,对一件事犹豫不决,就难以成功;对一个行动迟疑不定,就难有结果,现在你不妨决定这革新的计划,不要顾虑别人的议论。俗语说:“论至德者,不和于俗;成大功者,不谋于众。”凡是讲最高德行的人,往往不能跟着世俗走;要成大业的人,也不必和众人商议。从前舜到有苗这个地方,曾经随俗而舞。而禹甚至曾经敞开衣服到裸体国去访问。他们都不是为了纵欲或享乐,而是为了德业上的远大理想,而随俗变通。所谓“愚者暗于成事,智者见于未萌。”一个笨人在事成之后,都还不明究里;而聪明人在事情还没发生时,就已洞烛机先。您就照您的意思去做罢。

肥义说,所谓“疑行无名,疑事无功。”所谓“论至德者不和于俗,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”是引用商鞅游说秦孝公变法的话。他这一派独裁论,又牵强地把舜、禹办外交的故事引了进去,于是把武灵王说动了。

武灵王对他表示,不是对穿胡服这件事的本身有什么犹豫,只是恐怕天下人笑话。既然肥义你也这么说,那么我就下定决心了。于是自己先做一套胡服,准备上早朝的时候,穿起来和群臣见面。

当时公子成是武灵王的长辈,素有盛望。武灵王恐怕会遭到他的反对,所以先派了一位大臣王孙囗去疏通,请公于成也能响应改换胡装。

疏通不成,于是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里解释说,服装不过是要穿用方便,礼仪也是为了处事方便。古圣先贤订下的礼法,都是因地制宜,因事制礼而来的。像南方的越国人,他们一个个披着头发,衣装不整的露个右膀子,浑身刺满了花纹;而吴国人甚至把牙齿染得黑黑的,额上刺些怪里怪气的花纹,头上戴的是鱼皮帽子,衣服则缝得粗里粗气。在我们看来,简直就像野人,但是他们却觉得安逸而自在。总之,不同的各种装扮,同样都是为了因地制宜,只要对大家方便,并不一定要统一。像儒家,同是一个老师教的弟子,他们发挥的文教就各不相同。他量后说出,变更服装,是为了便利教老百姓习武,以达到开拓领土的目的,以湔雪国耻。于是公子成同意了他的作法。

但是另一个大臣赵文,又提出反对的意见说,自古为政的原则,就是要辅导世俗合于礼法,提高文化水准。礼制中,衣服的式样有它的常轨;而人民守法,不违俗礼,是他们的本分。您现在不顾前人的礼法,要改穿胡人服装,实在是有违传统文化的精神,希望您还是多考虑一下。

而武灵王辩论说,你这些都是墨守成规的世俗之见,不是具有创造性的远见。就说古代吧,三代的服装各不相同,而他们都完成了称王天下的伟业;五霸的教化也互不相同,但他们也都有相当可观的政绩。有头脑的人创制礼法,一般的常人就遵循他所制订的礼法,循规蹈矩的去做。贤能的人经常会评论世风习俗的好坏,而一般的世人则依照流传的成规去做。礼制和习俗,都是根据时代趋势在变化。这种变化是由在上位的人来领导和提倡的,而一般人就照着规范去做。现在正是他们在位者,就当下国情,订定一套因应环境需要的服制的时候。你放心好了,不必多虑。

又有一个叫赵造的,也力加反对。他的理由是,推行社会教育,不一定要改变人民原来的生活形态;行政措施,也不一定要变更原有的民风习俗。因民而教,据俗而为,往往收效更大。现在改穿这种奇形怪状的胡服,很可能会影响人们原来淳善的心理;教人们像胡人般一天到晚骑马打仗,也很可能会造成好勇斗狠的社会风气。反过来说,依循旧制,总是稳当的,遵照原有的礼法,也不至于出什么岔错。

武灵王则对他辩论说,古代和现在习俗各不相同,到底要以哪个朝代的习俗为标准呢?历代帝王的礼法,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直沿袭下来,我们又该遵循哪一个时代的制度呢?像宓戏(伏羲)神农的时代,对犯罪的人是教而不杀。黄帝、尧、舜时代,对犯了死罪的人,虽然杀了他,内心还是哀怜同情的。到了夏、商、周,又因时代背景之不同,而制订不同的法律;因国情的变化,而订立不同的礼制。总之,都是以“方便制宜”为原则。衣服、器具的式样,也都基于同样的原理而有变革,不一定要效法古代一成不变的。一个开国的明主,虽然不承袭古法,仍然可以领导天下。至于夏、商衰败的时候,虽然他们没有变更占制、礼法,却也一样灭亡。所以反古不一定不对,而遵循礼法也不一定好。至于邹、鲁两国的服装奇特,但民风不正,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卓越的领导人才。

他最后说:遵循法度的作为,绝不可能有盖世的功勋;效法古代的成规,也不足以适应现实的环境。我的决定大致不错,你就不要反对了吧。

这篇史料有很多高明的道理,可以启发大家的慧思,所以把原文附录于下,供大家参考:

武灵王平昼间居,肥义侍坐曰:“王虑世事之变,权甲兵之用,念简襄之迹,计胡秋之利乎?”

王曰:“嗣立不忘先德,君之道也;错质务明主之长,臣之论也。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,动有明古先事之功;为人臣者,穷有弟(悌)长(上声)辞让之节,通有补民益主之业,此两者君臣之分(去声)也。今吾欲继襄王之业,启明翟之乡,而牢世不见也。敌弱者,用力少而功多,可以无尽百姓之劳,而享往古之勋。夫有高世之功者,必负遗俗之累,有独知之虑者,必被庶人之恐。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,而世必议寡人矣。”

肥义曰:“臣闻之:‘疑事无功,疑行无名。”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,殆毋顾天下之议矣。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,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昔舜舞有苗,而离袒入裸国,非以养欲而乐志也,欲以论德而要功也。愚者暗于成事,智者见于未萌。王其遂行之!”

王曰:“寡人非疑胡服也,吾恐天下笑之;狂夫之乐,知(智)者哀焉,愚者之笑,贤者戚焉。世有顺我者测胡服之功未可知也。虽驱世以笑我,胡地中山,我必有之。”

王道胡服,使王孙蝶(音薛)告公子成曰:“寡人胡服且将以朝,亦欲叔之服之也。家听于亲,国听于君,古今之公行也。子不反亲,臣不道主,先王之通谊也。今寡人作教易服,而叔不服,吾恐天下议之也。

夫制国有常,而利民为本,从政有经,而令行为上。故明德在于论贱,行政在于信贵。今胡服之意,非以养欲而乐志也。事有所出,功有所止,事成功立,然后德且见也。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,以辅公叔之议。且寡人闻之,事利国者行无邪,因贵戚者名不累。故寡人愿望募公叔之义,以成胡服之功,使囗谒之叔,请服焉!”

公子成再拜曰:“臣固闻王之胡服也,不佞寝疾,不能趋走,是以不先进。王今命之,臣固敢竭其愚忠。臣闻之:中国者,聪明睿(音锐)知(智)之所居也,万物财用之所聚也,圣贤之所教也,仁义之所施也,诗书礼乐之所用也,异敏技艺之所试也,远方之所观赴也,蛮夷之所义(仪)行也。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,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逆人之心,畔(判)学者,离中国。臣愿大王图之!”

使(去声)者报王。王曰:“吾固闻叔之病也。”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,曰:“夫服者,所以便用也。礼者,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,因其事而制礼,所以利其民厚其国也。被发文身,错臂左衽,瓯越之民也。黑齿雕题,(鱼是)(音题)冠秫(音术)缝,大吴之国也。礼服不同,其便一也,是以乡异而用变,事异而礼易,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,不一其用。果可以便其事,不同其礼。儒者一师而礼异,中国同俗而教离,又况山谷之便乎?故去就之变,知(智)者不能一。远近之服,贤圣不能同。穷乡多异,曲学多辨,不知而不疑,异于己而不非者,公于求善也。今卿之所言者,俗也;吾之所言者,所以制俗也。

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,与齐中山同之,而无舟(木戢)(揖)之用。自常山以至代上党,东有燕东胡之境,西有楼烦秦韩之边,而无骑射之备。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,求水居之民,以守河薄洛之水。变服骑射,以备其参胡楼烦(《史记》无楼烦二字)秦韩之边。

且昔者简王不塞,晋阳以及上党,而襄王兼戎取代,以攘诸胡,此愚知(智)之所明也。先时中山负齐之强,兵侵掠吾地,系累吾民,引水围部,非社稷之神灵,即高阝几不守,先王忿之,其怨未能报也。今骑射之服,近可以备上党之形,远可以报中山之怨;而叔也顺,中国之俗,以逆简襄之意,恶变服之名,而忘国事之耻,非寡人所望于子。”

公子成再拜稽(上声)首曰:“臣愚不达于王之议(《史记》作义),敢道世俗之闻,今欲继简襄之意,以顺先王之志,臣敢不听今再拜!”乃赐胡服。

赵文进谏曰:“农夫劳而君子养焉,政之经也。愚者陈意,而知(智)者论焉,教之道也。臣无隐忠,君无蔽言,国之禄也。臣虽愚,愿竭其忠!”

王曰:“臣无恶扰,忠无过罪,子其言乎!”

赵文曰:当世辅俗,古之道也;衣服有常,礼之制也;修法无愆,民之职也;三者,先圣之所以教。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,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故臣愿王之图之!”

王曰:“于言世俗之间,常民溺于习俗,学者沉于所闻。此两者,所以成官而顺政也,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。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,五伯不同教而政。知(智)者作教,而愚者制焉。贤者议俗,不肖者拘焉。夫制于服之民,不足与论心;拘于俗之众,不足与致意。故势与俗化,而礼与变俱,圣人之道也。承教而动,循法无私,民之职也。知学之人,能与闻迁。达于礼之变,能与时化;故为己者不待人,制今者不法古。子其释之!”

赵造谏曰:“陷忠不竭,奸之属也。以私证国,贱之类也。犯奸者身死,贱国者族宗。此两者,先圣之明刑,臣下之大罪也。臣虽愚,愿尽其忠,无循其死!”

王曰:“竭意不讳,忠也;上无蔽言,明也;忠不辟(避)危,明不距人,子其言乎!”

赵造曰:“臣闻之:‘圣人不易民而教,知者不变俗而动。’因民而教者,不劳而成功,据俗而动者,虑径而易见也。今王易初不循俗。胡服不顾世,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。且服奇者志淫,俗辟(避)者乱民,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,中国不近蛮夷之行,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。且循法无过,修礼无邪,臣愿王之图之!”

王曰:“古今不同俗,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袭,何礼之循?宓(音伏)戏神农,教而不诛。黄帝尧舜,诛而不怒;及至三王,观时而制法,因事而制礼,法度制令,各顺其宜,衣服器械,各便其用;故礼世不必一其道,便国不必法古。圣人之兴也,不相袭而王,夏殷之衰也,不易礼而灭;然则反古未可非,而循礼未足多也。

且服奇而志淫,是邹鲁无奇行也;俗辟而民易,是吴越无俊民也;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,便事之谓教,进退之谓节,衣服之谓制,所以齐常民,非所以论贤者也;故圣与俗流,贤与变俱。谚曰:‘以书为御者,不尽于马之情;以古制今者,不达于事之变。’故循法之功,不足以高世,法古之学,不足以制今,子其勿反也。”

赵武灵王和大家辩论一番后,仍然下令全国上下改穿胡服。大家都系皮腰带,穿皮靴,把衣服袖子改小,露出右边的臂膀,只有左手穿着袖子,披着衣拎。同时把乘车改为骑马,教导人民每天骑马出外打猎。

赵武灵王这一番经营,确实收到了一时的效果。国内的军队强壮起来。于是他自己亲身带了部队出去攻打胡、翟的边界,拓展了好几百里的领土。有了这次辉煌的成果。野心逐渐扩大,接着就打算向西边的秦国进攻。

据传说,武灵王长得非常威武,他身高八尺八寸。古来称男子汉,有“昂藏七尺之驱”的说法,他的身高自然在一般人之上了。而且相貌堂堂,有龙虎之威,满脸的络腮胡须,皮肤黝黑而发光,胸脯有两尺宽,比起现在的拳王、穆哈默德·阿里,或曾经做过拳王的乌干达总统阿明,还要威武。总之,被人形容为气雄万夫,志吞四海。

他亲自带兵,攻占了别人几百里土地,接着又开始打秦国的主意。于是他把王位传给他宠爱的吴姬所生的次子,立为惠王,而自称王父——太上皇。自己干起情报工作来,假冒是赵招,奉赵玉之命出使秦国。暗中却带了一批测量人员,一路上探测秦国的山川形势,居然到了秦国的首都,谒见了秦昭襄王,应对得不卑不亢,也很得秦王的敬重。但到了那天半夜,秦王想起这名赵国的来使,仪表如此魁梧轩昂,不像是一个普通臣子的样子。而且传说赵武灵王长得非常雄武,觉得不太对劲。等到天一亮,就派人到大使馆去请这位大使来。而赵武灵王推说有病,拒绝前往。过了三天还是没去,秦王于是派人强迫他来,这时他已经逃走了三天了。

可是,这位有雄才、有谋略的武灵王结果如何呢?因为被废的太子与继承王位的赵惠王争权,互相残杀,而他一个人被困在沙丘的宫里,活活饿死了。真是智足以知人,而不足以知己,才足以取人而不足以自保。至堪浩叹!

秦武王的任力好勇

另外有一位以好勇闻名的国君是秦武王,他也长得非常高大,孔武有力,自认为天下无敌,因此常常喜欢和那些大力士们比武取乐。当时秦国有两位前代将领的子弟,一名乌获,一句任鄙,都因为武勇力大,而得秦武王的宠爱,加倍封给他们高官厚禄。后来齐国也出了一个叫孟责的大力士。据说他走水路不怕蚊龙,走旱路不怕虎狼,哪里都敢去,如果发起脾气来,怒吼一声,就像打雷一样地惊天动地。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见两头牛正在相斗,他上前去劝架,用手把两头牛分开来。其中一头牛听劝,伏在地上不斗了,另外一头牛还要打。他大为恼火,左手按住牛头,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来,这头牛当场毙命。

后来他听说秦武王正在招纳天下勇武之人,于是离开齐国去投奔秦国。往秦国的路上,正要渡黄河的时候,他不按先后秩序,抢着要在众人之前先上船,被人用桨子在他头上打了一下。他气得大吼一声,这一吼,河水被震动得起了浪头,翻动船身,一船人都被冲到黄河里去了。孟贲跳上船,拿起篙子一撑,脚底下稍一用力,一艘船就离岸射出去好几丈远,不多时就到了对岸,下了船直奔咸阳。见了秦王以后,和乌获、任鄙一样,也得到秦武王的宠爱,做了大官。

这位好勇的秦武王,自幼生长在中国的西陲边地。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原鼎盛的现象,因此他颇为仰慕中原的文化。他觉得如果能到(上黎下革)、洛一带观光一次,则死而无憾了。奈何他好勇,不循正当的外交途径作正式的访问,却计划要把隔在中间的韩国打下来,以达到他这个愿望。后来居然打下了韩国,进了洛阳。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欢迎他,他却不去觐见。带了几个勇士,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庙去参观宝鼎。他看到鼎上分别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图腾,指着镌有“雍”字的鼎说,这是秦鼎,我将来要把它带回咸阳去。又听守鼎的人说,这九个鼎每个千斤之重,从来就没有人能够移动过。秦武王问身边的任鄙、孟贲两人,能不能举起来,任鄙比较聪明,他说我只能举百斤,这鼎有十倍重,我没有办法举起来。孟贲就不同了,他说让我试试,他把鼎举离了地面半尺,可是因为用力太猛,眼球都暴了出来,眼眶裂开,流血不止。秦武王看了说,你既然能举,难道我不能举?任鄙在旁边劝他,以一国之君的身份,不要随便去尝试。可是他不听,反而说任鄙自己举不起来,唯恐他能举得起来。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。秦武王也举起了半尺,他还想走几步以胜过孟贲,不料一转步,力尽失手,宝鼎掉下来,把他的胫骨压断,昏了过去。当天晚上,就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了。这就是好小勇的结果。

秦武王身边三名力气最大的武士,他们的结果,也不相同。乌获在攻打韩国宜阳城的时候,他身先士卒,跑在前面,一跳就跳得和城墙一样高,用手抓住了城头的雉谍,可是他力气太大了,雉谍被他一把抓坏,崩裂下来,他也就掉了下来,跌落在一块大石头上,肋骨折断而死。至于孟贲,则在昭襄王即位后,检讨举鼎这次事件的时候,被认为是他闯出来的祸,于是把他碟死——裂身而死,并且灭族。而任鄙则因为当时曾经进谏,劝过秦武王不可轻易尝试,于是派他作了汉中太守。他们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场,值得后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为借镜。

项羽和刘邦

再将偏好个人武勇,与能任大勇的人,在对立之下,作个比较。历史上对这两个人,记载得很详尽。一个是项羽,有拔山扛鼎之勇,作战时单枪匹马,闯到敌人的阵中,纵横驰骋,谁也不敢阻挡。当汉高祖和他最后一次会战,用了许多兵力,围困他许久,虽然楚军已败,可是谁都不敢接近项羽。在这之前的另一次战役中,项羽和汉高祖在阵前见了面。项羽说,天下这多年来的战乱,就只是你我双方打来打去,今天你我见面了,我们双方下令,所有的部下都不许动手,你我两人出来单打独斗,作一死战,来决定胜负,免得再打下去,伤了许多无辜的生命。汉高祖说,对不住,我绝不和你单打独斗,我是斗智不斗力的。这就是汉高祖与楚霸王不同之处。

赵武灵王、秦武王、项羽等等,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,不懂得大勇的道理。在历代帝王中,不问他们好的是大勇或小勇,只要是好勇的,从他们的谥号中,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像赵武灵王、秦武王、汉武帝等等,凡是有一个武字的人,大多数都是好勇。但这些却不是中国文化中,孔子所标榜“智仁勇”之勇的真正精神。





孟子旁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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