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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孟子旁通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孟子旁通》 第06讲

人品与器识的评鉴

可是孟子运气相当不好。正当他和梁惠王慢慢谈得来,已经可以劝梁惠王不必怀疑他的“王亦曰仁义而已矣”的道理,不要犹豫去施仁政的时候,不幸得很,梁惠王死了,新王——梁襄王即位,这时孟子即将离开魏国,因为新王上台,一切情形也就不同了。下面就是孟子和这位新王见面后的情形:

孟子见梁襄王。出。

语人曰:“望之不似人君,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

卒然问曰:‘天下恶乎定?’

吾对曰:‘定于一。’‘孰能一之?’

对曰: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‘孰能与之?’

对曰: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?七八月之间旱,则苗槁美。天油然作云,沛然下雨,则苗勃然兴之矣!其如是,熟能御之?!今夫天下之人牧,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,则天下之民,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,民归之,由水之就下,沛然谁能御之?’”

这一段文章,写得真好,不要说在古文中,很少有这样生动、幽默的作品,就是在现代用白话文来写,也很难写得如此活龙活现,而又恰到好处。在字里行间,体会一下,蛮好玩的。

魏国的新王——襄王即位了,第一次召见孟子,孟子去了,可是两人见面谈话的情形和内容,没有作客观的直接记述,只说孟子见了襄王以后,出来了。然后由当事人之一的孟子对别人说:这位新王,一眼看上去,给人的第一印象,就不像个皇帝。“望之不似人君”这句话,成了名言,成了大家的口头话。几千年来,直到今天,大家常会借用这句话去批评别人,每个人都可以体会一下,当借用这一句话去批评别人时,自己的心理、情绪上,是什么状况,那一种心理状态也是颇为复杂、微妙而难以形容的。

孟子又补充一句说:等到接近他时,再仔细地看看,他一点谦虚之德都没有,一点恐惧戒慎的心情也没有。我们知道一个越是有德的人,当他的地位越高,临事时就越是恐惧,越加小心谨慎。尤其当时的魏国,在战略地理上,处于四战之地,强邻环伺,而又已经打了几次大败仗,正是国势不振的时候,他应该知道,这个国君是不好当的。别说是这样一个国际现势,就是天下太平,身居如此高位,也该诚惶诚恐才对,可是梁襄王一副公子哥儿的作风,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所以孟子说他“就之而不见所畏焉”。不但一国君主应该戒慎恐惧,就是一个平民,平日处世也应该如此,否则的话,稍稍有一点收获,就志得意满。赚了一千元,高兴得一夜睡不着,这就叫做“器小易盈”,有如一个小酒杯,加一点水就满溢出来了,像这样的人,是没有什么大作为的。

这两句话,是孟子叙述他观察梁襄王以后所得的印象,好像是替梁襄王看相。当然,这个看相不是看眼睛如何?鼻子如何?运气又怎样?这是一般江湖术士的看相术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对于“识人”的学问,有好几部书。汉末有刘劭的《人物志》。最近的有清代曾国藩的《冰鉴》。《人物志》,可视之为看相的书,也就是识人之学。所谓“形名”之书,也可看作是现代研究人事管理,不可不读的书。里面是讨论人的器宇、器度、神态等问题。其实说到看相,中国很早远在战国时代就有。在汉代有一个着名的相人者名叫许负,名声普闻朝野,看相看得很准。当然,也有一些是献媚的小人,对人说些好听的话,一味地阿谀奉承,这是另外一回事。但从一个人外在的言默举止,而看他的内在品德修养,也是一件很难的事。以现代的名辞来说,就是品质问题。现代的工业产品,要加强品质管制,就是每一种产品,有它一定程度的规格,这种规格,就是起码的品质。产品有一定品质,出厂前要用科学方法,精密仪器鉴定,超过标准规定的是优良品质,不及的就是不良品质,必须淘汰。人也有各人的品质。人之所以成功,自有他器度,有优良的品质。而看人的器度好坏,也如同鉴定东西品质好坏,从外形上即可看出一样,从人的言默举止之间,即可看出此人之气质如何。如所谓“龙凤之姿,天日之表”等对帝王人物的评语,就是对器度的描写。如形容汉高祖的隆准、龙颜等等,表面像龙的那个样子,鼻子高高的,下面大大的像一颗独蒜头,嘴巴阔到耳根边,睁大了两个眼睛,好看不好看呢?不去管他。也有人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相很像猪,指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张朱元璋画像是假的,而在庐山天池寺的一张才是真的。我看过庐山天池寺那一张被指为真的明太祖画像,真的就像一个猪头,所谓五岳朝天,嘴唇特厚。在我看来,庐山那张是假的,故宫那张是真的才对,否则一个皇帝长成那个猪头样子,实在难看!事实上也不可能。这是讲历史故事的闲话。

另外在历史上有两件关于人的器度的故事。也足以证明人的器度,的确是他的内涵修养气质的表现。晋朝着名的奸雄,也是历史上一位半成功的人物——桓温,他代蜀打到了川东,在白帝城看到了几堆砌起的石头,据说是诸葛亮当年作战时,依奇门遁甲,克敌制胜而摆下的八阵图。这时桓温自认为了不起,觉得诸葛亮也不过如此。因而表现出一副很自豪的态度,便向身边一名在年轻时候、曾经跟随过诸葛亮的老兵说:“你是跟过诸葛丞相的,今日你看看我和诸葛公比较起来怎样?”这位老兵最初连声说:“差不多!差不多!威风差不多,可是……”顿了一下,他又叹了一口气说:“我跟过诸葛丞相许多年,可是诸葛丞相死后,这几十年来,又看了这许多人,可就没有一个比得上诸葛丞相。”桓温听了这位老兵的结论,脸都发白了。

桓温平日就很自我欣赏他的雄姿、风度、气质,认为和晋宣帝、刘琨他们的气质不相上下。他征伐了秦国回来的时候,收买了一个年纪大的女仆人,查问之下,这个女仆人,以前就是刘琨的女仆,自然是熟识刘琨的。这个老女仆一见到桓温的时候,就禁不住流下眼泪饮泣起来,同时对桓温说,“您很像刘司马”。桓温听了她这句话,正中下怀,高兴得不得了,可是还不自满足,再把帽子戴戴好,衣服拉拉平,弄得更端端正正,又问这个女仆,“你再仔细看我,到底像刘司马——像到什么程度?”这个女人一面仔细看他,一面说:“您的面貌很像,就是面皮薄了一点,不像他那么福泰;眼睛也很像,可惜小了一点,再大一点就好;嗯,胡须的样子很像很像,可惜您是红胡子,不像他的乌亮;整个身材也差不多,奈何您不及他高;声音也像,但是您的声音有点娘娘腔。”这个老仆妇,奉命评头品脚,谈了老半天,说得什么都像,可是什么都差一点,都不像。把一个桓温气得摘下帽子,脱了袍子,干脆跑去蒙头大睡,好几天都不快活。此外,例如许劭看曹操,便说他是“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。”曹操问裴潜说:“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,卿以备才如何?”裴潜说:“使居中国,能乱人,不能为治二若乘边守险,足为一方之主。”这些有关历史人物的评鉴,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旁观者清的智慧之语,当然不是全仗看鼻子、眼睛等五官相法而论人物的。

也是一相法

大人物的情形如此,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气质。有这样一则笑话:清朝末年,国库空虚,于是鬻官卖爵,设立捐班,定下价格,捐多少钱,便可做多大的官,以资敛取。当时有一个发了横财的船夫,捐了一大笔钱,得了一个七品顶戴,也在礼部学了礼,大概用苦功学了一段时间,在场面上也能摆出一副官架子来了。可是有一次,和一些同一阶层的官员们在一起吃饭,这位捐班出身的大人,在拿起筷子来夹菜之间,仍不改他在船上吃饭时的习惯,右手拿的筷子往左掌心一戳,把两根筷子,弄得齐平。他的这个小动作,被同席的人看见了,一一猜就知道他是捐班出身,而且以前可能以是作船夫的。这还是小事。饭后大家坐下来喝茶聊天,其中有一位进士出身的清廉县知事,穿的一双靴子破了,但他仍毫无愧色地伸在前面摆开了八字脚。这位捐班的船夫看见了,于是说,某大人!你的靴子破了。这位县知事听了不但没有难为情,反而举起脚来说:“我这靴子的面子虽然破了,可是底子好得很。”这是一句双关语,意思是说:我这县官的底子,是凭学问考来的,不像你老哥这个官儿是用钞票买来的,所以羞红了脸垂下头去的,反而是这位笑别人破靴子的船夫。这就是气质的不同了。

可是看人的气度,有时也是不简单的。像这位船夫大人在手心里齐筷子,是很明显的所谓职业的习惯性动作,但也有时一些似是而非的外表,那可就要别具慧眼来辨别了。像《吕氏春秋》说的:

相玉者,患石似玉。相剑者,患剑似吴于将。贤主患辨者似通人,亡国之君似智,亡国之臣似忠。

识人如辨物,那一种似是而非的赝品,最会把人难倒,玉和石,是很容易分辨得出来的。但是遇到一块很像玉的石头,那么珠宝店的专家,也感到头痛了。至于评断宝剑也是一样,普通的生铁所铸,锋刃不利的,一望而知。但是样子很像什么干将、莫邪的古代名剑,也会令古董商人头痛。物因如此,对人的认识就更难。因为人是活着的,是动的,会自我巧饰,所以一个很贤能的君主,也怕遇到那种耍嘴皮子能说善道的辩士,弄得不好就误认他是有真才实学的通人,予以重用而终于误国。历史上更有许多亡国之君,看来非常聪明;一些亡国之臣,看来非常忠心的。例如大家最崇拜的诸葛亮,也把马谡看走了眼,而自叹不如刘备的知人。

鉴识人,见其器度困难,即使是从言默举止有了认识,也是不够的,还必须要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个性。在苟说的《申鉴》中,有一段讨论到气度的反面个性说:

“人之性,有山峙渊停者,患在不通。”一个稳如山岳,太持重的人,做起事来,往往不能通达权宜。“严刚贬绝者,患在伤士。”处世太严谨刚烈,除恶务尽的人,往往会因小的漏失而毁了人才。“广大阔荡者,患在无检。”过分宽大的人,遇事又往往不知检点,流于怠情简慢,马马虎虎。“和顺恭慎者,患在少断。”对人客客气气,内心又特别小心谨慎的人,在紧急状况下,重要关键处,则没有当机立断的魄力。“端悫清洁者,患在狭隘。”做人方方正正,丝毫不苟取的人,又有拘拘缩缩,施展不开的缺点。“辩通有辞者,患在多言。”那种有口才的人,则常犯话多的毛病,言多必失,多言是要不得的。“安舒沉重者,患在后世。”安于现实的人,一定不会乱来,但他往往是跟不上时代的落伍者。“好古守经者,患在不变。”尊重传统,守礼守常的,又往往会食古而不化,死守着古老的教条,于是就难有进步。“勇毅果敢者,患在险害。”现代语所谓有冲劲,有干劲的人,在相反的一面,又容易造成危险的祸害。

所以认识了一个人的气度,同时还要看他这一种气度在反面有什么缺陷,那么“事上”也好,“用下”也好,才能达到知人善任的目的。

孟子一见到梁襄王,就说他“望之不似人君”。这是孟子的善于识人。历史上的确有许多不像皇帝的职业皇帝,尤其是生下来就是太子的人,常有不像样的。野史的资料,记载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,有一次拿起元朝后代皇帝的画像来看,他说:“左看右看,只像是个牛医,哪里像个君临天下的帝王相。”牛医就是兽医的意思。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宣统,有许多人是见过的,他的照片,大家差不多都看过,虽然清秀,但却带着点“我见犹怜”的味道,的确也是“望之不似人君”的一种典型。

从“望之似人君,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”这两句话,就知道孟子的心目中,已经认为这位魏国新王是扶植不起来的,这时也已经注定了孟子将要离开魏国的命运。

天下定于一

孟子告诉别人——也可能是告诉他的学生,这位魏国新王,还有更妙的事。梁襄王见到孟子,既没有寒暄,也没有礼貌,招呼也不打一个,连“叟”都不史一下了。忽然间毫不客气地、冒冒失失、没头没脑地捅出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来:“怎么定天下?”于是孟子只好答复他:“定于一。”

这一个“一”是什么?一个人?一件事?一个原则?一个战略?或一个国家?到底是“一”个什么?好比佛家参禅的话头,看不出一个确定的意义,你爱怎么想就怎么去想吧。!

可是这位“不见所畏”的公子哥儿想的是一个人,而且这个人就是我襄王自己。所以马上接口问孟子:“哪一个人可以定天下?”这时孟子就他的话告诉他:“只有那个不喜欢杀人的人,才能够定天下。”这时候襄王才明白,孟子所说定天下的人,并不是他梁襄王,而是不喜欢杀人的人。

不杀人的人就能定天下。如果在现代这个时代,我们依文释义,这句话似乎就不通,没有道理。你我不要说不喜欢杀人,即使杀一只鸡也害怕,难道就可以定天下?果真如此,则人人可以定天下了。当然,我们不能作这样的解释。孟子这句话,是指当时那个时代的君主而言。在战国时代的人主——民众的家长,是可以随自己的喜恶,任意杀人,有绝对的杀人权利,没有权能分别的法令,没有绝对合理的规章,人主不必守法,可以生人,也可以杀人。所以孟子这句话,是对当时有杀人特权的人主们而言。

梁襄王说:假如一个人主不杀人,那有谁和他在一起肯来帮忙他呢?大概战国时代,各国君主,都以杀人为务,以杀人来立威,使人畏惧,因为怕被杀而跟着走。自幼在这种人主可以随意杀人的观念下长大的梁襄王,听孟子说不杀人可以定天下,感到意外,所以才问出“孰能与之”这句话来。

孟子听到这个无知的问题,还是开导他,告诉他:“假如今天有一个爱护百姓,不随意杀人的人主,则天下的人都会和他在一起。”孟子还怕他听不懂这个道理,于是又改用比喻的方式开导他说:“您对于田地里禾苗生长的情形,是一定知道的。每年到了七、八月的时候,如果久不下雨,田地干旱,稻子没有水分滋养,眼看就要枯萎了。正当这个时候,炎阳高照的万里晴空中,突然涌来弥漫着水汽的云层,接着充沛的雨水如注地降下来,很快地,那田地里本来已经垂头弯腰,快要枯萎的稻子,就又有了生气,欣欣向荣地伸直了禾杆,生气勃勃地复活成长起来。像这股充沛的滋润力,是自然的法则,又有谁阻挡得了呢?”

可慨叹的,孟子这个枯苗的比喻,恰好就是乱世败政——如战国时代人生境况的写照。

在古代历史上,碰到乱世的时代,人命真如枯苗草营,有野心的诸侯们,大都是走“残民以逞”——满足私欲的路线。读了《孟子》这一节书,由乱离人命如草管枯苗,使人联想到明代沈明臣的诗句——“杀人如草不闻声”这沉痛的描述。

接着孟子又说:“今天那些统领人的人主们,各国的国君们,没有一个不是好大喜功,杀人如麻而无动于衷。倘使其中有一位大仁大义的国君,能够施行仁政,体恤百姓,不随意杀伐征战的话,那么天下的老百姓,一个个都会伸长了脖子仰望着,期待着这位君主的领导。如果真的有一天,出现了这样的君主,发生了这样的情形,那么百姓们就会像往下冲的巨流般地归向他。这股自然的趋势,哪里是人力所能阻挡得了的呢?那么这个不好杀人的君主,当然就可以统一天下了。”

这一节,等于孟子的日记,是他自身的历史笔记。当他快要离开魏国之前,非常倒霉不得意,梁惠王虽然谈不拢,结果还是谈得差不多,至少是可以谈,现在这位新王根本“望之不似人君”,谈也不必谈了,只有卷起铺盖走路了。

在这一节记载里,虽然梁襄王的问话不好,而且问得没有礼貌,没有意义。可孟子答复他的话,都是至理名言,是真正的道理。凡是想要作为一国之主的,就要具备这样的胸怀和器度。相反地,也解释了孟子说梁襄王“望之不似人君”的理由。梁襄王没有这种抱负,那么就不能令人见了产生肃然起敬的心理,他的器度、胸襟,都没有那种令人愿意臣服为他辅助的气势。

孟子与苏秦的对照

孟子自从那次见了梁襄王,出来对人说梁襄王“望之不似人君”以后,就离开了魏国。这应该是梁惠王刚刚去世,襄王即位那一年的事情。梁襄王二年,苏秦大约就在孟子之后,又到了魏国,并且以合纵之说,说动了梁襄王,参加了苏秦所主张的六国合纵以抗秦的计划。当然,精确的考据很难说。

这次苏秦访问魏国,和梁襄王谈话的经过,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都有记述,内容差不多,但是《战国策》的记载比较详细而精彩。现在引用到这里,我们可以对照起来,作一些研究。

苏子为赵合纵说魏
——《战国策》原文

苏子(即苏秦)为赵合纵,说魏王(惠王嗣。时襄王二年)曰:大王之囗(古地字),南有鸿沟(即狼荡渠,在河南荣阳东,南至陈入颖,宋以前汁河是其道,今谓之贾鲁河;自荣阳经河阴开封等县,南至商水县,合于汝水)、陈、汝(汝水出今河南嵩县南山,东北过伊阳、临汝,又东南经郊县、宝丰、襄城、郾城,又东南为涡河,旧时自郾城南至西平、上蔡、元季水溢为害,于涡河截其流,约水东注,而西平上蔡之水,仍名为汝水。稗地不至陈,盖夸之。)南有许、鄢(即鄢陵)、昆阳、邵陵(即召陵)、舞阳(今县,为汝阳道,故城在县南)、新妻阝(故城在今安徽阜阳县东南)。东有淮(魏地不至淮,盖夸言之。)颍(源出河南登丰县。东南流,经开封、许昌等县,合大沙河,又东南入安徽阜阳,合小沙河,至寿县入淮)、沂、黄、(上者下火)枣(故城在今山东菏泽县西)、海盐、无囗(《史记》——无海盐字,囗作胥,索隐——地阙),西有长城之界(自郑滨洛以北,至固阳。秦魏之界也。今陕西华县西鹿阝西南有故长城,即六国时遗址),北有河外(《史记》索隐——河之南邑,若曲沃、平周等地。案今河南郊县有曲沃故城,战国魏地,非晋都曲沃也。平周,邑名,在今山西介休县。)、卷(魏邑,在今河南原武县。)、衍(故衍城,在今河南郑县北。)、酸枣(故城在今延津县北)。囗方千里,囗名虽小,然而庐田庑舍,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。人民之众,车马之多,日夜行不休,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。臣窃料之,大王之国,不下于楚。

然横人(主张连横的人)谋王,外交强虎狼之秦,以侵天下,卒有国患,不被其祸。夫挟强秦之势,以内劫其主,罪无过此者。

且魏,天下之强国也。大王,天下之贤主也。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,称东藩,筑帝宫(言为秦筑宫,备其巡狩而舍之,故谓之帝宫。),受冠带(谓冠带制度,皆受秦之法。),饲春秋(谓春秋贡秦,以助秦祭祀。),臣窃为大王愧之。

臣问越王勾践(允常子)以散卒三千,禽夫差于干道(即于隧,吴王夫差自刎处,今江苏吴县西北万安山,一句秦余杭山,一名阳山,又名四飞山,山之别阜日隧山,即其地也。吴王代齐后,与晋会于黄池,于是越王袭吴。时敬王三十八年。至元王三年,越灭吴。)。武王卒三千人,革车(兵车)三百乘,斩纣于牧之野(即今牧野,在今河南淇县南。)。岂其士卒众哉?诚能振其威也。

今窃闻大王之卒,武力(《史记》作武士,武卒也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——魏士武卒,衣三属之甲,操十二石之弩,负矢五十,置戈其上,冠胄带剑,赢三日之粮,日中而趋百里,中试则复其户,利其田宅)二十余万,苍头(谓以青巾裹头,以异于众)二十万,奋击(军士之能夺击者)十万,厮徒(炊烹供奉杂役)十万,车六百乘,骑五千匹。此其过越王勾践、武王远矣。今乃劫于辟臣(邪僻之臣)之说,而俗臣事秦。夫事秦,必割地效(献也)质,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。凡群臣之言事秦者,皆奸臣,非忠臣也。

夫为人臣,割其主之囗,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,而不顾其后,破公家而成私门,外扶强秦之势,以内劫其主,以求割地,愿大王之熟察之也。

《周书》曰:绵绵不绝,缓慢(《史记》作蔓蔓,谓蔓延也)奈何!毫毛不拔,将成斧柯。前虑不定,后有大患。将奈之何!大王诚能听臣。六国从(纵)亲,专心并力,则必无强秦之患。故敝邑赵王(肃侯语)使使臣献愚计,奉明约,任大王诏之。

魏王曰:寡人不肖,未尝得阐明教,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,敬以国从。

苏秦以合纵发起国——赵国的名义来到魏国游说,实际上是为他自己争取功名富贵。他可不管梁襄王像不像人君,一开头,就从魏国的地理形势说起,细说魏国的战略地势,还带上几分夸张,把魏四周的疆界,说得很热闹,并说到魏国人民有如何的多,大吹其牛,给魏襄王戴高帽子。这也就是孟子与苏秦所以不同之处。所谓谋士、说客、纵横之士,都是给别人戴高帽子的,竟然说魏国不下于楚,其实当时南方的楚国,在领土的幅员,地理的环境等各方面,都比魏国强大得多。

接下来,把梁惠王、梁襄王父子下面的大臣,都骂了。他说他们“挟强秦之势,以内劫其主,罪无过此者”,这几句话很严重,等于说梁惠王这些干部都不尽忠。苏秦的这一着非常厉害,他这一骂,把梁襄王下面那些想发表意见的人,一下子就堵住嘴了。

可是对于梁襄王,他还是一顶又一顶的高帽子继续送上去。“天下之强国也”、“天下之贤主也”,大拍马屁。反正天下事,干错万错,马屁不错。和现代的推销员一样,千方百计也要把顾客说服。而说服之道,戴高帽最安全,也最有效。马屁拍完,在对方听得浑浑淘淘的时候,另一手来了,他立即一个耳光上去,说梁襄王有这么大一个强国,竟然想奴颜卑膝地向人低头,这岂不是太可耻了!

苏秦的权谋

这时,苏秦又举过去历史上吴越之战的故事,同时分析魏国的国力,作为申述他合纵主张的基础。我们不要以为苏秦第一次游说失败,回到家里,读了几年《阴符经》,就把学问读出来了。如今大家从小学读到大学,读了十六年的书,走入社会,找一份七、八千元的工作还不容易。苏秦这里所举魏国的国力,绝对不是他关在房子里,窗帘都不拉起来,头悬梁,锥刺股搞出来的。他在这段时间里,搜集情报,把国际间各国的实力,都弄得清清楚楚,了若指掌了。所以我们大家读书不要读成书呆子。苏秦第一次出来游说的时候,的确还是书呆子,但是第二次出来游说时,就大不相同,各国国防上的机密情报他已清楚得很了。

同时我们了解当时魏国是这样的情形,而孟子见梁惠王时却要他们行仁义之道的仁政,这就好比对一个衰病的老年人,要他不必吃补药、打补针,他一定不肯依着去做,是一样的。

苏秦在梁襄王面前,如数家珍地陈述了魏国当时的局面和战备详细数字,接着又骂他下面的那些大臣、干部们,说梁襄王身边这些亲信的人,都是辟佞之臣,只是会讨好、拍马屁,不会谋国的奸臣,而不是忠臣。苏秦以一个外国人,跑到魏国,居然敢在魏国君王的面前大骂他的亲信大臣,我们就要从这里了解到他当时的背景。

苏秦第一次游说的时候,虽然已花了家里很多钱,有车、有马、有裘,打扮得很像个样子,颇壮行色,但到底是单枪匹马,脑袋是提在手上的,弄得不好,随时会丢掉的。可是这次的苏秦,胜过以前不知多少倍了。他是先说服了赵王接受他的合纵计划,然后是代表赵国去说服梁襄王的。这时的苏秦,不但身边带了一大批助手和卫士,而且还有赵国作后盾,所以他说话的态度就不同了。义正辞严地指魏国的大臣们,以人主之地,与外国结交,贪求近功,不顾后果。其实这些话都是骂梁襄王的,只是他身为一个外交官、一个谋略家,自然不便,也不会去面对面地骂一个他要说服笼络的君主。于是就把这些话、这些责任完全转嫁到这个国家的干部身上,使对方有一个转身的余地。

苏秦的这一着,是骂得相当厉害的,他所指的“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”这些话的评语,也正和前几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样。其实呢?苏秦他自己不也正是“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”吗?由此看来,天下的是非,大多数只能暂时保留一时一地,很难永远成为“公是公非”。

然后,他再引经据典地,说出《周书》的理论。在当时可以说没有出版事业,书籍都是刻在竹片上,非常稀少而珍贵。苏秦引经据典,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学问,读过一般人不易读到的书,一方面表示他的计划是有根据的,最后说出他六国纵亲的计划,礼貌地请梁襄王作决定。

那么,孟子形容为“望之不似人君”的这位梁襄王,听了苏秦这番话以后怎样呢?自己责备自己不肖,从来没有听过这样高明的意见,立即签约,全力支持到底。

不过,后来苏秦死了,张仪也来见梁襄王,提倡连横之说,又是另外一套理论,反过来驳倒苏秦的说法。这两篇文章,如果办报纸、杂志,正是社论体结构上的好蓝本。

我们读书,是为了引古以证今,也可由今而鉴古。单看这一篇《战国策》中的文章,记载苏秦说魏国梁襄王的故事,当时情形,是不是完全一样,不得而知。但后代的记载,大部分是不会太离谱的。看了这篇文章,就知道当时是很热闹的了。

由这篇文章,可以了解魏国在梁惠王、梁襄王那个时代,也就是孟子到魏国的那一段时期,魏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战略环境,它的历史背景,以及当时的国内情形。了解这些以后,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立场,去体会一下梁惠王、梁襄王在战国那个时代中,如果采用孟子所提出来行仁政的王道精神,是不是行得通?

当然,孟子对梁惠王所建议的,只是政治哲学上的最高原则,并不像苏秦、孙子等兵法家、谋略家那样,提出立即可以付诸实施的,如“合纵”、“连横”一类的具体办法。不过话得说回来,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国君,接受了孟子这项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,像鲁国接受了孔子的意见,并给予权位一样,那么孟子有了权位以后,自然会提出具体的办法。因此,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把“书呆子”这顶帽子往孟子头上戴。

孟子的机锋转语

尽管孟子说(魏)梁襄王“望之不似人君”,但是照这段《孟子》记述的文字来讲,其中含有中国传统文化上政治哲学两个大道理,必须特别留意,不可只为了一句“不似人君”的评语,就轻轻地盖过去,认为孟子对梁襄王的问题,并没有用心去答复。其实他说梁襄王“不似人君”是一回事,他以诚恳的教化对人,又是一回事。

第一个问题,当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“天下恶乎定”,这个定天下的问题。他问的是如何“定”天下,并不是说如何“安”天下。就中文的含义来讲,这一个“定”字与“安”字,用在这里,就大有分别了。如照曾子所着《大学》一书的观念来讲,“定而后能安”,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别。

我们只要了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说,他自己国家的处境,和他个人心理上的烦闷,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当时在战国互相吞并局势上的困难和不安。再看一看《战国策》上所记载苏秦说梁襄王的一段,对于魏国当时情势上的分析,便可知道梁襄王问孟子的“天下恶乎定”的问话,并没有错。错只错在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的诚心和态度而已。

我们大家都很欣赏《三国演义》上所描写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的一幕,此景此情,也正是梁襄王当时的写照。只是刘玄德冒着寒风大雪,三顾诸葛先生的茅庐之中,他所表现的诚恳和谦卑,首先便具备了一副“君人之度”、“有容德乃大”的卓越风范,不得不使那高卧隆中的诸葛孔明,为了感遇知己,而为他破格出仕了。

梁襄王所问的如何能定天下,这正是周秦以后千余年来,生当乱世,每一个具有武力,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动机,也就是所谓霸业思想的原动力。天下一定,便可化家为国,“四海之内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巨。”家天下的威权,便从此建立。刘邦做了皇帝以后问他的父亲,我挣的财产比哥哥多吧?李世民要起义,他的父亲李渊对他说,希望你这一举,便能“化家为国”。这些观念,也都是由一个“定天下”的观念而来。

孟子深深知道这种心理的错误,所以他不从如何“定天下”的霸业思想上去答复梁襄王的问题。他要从王道的思想上去诱导梁襄王行仁政开始。所以从表面看来,便大有牛头不对马嘴,所问非所答的味道,自然就不能投当时人主们的喜好了。由于古文写作,重在浓缩简化,对此要点语焉不详。因此我们在此加以申论,才能把孟子弘扬传统王道学术思想的精神,更明显地表达出来。

第二个问题,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“定于一”的重心。孟子只是说天下定于一,并没有说只靠一人来定,或者说定在哪一个“一”上。这句话看来真是相当含糊,因此也难怪梁襄王为之茫然,于是颠倒了它的逻辑,跟着便问:“孰能一之?”哪一个人才能一定呢?因此,孟子只好将错就错,他知道这位“望之不似人君”的梁襄王很难懂得这个高深的政治哲学,于是把它向当时时代病,极其需要的一剂消炎药上去引导,希望他施行仁政,所以就说,“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”。其实,天下真正好杀人的并不多。不敢杀人,与不好杀人的人很多。难道那些不好杀人的便都能统一天下吗?这个道理,上面已经约略讲过,不必重复讨论。

如果要认真讲来,古文写作的文法和逻辑,实在是很认真的。只是古今文法运用不同,就显出它的逻辑也有点矛盾。尤其古代由于印刷不发达,所以古文尽量要求文句简练,一个字往往代表了一个观念,含意又深又多,于是后世就难得读懂了。

例如宋代欧阳修奉命修《唐史》的时候,有一天,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学士们,出外散步,看到一匹马在狂奔,踩死路上一条狗。欧阳修想试一试他们写史稿作文章的手法,于是请大家以眼前的事,写出一个提要——大标题。有一个说:“有犬卧于通衢,逸马蹄而杀之。”有一个说:“马逸于街衢,卧犬遭之而毙。”欧阳修说,照这样作文写一部历史,恐怕要写一万本也写不完。他们就问欧阳修,那么你准备怎么写?欧阳修说:“逸马杀犬于道”六个字就清楚了。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,再看第一个人的文句,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。第二人的,好像宋代的句法。其实,时代愈向后来,思想愈繁复,文字的运用也就愈多了。

定于一

如孟子这一段中,一句“定于一”的答词,非常有趣,而且内涵深远,是对中国政治哲学的至高原则而言,既不是指一个人,或一件事,更不是说某一种方法,当然也不是光指仁或义。因为仁和义,也只是政治行为之一,是实施一种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为而已。所以“不嗜杀人”,也是针对当时好作乱好杀伐的政治风气,一种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为。在战国当时,或任何一个混乱的时代中,这是值得天下归心的作为。如果以现代民主思想的眼光来看,那是不必说的当然道理。除非好杀成性的暴力主义者,或是今天国际政治上闹笑话的非洲阿明,那就不足道了。

可是这句“定于一”的答话,一听进梁襄王的耳朵里,他脑子里的观念反应,却一变而成为“天下可定于一个人的手里”了!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再问出哪个能够一统天下的问题来,你看这是多么有趣的误解,使孟子再也无法发挥“定于一”的高度哲学理论,只好随着他所能了解的方向,一变话题,转而为“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”的答案了。

我的口才不好,对于这句话在逻辑上的分析,或许不够清楚,同时又不肯引用翻译式西方逻辑那些名词和术语来表达,只好凭诸位高明,自己去体会其间会心之处。但在此可以引用唐代禅宗大师们的一个故事,作为参考。

“满堂花醉三千客,一剑寒光十四州。”就是唐末一位有名的诗僧贯休,他为越王钱鏐所作的名句。钱鏐看了很高兴,但是要他把十四州改一改,变成四十州。他不肯,便说,州也不能添,诗也不能改。因此他和钱鏐处不来,便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依靠蜀主王建,写出“一瓶一钵垂垂老,万水平山的的来”的千古名句。有一次贯休自己作了一首很得意的诗,其中有“禅客相逢唯弹指,此心能有几人知”的两句名言。他拿去看当时有名的禅宗大师石霜禅师,认为是自己明心见性的悟道之作。石霜看了诗,便放在一边,转过来问他:“如何是此心啊?”这一下,问得贯休和尚哑口无言,无法对答。石霜禅师便说:“你不知道,就问我。”贯休不觉脱口问道:“如何是此心呢?”石霜禅师一笑而答说:“能有几人知。”你看,懂了这个逻辑运用的关系,便同样可以了解孟子这一节天下“定于一”,和梁襄王问答的要点了。

儒道同源的一统天下

说了这些闲话,我们再回头来讨论这个中国政治学上“定于一”的问题。讲起来,实在牵涉太多,也太难。不但孟子指出“定于一”,我们且把后世自称为正统儒家们所不甚同意的道家老祖宗——老子的话搬出来看看,他同样也有中国政治哲学有关“一”的思想。老子曾说:“天得一以清。地得一以宁。侯王得一以天下平。”老子这个得一以天下平的“-”,和孟子劈头而来的“定于一”,是不是一个模子,如出一辙呢?实在值得慎思,明辨。

综合起来,这个“一”的问题,如果和专讲内圣外王之学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内圣之学相提并论,那么《大学》的“明德”和“慎独”,以及《中庸》的“中和”和“诚明”串通一气,发而挥之,岂非又是一部专论吗?虽然,孟子这里的“一”,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心思想——实行仁政的王道。

但再引申为外王之学来讲,那么,孟子所讲天下“定于一”的道理,便可认为是中国历史哲学的不二法门,必须要“天下统一”或“天下一统”,才有长久的安定。我们只要仔细研究秦、汉以后历史,凡是不得统一的时代,它的祸乱也始终不得平静。这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千秋不易的定则。因此自孟子以后,影响两千年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政治,都是循着孟子这个论断的观念去立足的。甚至反动的人,也都是拿它来做口号。

不管是正的或反的,假借为号召的或真心为国家天下的,对于这个“定于一”的理论,当然都无可非议。事实上,凡是真理,自然便是不二法门,当然无可非议。可是两千年帝王专制政治,到处都是假借孔孟之学的大盗而兼神偷,真如庄子所谓连仁义之道也被他们偷盗而用了。这是什么理由呢?因为孟子只说了一句天下“定于一”三个字,他并没有说定于一人啊!而历代的帝王们,却生吞活剥地把“定于一”三个字,硬生生地拉到定于一人,而且一定是定于我了。你看这有多滑稽!

现在问题不要扯得太远,免得与讲孟子的本意大相迳庭,暂时到此打住。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,只是提醒大家研究上的注意,孟子这段对话中机锋转语的关键,不要随便忽略。

在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里,有一个中心思想——“邪不胜正”——这是一项真理,已成为家喻户晓、人人能道的至理名言了。但是自古以来,在任何时代,行正道都是非常艰难的。孟子始终想要行正道,所以他的理想很难实现。不过,如果说苏秦这派人所行的是邪道,而究竟邪到什么程度呢?这也很难下定论。他们的主张,只是针对当时的利害而来的。摆在眼前的现实利益,不管智、愚、贤、不肖,大家都容易看见,人人能取得,如果立刻见效,大家都乐意去做。而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,是大利,是远利,是百年大计,甚至更远在百年后。今天耕耘的人,自己不一定享受得到它的成果。

人不论为国、为家、为自己,都是希望自己看到,享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,这也是人情之常。对照一下孟子与苏秦两人,对魏国君王所提的意见,以及所获的迥然不相同的结果,很明显地我们可以看到,人类总是急功好利的。对此,也只好付之一叹了!

关于孟子说梁襄王“望之不似人君”的话,并非说他没有人样,只是不像可以当大君的神态。很可能他是南唐李后主、蜀主孟昶一流人物,风流潇酒,可以成名士,不能做人君。据晋武帝司马炎时代挖出梁襄王坟墓的出土资料,在他葬的墓穴中,还藏有相当可观的古典经书,由此可见他也是个读书种子。例如三国时代的江夏刘表,还是位《易经》专家呢!讲到这里,想起我幼年的一位老师作的诗:“隋炀不幸为天子,安石可怜做相公。若使二人穷到老,一为名士一文雄。”梁襄王可能也是这个类型的人,不适宜于做人君。





孟子旁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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