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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孟子旁通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孟子旁通》 第09讲

缘木求鱼

曰:“可得闻欤?”

曰:“邹人与楚人战,则正以为孰胜?”

曰:“楚人胜。”曰: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,寡固不可以敌众,弱国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,方千里者九。齐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,何以异于邹敌楚哉?盖亦反其本矣。

今王发政施仁,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,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,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,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,天下之欲疾其君者,皆欲赴(上朔下心)于王。其若是,孰能御之?”

齐宣王听孟子说得那么严重,以他多年来的经营,到达了《战国策》中所描写的富强情形,还说有后遗症,当然觉得不可思议,于是对孟子说,你说得那么严重,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事,是不是可以说来听听看。

孟子说,假如我自己的故国——邹,和现在南方的强国——楚国打仗。你看是哪一方面胜利?

齐宣王说,那当然是楚国会打胜的。

于是,孟子说,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,小国当然不能去敌对大国,兵少的不能和兵多的打仗,力量弱小的也不能去对抗力量强大的,这是不变的原则。如今,你齐国虽有千里之广的土地,但却只占了天下的九分之一而已。你现在以九分之一的力量,想去征服其他九分之八的力量,以达到称霸天下、统一中国的目的,就等于邹国去打楚国一样,最后一定失败的,而失败的后果就严重了。所以你最好从根本思想上,回过头来重作考虑,放弃用武力统一天下的想法,改变国策,从实施仁政做起,使天下读书人——知识分子,想做官的人,都愿意做你的干部;所有的农人,都喜欢到齐国来耕种;所有的商人,都愿意到齐国来作生意;而观光客们也都愿意到齐国来游览;国际上,所有对他们领导阶层不满意的,都到齐国来向你投靠。到了这个地步,虽然你不动一兵一卒,谁又能和你相对抗呢?

孟子的这些主张,是反缘木求鱼的。而他把齐宣王有做法,比为缘木求鱼,的确比喻得很妙,所以这句话也就成了后世几千年来,大家常引用的成语。

说到缘木求鱼,想起另外一句成语——“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”。大家都知道,这是一句鼓励别人的话,和缘木求鱼的意义不一样,作用也是不相同。一般人听了“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”的话,都很高兴,认为是被夸奖励,而没有仔细去想一想,为什么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?试想想看,在地上竖立了一根一百尺高的竿子,当一个由地面向上爬,爬到了一百尺的竿上,已经到了顶点了,还鼓励他更进一步?这一步进到哪里去?再一步就落空了,落空可不就又掉到地下来了吗?所以这句话的意义,是勉励人,要由崇高归于平实。也就是《中庸》所说的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一个人的人生,在绚烂以后,要归于平淡。

在明人的笔记中,有一则类似“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”的故事。叙述一位道学家求道的故事。这位道学家修道,研究了许多年,始终搞不出一个名堂来,得不了道,非常苦恼。于是有一天,带了一些银子,出门去访名师。不料在路上遇到一名骗子,知道他是出外访师求道的,身边带有许多银子。就打他的主意,设法和他接近。骗子当然是很聪明的,和他一聊上天,两人就很谈得来。可是尽管这个骗子,假装是得了道的道学家,使这位求访名师的书呆子道学家,对他十分钦佩,但就是骗不到他的钱。后来,到了一个渡口,要过河了。这名骗子脑筋一转,对道学家说,要传道给他了,而且选择在船上把道传给他。这位道学家听到有道可得,非常高兴。两人上了船,那个骗子告诉道学家,爬到船桅顶上就可以得道。这位求道心切的道学家,为了求道,为了便于爬桅杆,他那放有银子而永不离身的包袱、这时就不能不放下来了。当他爬到桅杆的顶端,再无寸木可爬的时候,也没有看见什么道,便回过头来,向这位传道的高人请教:道在哪里?不料那名骗子早已把他留在甲板上的包袱银子拿去,走得无影无踪了。船上的其他乘客都拍手笑他,上了骗子的当。可是这位道学家,在大家拍手笑他的时候,他在桅顶上,突然之间真的悟了,所谓道就在平实之处,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什么东西啦。于是立刻爬下桅杆来,对大家说,他不是骗子,的确是高明!的确是吾师也!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。

这虽然是一则讽刺道学家迂腐的笑话,透过这个笑话来看,实在有其至理。和“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’那句话一样,道就在平庸、平淡之中,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理。

笑话说过了,再回到《孟子》的本文。我们看他在大原则上,对齐宣王说,不要用武力,而以仁政,使天下归心,各行各业,各阶层的人,都会愿意到齐国来,作齐国的臣民。如此,自然就可以“范中国而抚四夷”,齐宣王的大欲,就可以达到了,这当然是没有错的。

但是参考苏秦、张仪,这些所谓纵横家的谋略之士们,依据各国的情势、地理环境、时代背景、战略地位,再配合国际关系的说辞,则与孟子之说有所不同了。

就战略、政略问题的讨论上来说,我们不妨牵扯一点孙武子所着《兵法》中的两段记载。孙子说:

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

兵者,诡道也。

凡用兵之法,驰车千驷,革车千乘,带甲十万,千里馈粮,则内外之费,宾客之用,胶漆之材,车甲之泰,日费千金,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……夫兵久而国利者,未之有也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,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

如果我们假设一下,由孙子来与齐宣王见面,那么他将会说出上面这些话的。从这里看到,以一师之众,要十万人作后盾,而所花费的战费,是多么庞大,所以作战用兵久了,绝对不可能对国家有利。后人也说兵贵神速,如果战争拖下去,绝没有好处。抗战期间,日本人估计,只要三个月便可征服中国了。而我们对日本人的战略,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,尽力设法把战争拖延下去,使日本人渡太平洋而战的部队,师老兵疲,自尝败亡的苦果。所以,如果没有把作战的害处弄清楚,就不会懂得用兵,当然也就不会得到战争的胜果。因此,作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又是个不同的论点。

经济和政治

王曰:“吾瑉,不能进于是矣。愿夫子辅吾志,明以教我,我虽不敏,请尝试之。”

曰: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,惟士为能。若民,则无恒产,因无恒心;苟无恒心,放、辟、邪、侈、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,然后从而刑之,是同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,罔民而可为也?

是故,明君制民之产,必使仰足以事父母,俯足以畜妻子,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于死亡,然后驱而之善,故民之从民也轻。

今也,制民之产,仰不足以事父母,俯不足以畜妻子;乐岁终身苦,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,奚暇治礼义哉?

王欲行之,刚益反其本矣。”

齐宣王听了孟子这一番行仁政的王道理论,似乎还听得进去,对孟子的态度也算客气,称“夫子”,不像梁惠王只称他“史”。所以他对孟子说,我真有点糊涂,没有你看得那么远,这方面还有什么更高深的道理,希望你帮助我,明白地告诉我。虽然我还不够聪明,或者可以听你的办法,试着去做。

于是孟子提出一个原则来,也成为后世的千载名言。不过名言是名言,有时候又会事实归事实。因为在某一种时代,某一种情况,或某一种特殊的因素,这种种客观的条件下,现实与理论会互相违背的。

孟子这句名言的意思是,有恒产的人才有恒心。他说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,惟士为能。”假使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,而对一件事,一个观念,或一个中心思想,能够专心一致地奉行下去,中途并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节操,不见异思迁,不改行跳槽的,只有那些品德好、有修养、有学问的人才做得到。普通的人,一定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,才可能奉公守法,才可能讲礼义廉耻。四川朋友有两句谚语:“最穷无非讨饭,不死总会出头。”一个人既然穷到了讨饭,他还有什么顾虑?这时候名誉根本无所谓了,什么操守、人格的,更是管他去的。为了填饱肚子,为了活命,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一般没有固定产业的人,既没有恒心,就没有中心思想,平日的生活行为,或者是任意妄为,放肆胡搞,或者是稀奇古怪,吊儿郎当,或者走邪门,或者挥霍无度。因为在没有恒产的心理上,认为反正就是这么点钱,花了再说,享受了再说,所以没有钱的,反而舍得花钱。钱花惯了,虚荣心越来越大,总有一天钱不够用了,于是心存侥幸,动起脑筋作奸犯科,无所不为了。等他们犯了罪以后,你齐宣王用法令,又把他们抓来,再处罚他们,一定是这样办的。现在,你看见他们犯了罪以后,只晓得去处罚他们,而不改善你的政策,使他们不致于走上犯罪的路,这就等于你设下犯罪的陷阱引他们跳下去,结果又来责罚他们,这就是陷他们于不义。一个真正行仁政的领导人,是不会如此对待老百姓的。

看完了这一段孟子的谈话,我们就可以作几点研究了。

第一,我们读了《战国策》中苏秦描写齐国,尤其描写齐国首都临淄的情形,是那么繁华,那么奢靡,而这种社会形态的内在精神又是什么呢?所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呢?就是孟子这里所讲的:“放、辟、邪、侈,无不为已。”而终于“陷于罪”的一种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,是病态的,而不是健康的。以现代的理论去衡量齐宣王时代的社会,是没有真正实行民生主义,使每一个国民,每一个家庭,都得到富足、安乐、和睦、健康的生活,而只是表面的繁华而已,只是一个所谓“浮华”的社会,并不是踏实的安和康乐。

第二,孟子的这段话,虽然是对齐宣王说的,可并不一定齐国才如此。战国时代,各国的情况,也都是如此,无以强国为然。所以孟子的话,也可以说是针对整个时代而说的。

第三,在任何时代,任何政权下,政治不上轨道,社会形成病态,都会产生这类现象。

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强国富民的均富政治,建立安和康乐的社会?孟子继续说出了他的意见,在现代来说,他指出了民生主义的重要性。他主张先要使每个人经济安定,每个家庭经济充裕,然后达到社会的富裕,国家的富强,仁政一定要以经济安定,安和康乐的社会为基础。在当时,是没有现代这些分门别类的术语,来表达这种政治的境界,孟子只有以具体的事实状况作说明。所以他说,一位英明的政治领导者,实行建设安和康乐社会的政策,必须要使得每个国民,对上能够养得起父母,对下能够娶得起妻子,生儿育女后,要有抚养孩子的能力,更重要的,到年成好,丰收的时候,大家都可以吃饱;即使遇到歉收的凶年,大家也不会有饿死、流亡的痛苦。假如社会建设到这个地步,每个国民都可以安居乐业,然后再施以教化,教百姓都向好的一面去努力,往好的方面去求进步。这些也都做到了,你有事下一道命令出去,老百姓们很自然地都乐于听从了。

现在你齐宣王在民生问题上的措施,究竟如何呢?你走军国主义的路线,武力第一,只求国家的强大,实施专制的、独裁的、集权统治的政治。拼命榨取人民,扩充国家的武力军备,结果弄得老百姓养不起父母妻儿,家庭破碎。即使年成好,农产丰收,也被集权统治的政权——征敛去充实军备了,老百姓还是吃不饱。假如是遇到年岁不好,粮食歉收,那就更惨了,只有饿死。到了这个地步,活都活不下去了,还谈什么教育,讲什么礼义。所以齐宣王你,如果想行仁政,使全国国民都很乐于服从你,然后以王道领导天下,那么你就应该一反今日的作法,回到根本原则上去检讨,有所改变才行。

我们看到孟子这项主张,就知道儒家的孔孟之道,并不是像后儒所说的那样,坐在那里空谈、讲道,钻研心性微言,讲授孔孟理学,静坐终日,眼观鼻,鼻观心,观到后来,只有“乐岁终身苦,凶年不免于死亡”。那才真是误了道,造了孽了。所以孔孟之道是救世济民的,正如管子政治哲学的名言:“仓凛实,则知礼节,衣食足,则知荣辱。”都是先要个人的经济充裕了,才有安和康乐的社会,然后才能谈文化教育,谈礼乐。孟子也是如此,大家可不要冤枉了孟子,以为他们是坐在那里眼观鼻,鼻观心的,只讲养浩然之气,讲尽心修道而已!

为而不有的农民

“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,勿夺其时,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美。谨库序之教,中之以孝悌之义,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,黎民不饥不寒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”

这一段话,前面孟子见梁惠王的记载中,已经有过。只是“数口之家”,在这里记的是“八口之家”;“七十者衣帛食肉”,在这里记的是“老者衣帛食肉”;这些具体数字的些许差别而已,在文义上,没有什么不同,所以这里就不再作字句上的讲解了。

从齐宣王问齐桓、晋文之事开始,到这里为止,他和孟子一波三折,数度起伏的谈话,告一个小小的段落。就在这一小小段落中,有好几个值得我们研究讨论的重点。

后世常引用孟子的许多名言名句,如“君子远庖厨”,“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”,“是不为也,非不能也”,“犹缘木求鱼”,“邹人与楚人战”,“无恒产,无恒心”及“乐岁终身苦,凶年不免于死亡”等等,不但是文学上的名句,也是学术思想上的名言。无论研究政治,研究经济,研究社会,乃至于研究民生问题,土地改革,以及心理建设,文化教育等等,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至理名言和最高原则。它涵盖的意义,相当广泛,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。

其次,齐国当时的社会,尤其首都临淄的景象,表面上是商旅辐接,经济繁荣,市面一片景气,简直如欧洲的罗马鼎盛时期,又如今天新大陆的纽约一样。然而,这种繁荣的现象,是真实的吗?是表里一致的吗?不然!在齐宣王的战国时代的政体,一般学说上,称之为封建制度,这是对中央政府的周天子而言。如果以诸侯各国的内部施政,就诸侯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而言,则与秦以后的专制政体,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一般以为在秦商鞅变法以后,才有“私有财产制”,其实春秋诸侯各国,早已演变成了私有财产制。从孟子建议梁惠王和齐宣王“五亩之地,树之以桑”。发展农村副业以达到“仰足以事父母,俯足以畜妻子”的目的,就证明了当时的财产私有制。商鞅不过是就当时演变发展所形成的事实,制作一套更完整的法令制度出来,更便于征敛而已。当时各国的财政、军用,都靠征敛而来。而征敛的对象,唯有从土地上去不断压榨,在农产品上去征收了。

不但战国时代如此,后世两千年来,尽管在汉以后,有了盐、铁资源的开发,所谓“上山下海”,扩大了生的领域,增加了这两方面以及其他商业货物方面的税赋收入。可是直到几十年前,我们还是以农立国,于是不可避免的,农民就挑起了国家财政的重担,成为征敛的主要对象。尤其在战国时代,国家一旦用兵,军费支出之浩大,人力消耗之惨重,如前面孙子所说的那样,实在是农民们的苦难。

所以孟子“乐岁终身苦,凶年不免于死亡”不只是对齐宣王说的,也是对当时各国说的。不只是战国时代如此,后世几千年来的事实,大多如此。而他的“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于死亡”的希望,也是几千年来国民共有的希望。尽管几千年来的历史,都在歌颂农民,赞叹农民,但在没有实施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平均地权政策以前,农民的生活始终没有获得保障,始终是一个问题。

生民何计乐樵苏

其次,我们研究政治的也好,研究社会的也好,研究军事的也好,许多都认为历史上朝代的变更,是由于农民不满于政府的压榨,而起义革命,也有的说是农民与知识分子结合而起义。认真地说,只有来自农村的人,知道民间的疾苦,与知识分子结合,起来革命的则有,至于农民本身起来革命的事情则没有。固然汉高祖、朱元璋曾经种过田,但也只是一个短时期,不算是真正的农民。但是,因为中国的农业社会,几千年来,都停留在“乐岁终身苦,凶年不免于死亡”的状况之中,有人起来鼓动一下的时候,社会就乱了。

以上这些是中国的情形,我们放眼看世界各国,又有所不同。例如欧洲的古希腊、西班牙等等国家,先天上没有办法向农业方面发展,只有在商业上找出路。而商业的最好出路,是航海到别的岛屿或陆地做生意,于是形成了海运的发达。当时的所谓海运,老实说,到了陆地,有王法的地方就是贸易,在海上一般人看不见,就是海盗。至于奴隶的买卖,女奴的掠夺,乃至新大陆的恶行劣迹,都是有史可寻的。大概说,十六世纪以前,欧洲国家并不富裕,连黄金都少有,许多都是这些海盗们抢印度,骗中国,这样从东方劫掠过去的。

等到欧洲的产业革命以后,机器发达,代替了人力,资本集中,大量生产以后,资本家的财富愈来愈多,工人愈来愈苦。这时马克思看到当时的景象,才提出了劳工第一,劳工神圣等意识,才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。

但是也说明了,在欧洲、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,不问其是以农立国或工商立国,在过去的历史,一般百姓们总是过着“乐岁终身苦,凶年不免于死亡”的生活。

至于今后如何呢?经济不断地发展,社会福利等措施也不停地扩展,大家都汲汲于全人类的“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于死亡”。结果如何呢?问题似乎并不单纯,也不乐观。因为还有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有待处理,在心灵的修养,达到相当的程度,精神、物质两方面都满足了,人类才有安定的可能。不然,仍会造成“乐岁终身苦,凶年不免于死亡”的痛苦。

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谈话中,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两人思想上,最大的一个分歧点。孟子是圣贤,圣贤的思想,处处是为了大多数人,普遍的、平等的和长远利益着想,要大家“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于死亡”。而齐宣王是一个国君,尤其是战国时代的典型君主,他的为政,是为了他那笑而不答,隐藏在心里的“范中国而抚四夷”的个人大欲。所以我在前面讲到,历代帝王出来打天下,口里都是说为人民解倒悬之苦,而事实上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权力欲。过去由英雄主义一变而跃登帝王宝座的帝王与强盗,都一样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和动乱。

元朝时有人就曾写过这样一首诗:

中原莫遣生强盗,强盗生时岂可除?

一盗既除群盗起,功臣原是盗根株。

元人还有一首讽刺帝王政治时代官场的白话诗说:

解贼一金并一鼓,迎官两鼓一声锣。

金鼓看来都一样,官人与贼不争多。

锣是金属制成的,所以金字也就是代表锣。

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儒

我们研究《孟子》到这里,从书上记载的编排次序,可以知道孟子已见过了梁惠王、梁襄王和齐宣王。前后三位国君,每一位国君的思想观念、处境以及素养,都有所不同。而孟子对他们,却一贯地阐扬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。

从他和这三位国君的谈话中,我们可以了解,就教育的方法看,他是用诱导的方式,就教化的立场而言,他始终走的是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。例如:他对齐宣王的谈话,一开头就把握住齐宣王不忍杀牛这一点善念,然后教他将这一点扩而充之,推及到爱人、爱世上面。这就是顺其所念所行而诱导,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说教的理论,以辨别是非善恶的方式,在可以与不可以、善良与罪恶的种种对比中,作强制性的说教。而是先同意、赞成对方的意见,而后诱导对方,使他扩而充之,知道自己所爱好的别人也爱好,自己所要的别人也要,这就是孔子“推己及人”的恕道,也是实施仁义之道的方法。所以跟着下面齐宣王说到自己好乐、好勇、好色、好货的时候,孟子都说没有关系,不要紧,不过要扩而充之,使天下人都能达到富强康乐的生活水准。

我们看到孟子这种教化的方式,联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众所周知,两千多年以来,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,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。但是几千年来,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,发挥仁道精神的作为上,虽然秉持着师道的原则,但事实上,始终是走臣道的路线。换言之,是“依草附木”式的,依靠一个既成的力量借以推行王道的理想。尽管儒家标榜的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历代帝王的盛德,可是他们本身所走的路线,都是依据既成的力量,推行他们的理想;依附别人的门户,并没有自己去走出一条路来,或自己起而行之,去实现他们的理想。

简要而切实地说,儒家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尧,为舜,也没有这样做过,他们只是希望已经在位的帝王,能够变成尧,变成舜,因此影响到后世两干年来的儒家思想,永远是走臣道的路线,只希望做到“致君尧舜”,使在位的帝王,能够像尧舜一样,施行仁政。

可是,“致君尧舜”又谈何容易!自秦汉以后,历代的帝王,在基本素质上,他们不但并非尧舜的根株,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。正如杜甫《过昭陵》诗说:“草昧英雄起,诓歌历数归。风尘三尺剑,社稷一戎衣。”

这一首五言绝句,短短的二十个字,对于历史哲学的感慨,既含蓄又坦率,直言无隐,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哲学观点,完全一样,只要懂得古诗写作原则,了解所谓温柔敦厚的含蓄艺术,便可透过他每一句的字面,明了他所说的深邃含义。

第一句“草昧英雄起”,一开头就说明生当乱世时期,英雄都起于草泽之中,成王败寇,很难论断,到了成功以后,便四海沤歌赞颂,认为是天命有归,历数更代,成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。事实上,他们无非都起于风尘之中,犹如汉高祖,手提三尺剑,斩白蛇而起家。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后,江山社稷便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。他由唐太宗的开基创业,而联想到汉高祖等历代帝王,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出来的。

便“乃翁天下”虽在马上得之,当然不能在马上治之。于是乎才轮到了后世标榜儒家的读书人们,来坐而论道,大谈其治平之学,与孔孟之道了。事实上,那些天子的禀赋,既非尧舜的本质,要想“致君尧舜”,岂非痴人说梦。历史上虽然也出过极少数几个比较好的皇帝,到底距离孔孟所标榜的先王之道,相差太远。可怜的后世儒生们,在文章上拼命讲述“致君尧舜”,而事实上每下愈况,都只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后,“致身富贵”而已。

像孟子一样,极尽所能诱导齐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,结果还是徒劳无功。何况既非孔孟之才,又非孔孟之圣,哪有可能?此所以我们过去的文化历史,始终在帝王专制政体中,“内用黄老,外示儒术”的一个模式之下,度过了两千多年。也使孔孟的道统精神,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体之下,绵延存续了两千多年。

以前我在读《孟子》的时候,也曾为古圣先贤们发出同情的一叹,写了一首不成才的诗:“千秋礼乐论兴亡,儒墨家家争辩忙。尧舜不来周孔远,古今人事莽仓仓。”我说是不成才的诗,那是老实话,绝不是自谦。

在文艺与哲学相凝结的唐诗里,前有杜甫《过昭陵》的五言绝句,后有唐彦谦《过长陵》的一首七言绝句,都是很好的历史哲学写照,而且很典型地具有温柔敦厚的诗人风格。他的诗说:“耳闻明主提三尺,眼见愚民盗一杯。千古腐儒骑瘦马,灞陵斜日重回头。”

第一句“耳闻明主提三尺”,是说由历史得知,凡是开国的君主帝王,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。这一句和杜甫诗的涵义一样。第二句“眼见愚民盗一杯”,其典故出在汉文帝时,张释之为廷尉,说“愚民有盗长陵一杯土即斩首”的法令,此处影射历史上成王(夺得天下即为天子)败寇(侵犯帝陵即便杀头)的人生悲剧。下面两句,也便是我们常有的感慨,自孔孟以来,后世的读书人——儒家们,虽然满腹诗书,究竟有何用?比较有成就的,也只是引经据典,成为第一流的帮闲而已。等而下之,差一点的,一辈子死于头巾之下,谈今论古,满腹酸腐味道,也就是汉高祖——刘邦口头常常爱骂的“竖儒”或“鲰生”、“腐儒”之类,等于近代常用的“酸秀才”、“书呆子”,是同样的意思,所以唐彦谦在他后两句诗里便感慨地说,最可怜的是像我们这些念书的,生逢乱世,“千古腐儒骑瘦马”,只有一副穷酸落魄的样子,在那夕阳古道,经过汉王帝寝的灞陵之下,回头望望,发思古之幽情,作一副无可奈何的穷酸样,所谓“灞陵斜日重回头”而已。

在宋人笔记上记载着一则故事更有趣。有一次,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,抬头一看,城门上写着“某某之门”四个字,他便问旁边的侍从秘书说,城门上写着某某门便好了,为什么要加一个“之”字呢?那个秘书说“之”字是语助词。赵匡胤听了就说,这些“之乎也者”又助得了什么事啊!

讲到这里,同时要注意中国文化的诗和哲学等等,都有我们民族传统的特性,必须具有温柔敦厚的内涵,才算是忠厚之德,不然,就都流于轻薄。中国人喜欢作诗,无论是古诗或今诗——白话诗,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诗人的才情,这也是我们民族的特殊气质之一。但是有才华,还必需要经过力学的锻炼才好。比如诗圣杜甫,或者较有名的历代诗人们的好诗,都有这种风格。刚才所举杜甫、唐彦谦两首和历史哲学有关的诗,的确是涵养深厚,使人读了虽然有感于怀,却不致愤世嫉俗。

相反地,有同样的思想,但一下笔、一出口,便具有煽动性,容易引起叛乱意识,犹如《水浒传》上梁山泊式的诗,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,那便是前面所讲元朝人作的那首:“中原莫遣生强盗”的诗,你能说这首诗作得不好吗?看来浅显明白,而且直截了当便表白了对历史哲学的看法,哀伤感叹、悲天们人的文学心理,都兼而有之,但它在文学的价值上,就不足为训,不足为法,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基。前两首与此有同样的意义,但用不同的文字修养来表达,便合于中国文化“温柔敦厚,诗之教也”的标准了。前面提过近代诗人易实甫先生的“江山只合生名士,莫遣英雄作帝王”那就对了,这也是文化与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。

尤其是诸位年轻的同学们,如果去当老师,培养后一代,那就更要注意了。像我现在讲《孟子》,讲《论语》,故意用轻松的办法,嬉笑怒骂,来引起大家对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,只能偶而一用,到底有流于轻率之嫌,不足为训。所以我始终说自己这些讲解,虽然用心良苦,但却不入正途的。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,有的人用来可以改邪归正,但同样的方法,被别人用偏差了,说不定会改正归邪了。

现在我们研究,孔孟当时为什么会走这种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呢?我们知道,虽然后世的儒家,有了门户之见,对于道家的思想起了争论,但是在孔孟当时的知识分子,是没有儒道之分的。老子有三宝之说:曰“慈”,曰“俭”,曰“不敢为天下先”。孔孟的这种作法,也就是老子的“不敢为天下先”,绝对没有挺身而出,亲自扮演尧、舜的思想。

这种自己绝对不来的态度,是儒家的好处,因为他们唯恐会使天下更乱。儒家自己不来,好了儒家,却苦了天下的老百姓,更可怜的是影响后世的儒家精神,只能规规矩矩走臣道的路子,但是要想“致君尧舜”——走上王道,改变现有的状态,却又往往力不从心,受到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而事与愿违。在达不到理想的时候,有时只能以身殉道,充分发挥了“臣节”的教育精神,做到了尽忠报国,尽忠报工而已。如果就行为哲学和历史的事实互相参究起来,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,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。我们看历代的名臣和大臣以儒家之学,处身庙堂,尽管有许多作为,有许多成就,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宫廷中出了问题,他们便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所以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,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门户,无法自立,也无法对天下有更大的影响。让我们抛一句文言,便可说:“至堪浩叹!”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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