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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孟子旁通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孟子旁通》 第02讲

梁惠王章句上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:“叟,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”

孟子对曰: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何以利吾国,大夫回何以利吾家,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。上下交征利,而国危矣。”

“万乘之国,弑其君者,必千乘之家;千乘之国,弑其君者,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,千取百焉,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,不夺不厌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;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,何必曰利。”

梁惠王与孟叟

这一段的文字记载,无论是孟子本人或是门人们的记述,措辞用意都很妙,而且也很坦率,不加故意的掩饰,直截了当描述当时孟子见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谈话。尤其我们了解了梁惠王后来对驺衍的接待,再来一看他对孟子满不在乎的样子,很显然的,大有厚薄轻重之分了。

而且最不可耐的,便是梁惠王对孟子的称呼,既没有像春秋时代诸侯对孔子的敬重,尊称一声夫子;也没有像战国当时诸侯们礼贤下士的作风,尊称一声先生。他却干干脆脆地称呼一声“叟”。这个“叟”字,好听一点来讲,便是老先生的意思。不礼貌一点,便是老头儿的意思。当然,梁惠王当时的一声“叟”,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?或是老头儿呢?无法考查。这要看他当场的礼貌态度,和称呼的声调来决定它的涵义了。可惜当时没有电视录影(一笑)。但无论如何,这一声“叟”,并不表示尊重,大概是没有疑问的。

而且本章的记述,描写这一段不太愉快的谈话,在文字的气势上,表达得很明白。如此直接记载这一个“叟”字的称呼,对孟子的伟大倒没有什么损失,反而衬托出梁惠王始终不成器的风格,一副吊儿郎当、不庄重的浮躁相。

孟子在听了梁惠王“何以利吾国”的问题以后,就很庄重地对梁惠王说:“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?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。”

“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样,谋国的居心,只图以急功近利为目的。那么,等而下之,那些高位的大臣、卿大夫们,也只求顾全自己的家族利益。这样影响所及,一般的国民,也就只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。这种观念发展下去。一定会使全国上下各阶属,都变成以利害为生活的重心,造成‘当利不让’的风气。这样的话,国家就太危险了。”

“因为唯利是图,‘当利不让’的结果,自私自利的观念会越来越严重。在历史上,有许多的事实可以证明,互相争权夺利的结果,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乱逆行。那些本来具有万乘之尊的大国,发生弑君叛变而自据称王的,都是当时那些高位重臣,所谓千乘之家做出来的绝事。同样地,那些千乘之家,被巨下叛变所谋害的,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家的重臣所于的事。”

“至于侵略吞并的思想,更是由于‘权利欲’的驱使,所以目前万乘之尊的大国,便想吞并千乘之邦。那些千乘之国,便想吞并百乘之众的小国,这些古今的事例,不能说不够多的。原因在哪里呢?都是为了急功图利、争夺权利的结果。如果不了解先行仁义,而只求近利为前提,自然而然要变成非侵略他人、夺取别人的所有,就不能满足自己的利益。”

“其实,真能实行仁义之道,大利自然就在其中。真有仁心的人,绝对不会有遗弃其近亲的可能。真有义气的人,绝不会有背叛君上的可能。所以我认为您——惠王只有推行仁义之道,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,又何必舍大取小而只顾目前的急功近利呢?

我们根据《孟子》的原文,概略演绎它文字的内涵,略略加以说明,大致就是这样的对答。当然,如果说是译文,那便大有问题。因为这样的说法,与古文原文的简练原意,也许略有出入,或大有出入。不过,大意是不会太过差错到哪里去的。而且这样一来,把孟子对梁惠王的答话,看得很明白。孟子并没有太过迂腐古板,只一味地叫他行仁义,而不管梁惠王当时所处的情势,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。这样孟子才不失为一个识时务的圣哲。只是在政略上有思想、有远见、有抱负,与梁惠兰急功近利的政见不能相合而已。

我们先要解决了这个问题,再来从两方面看这一段对话,讨论他的内涵。第一,是司马迁的记载。第二,是历史的证验。

司马迁对梁惠王和孟子的观点,司马迁写《孟子列传》,是把孟子与荀卿的列传合写成篇的。关于孟子传记部分,他也是以孟子见梁惠王这一段思想作重心来述说的。如说:

孟轲,绉(邹)人也。受业子思之门人。道既通,游事齐宣王,宣王不能用。适梁,梁惠王不果所言,刚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当是之时,秦用商君,富国强兵。楚、魏用吴起,战胜弱敌。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(膑)、田忌之徒,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,以攻伐为贤,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,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,述仲尼之意,作《孟子》七篇。

根据史记列传的记载,关于孟子的生平,只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。有关孟子千秋事业的思想方面,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书,用不着司马迁再来述说。他在本传里,只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点,是主张传统文化的王道精神,即不愿讲当时侵略吞并的不义之战,也不愿只讲霸术。所以和梁惠王当然也谈不拢,这是王道与霸业、圣贤与英雄分野的必然结果。

但是他又把孟子与梁惠王这一段主要的对话,比较详细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关梁惠王的一段记述里,他说:

惠王数被于军旅,卑礼厚币以招贤者。驺衍、淳于髡、孟柯皆至梁。

梁惠王曰:寡人不佞,兵三折于外,太子虏,上将死,国以空虚,以羞先君宗庙社稷,寡人甚丑之。

叟,不远千里,辱幸至弊邑之廷,将何以利吾国?

孟轲曰:君不可以言利若是。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,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。上下争利,国则危矣。为人君,仁义而已矣,何以利为!

由于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处理资料的手法太高明了,如果不再三仔细地读完全部《史记》,细心留意揣摩,往往把许多历史哲学的重点被他的手法瞒过,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读书所误,而不知道司马迁的微言重点所在了。

他写孟子传记,只是述说孟子之所谓孟子的正面,等于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。但是对孟子的侧影或背后的记录,司马迁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辞。可是他把它插进魏世家当中去隐藏起来,要读者自己慢慢去寻找、去体会。

他说梁惠王自从兵败国破,迁都到大梁以后,心情也真够恶劣万分。但是他还想力图振兴,还肯“卑礼”——很有礼貌地,“厚币”——用很高的费用,邀请招待各国的名贤当顾问。例如驺衍、淳于髡,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请到大梁来了。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心境非常恶劣,处境也很尴尬(如记载所说:

“我(寡人)真不行!这多年来打了三次败仗,我的儿子(太子申)被齐国俘虏了,我的得力上将也战死了。弄得国家非常空虚,实在羞对祖宗和国人,我对目前的局势觉得太惭愧了。”

他又对孟子说:“老先生,你不辞干里的辛劳来到敝国,实在是我们的荣幸。不知你将如何为我国谋利?”

孟子说:“惠王,你不可以这样过于注重利益。你做领导人的这么重视利益,那些高级臣僚的卿大夫们,也就只顾自己的利益。等而下之,所有国民,就都争取自己的利益。这样子上下争利,你的国家就太危险了。做一个领导人,只要提倡仁义的基本精神就好,何必讲究什么利呢?”

如果依照司马迁这一段的记载,我们读了以后,不免拍案叫好,好极了!可爱可敬的孟夫子,讲的道理是真对。但是梁惠王这个时候,好像是百病丛生,垂死挣扎的危急。你这包颠扑不破、千古真理的仁义药剂,他实在无法吃下去,而且也缓不救急,你叫梁惠王怎么能听得进去,接受得下呢?

可是司马迁写到这里,谁是谁非,他却不下定论——实在也很难下定论。因为千古的是非,本来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结论。所以他不写了,但是,他在《孟子列;传》里,却写了一句“梁惠王不果所言,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多情。”就这样的轻轻带过去了。这是多么有趣、多么耐人寻味的手法!

义利之辨

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讲过了,现在我们再来研讨《孟子》本节的重点。首先要了解,孟夫于生当战国时期,而且也远游过各国,难道他真的是那么迂阔不懂现势吗?难道他对驺衍,甚至如当时风尚游说之士们纵横捭阖的作风,一点都不会吗?

我们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说:不是的。他对那些只图个人进身之阶的作法,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贵的办法,完全懂得。他之所以不肯那样作,实在是“非不能也,是不为也。”而且可以加重语气地说:是不屑于那样作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是抱着古圣先贤的淑世之道,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义,完全从济世救人的宗旨出发。他希望在那个只讲霸术、争权夺利的时代中,找出一个真肯实行王道仁政,以济世为目的的领导人物,促使他齐家、治国而平天下。

所以他针对梁惠王的问题,当头一棒,便先提出政治哲学上义利之辨的中心思想。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,但是他还是存着梁惠王也许能接受的希望。此所谓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,是乃圣人之用心也。再说,无论是谋国谋身,“仁义之道”的确是真正大利。只是人们都只贪图眼前的急功近利,而不顾及长远的巨利。所以都变成心知其为然,而行有所不能也,如此而已。

其次要研究的是,根据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等史料的记载,当时孟子是先到齐国而后才到魏(梁)国的。《孟子》这部书,不问它是孟子自己写的,还是他门下弟子们记录了他的话而编成的,为什么发生在后的事情,却偏放在最前面呢?因为孟子的思想学说中,义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点之一。

孟子与梁惠王各言其利,在梁惠王的一面来说,根据前面所说的魏国的历史背景,所处的地理形势,西有强秦,东有刚打败了他的齐国,南有强大的楚国,北接的韩、赵,虽然同是自晋分出,独立的同源邦国,但亦各有怀抱。在客观形势中,又恰逢弱肉强食的时代,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国强大起来,甚至于最好成就霸业。假使你我是当时的梁惠王,大概也同样会有这种想法。所以他一见到孟子时,不谈仁义,开口就问:“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”这句话,又怎能指责他是错的?这实在是人情之常。”

这也是我们读书要注意的地方。读任何书,先要绝对的客观,然后再设身处地地,作主观的研究分析。譬如对于梁惠王一见到孟子,就问孟子对于魏国有什么有利的贡献,经过前面一番较为客观的分析,就不会主观地认为他完全不对了。可惜以前大多数的读书人,多半不作这样绝对客观的分析,乃至于把自己一生都在误解仁义中埋没了。

孟子答复梁惠王说,你梁惠王何必谈利呢?你只要行仁义就好了。这是中国文化千古以来,尤其是儒家思想中,义利之辨的最大关键。而在后世的读书人,大多看到利字,就望望然联想到“对我生财”的钱财之利这一方面去了;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说,也很可能误认为只是经济财政之利。至于义,则多半认为和现实相对的教条。因此便把仁义之“利”错解了,而且把仁义的道理,也变成狭义的仁义观念了。如此一来,立身处世之间,要如何去利就义,就实在很难办了。

举一个实例来说,我们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钱,这是利,我要不要把这些钱拾起来呢?这就发生了义利之辨的问题了。以我们传统文化来说,这些钱原非我之所有,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,就是不义之财,是违背了义的道德,是不应该的。在利的一方面看,自己的私心里认为,路上的这些钱,乃是无主之财,我不拾起来,他人也会拾去,据为己有,也没有多大关系。但是到底该不该拾为己有?儒家对这种问题,在个人人格的养成上就非常重视了,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、非常严谨的个人的道德观念。

但是,由于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,后世读《孟子》的人,大致统统用这个观念来读《孟子》,解释《孟子》,于是就发生了两种错误。第一是误解了梁惠王问话中的利,只是狭义的利益。第二是只从古代精简的文字上解释,而误解了孟子的答话,以为他只讲仁义而不讲利益,把“利”与“义”绝对地对立起来了。其实并不如此,依照原文用现代江浙一带的方言来读,就可从语气中了解到他的涵义,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讲利,而是告诉梁惠王,纵使富国强兵,还都是小利而已;如从仁义着手去做,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。

了解了孟子这句话的真正涵义所在,于是我们就可认识孟子,并不是那么迂腐的了。他并没有否定利的价值。他只是扩大了利的内涵,扩大了利的效用。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观念的存在,那么问题就非常严重了。

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,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,没有不讲利的。人类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,乃至于人生的艺术、生活……等等,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。如不求有利,又何必去学?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,读书认字,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。即使出家学道,为了成仙成佛,也还是在求利。小孩学讲话,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,当然也是一种求利。仁义也是利,道德也是利,这些是广义的,长远的利,是大利。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,也不只是权利的利。

再从我们中国文化中,大家公推为五经之首的《易经》中去看。《易经》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词,以及上下系传等,谈“利”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处;而说“不利”的,则有二十八处。但不管利与不利,都不外以“利”为中心在讨论。《易经》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,便是“利用安身”四个字。所以《易经》也是讲利,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,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。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”的道德因果律,也是告诉人们以积善的因,可以得到余庆的果。相反地,积不善因,便得余殃之果。所以,积善是“利用安身”最有利的行为。

如果探讨孔孟思想的文化源头,绝对离不开《易经》。所以说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“利”的价值,那么《易经》等等我国的所有传统文化,也被孟子否定了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由此,我们研究孟子,首先就要对义利之辨的“利”字,具有正确的认识。

同时,我们还可以提出两点来作反证:

第一,韩非子说:“舆人欲人富贵,棺人欲人死丧。人不贵则舆不用,人不死则棺不买。非有仁贼,利在其中。”他说,棺材店老板希望别人死,并不是心坏,并不是不义;汽车厂老板希望大家发财,也并不是心好,并不是好义。两种不同的心理,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意好,多赚些钱,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。

韩非子的这段话,等于为“利”字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:或者是人,或者是物,或者是事,当某一时间,某一空间中,能够产生“利用安身”的功能效果,那么它就具有“利用安身”的价值;也就是在当用、该用、要用、可用、适用、值得用的条件下,那么对这人、或事、或物来说,就构成了价值;也就是对这人、或事、或物的利。

第二,《易经》中卜筮方面所显示的,可归纳为“吉。凶、悔、吝”四种现象。实际上就只有吉凶两端。吉是好的;凶是很坏;而悔为烦恼;吝是困难。简单说,悔、吝也就是小凶。天下人、事、物,都不外吉与凶两端。吉、凶怎么来的?《易经·系传》上说:“吉凶悔吝,生乎动者也。”凡是一动,就会发生或吉、或凶、或悔、或吝的结果;不是吉就是凶,不是凶就是吉。有了这项理解,就知道利与不利之间的辨别,须要从动用之间而分。

由这里引申出来,可知孟子对梁惠王说的仁义,就是大利。因为在战国时代,国与国之间,都在互相征伐的动乱之中。如果有一个国家,真的以仁义作为治国的最高原则,运用在内政外交上,那么最后的胜利,就必定是属于这个行仁由义的国家。

玩弄仁义的权智

汉代桓谭《新论》说:“三皇以道治,五帝以德化,三王由仁义,五霸用权智。”指出上古时代的三皇,是以道治天下,这是最高的无为而为的境界。到了后来五帝的时代,以德来治天下,这已经差了一层——有为而为了,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。等而下之三王用仁义,五霸用权智,可以说是每下愈况。

又《长短经》的《反经》第十三说:

三代之亡,非法亡也,御法者非其人矣。故知法也者,先王之陈述,苟非其人,道不虚行。故尹文子曰:仁、义、礼、乐、名、法、刑、赏,此八者,五帝三王治世之术。故仁者,所以博施于物,亦所以生偏失。义者,所以立节行,亦所以成华伪。

这是道家思想的论点。这里指出,仁义的确是一种好德行;但是这德行用久了,便走了样,变成人们用来争权利的一种工具。由此就可以了解道家的代表人物——老子和庄子说的那些话。

老子曾说,道德颓落,才有礼义之说,他也经常说: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。”当时老子对于仁义礼乐的道德观念批评得很厉害。庄子也曾说:“仁义者,先王之蘧庐,可以一宿,不可以久处。”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,各国诸侯的征伐口号,大体上也都是标榜仁义,而实际上并不是真行仁义,只是利用仁义的美名,以达到争权夺利之目的。所以庄子说仁义只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临时寓所,一幢别墅,并不是自己久远安身的家,只可以偶尔住一住,不可以长久住下去。意思就是说,仁义这种道德观念,只可以在道德极其衰微的时候,偶然用一下,不可以长久地死用。如果长久用下去,就会被坏人利用仁义之名,作为政治上争权夺利之实了。

孟子思想被夹缠不清

综合上面这些分析,来看孟子对梁惠王所说的关于义利之辨的话,试作一个结论。

第一,孟子一开始就对梁惠王说,你何必去贪求这种眼前短暂的近利、小利呢?你应该提倡仁义的道德观念,推行仁义的道德政治,才是你长远的大利。因为孟子的中心思想,是想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道德之治,所以他对梁惠王就这样直接地提出来,不保留,不婉曲,不虚饰,这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不问利害的道德行为。

同样是孟子的这个意思——劝梁惠王行仁义政治的意思,假如换了当时另外一些游说之士,例如苏秦、张仅这一班所谓纵横家的谋略之士来说,那么他们就绝对不会像孟子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,去拂逆梁惠王的意思。这一班人,一定会拐另一个弯,婉转地对梁惠王说:“我有一个使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长远之计,你梁惠王想不想听?”这样先卖一个关子,吊梁惠王的胃口。等梁惠王很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的时候,他才慢条斯理地说,现在天下是如何混乱,道德沦丧,人人都在渴望仁义。你不妨如何利用仁义,如何以仁义为口实,颁布一些政令,那么天下的人民都到你魏国来了。你有这许多人民,领土也会增加,国家富强,自然就完成你的霸业了……等等,迎合梁惠王的心理,诱导他听从他们的说辞,慢慢实行仁义的政治。当然,还有一个主要原因,是为了自己有进身之阶。

第二,无论东方或西方,任何一种文化、一种学术思想,都是以求利为原则。如果不是为了求利,不能获利的,这种文化、这种思想,就不会有价值。

从哲学的观点看,一切生物,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,就是“离苦得乐”。饥饿是苦,吃饱了则得乐。疾病是苦“,医好了则乐。天气太热则苦,到树荫下乘凉,或到有冷气的房子里,全身清凉则乐。一切生物的一切行为动态,目的都在“离苦得乐”,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《易经》上的“利用安身”,也就是现代观念想办法在我们活着时,活得更好。像设法利用太阳能,净化空气,防止水源的污染,目的都是使我们好好地活着,这些都是《易经》中所说的“利用安身”。所以任何文化,任何学说思想,如不能求利,没有利用价值,则终必被淘汰。

即如宗教家们的修道,也是为利。修道的人,看起来似乎与人无争。实际上出世修道的宗教家,是世界上是讲究牛求自利的人,他抛弃世间一切去修道,修道为了使自己升天或成佛,这也是为了自已。虽然说自利而后利他,那也只是扩充层次上的差别,其唯利而图是一样的。为了升天成仙之利而修道,这也是为了利。

自从孟子讲仁义,强调了义利之辨以后,影响到后世的重视义利之辨,而渐渐地,后世的义利之辨,又与自私无私之别,混为一谈,以为“义”与“无私”同义,“利”与“自私”不殊。因此汉唐以来,儒家的义利之辨,大多混淆了私与无私之别,两者分不开来。所以谈义利之辨时,往往在逻辑上就会夹缠不清,而使我们现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,乃至于产生“儒家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”的错觉。

因为后世受此影响,每谈义利之辨,就成了谈有私与无私之辨。遂进一步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的中心,乃至牵涉到人类文化的中心,尤其是政治行为的中心——公与私之辨的问题。

以我们春秋战国的历史文化来说,关于公与私之辨,有两派极端相反的思想。一为墨子,一为杨子。其实他们都由道家的思想脱胎演变而来。

墨子讲“义”,但是墨子讲的,和孟子讲的,虽然同为一个“义”,却有不同的观念,含义上是有所差异的。墨子讲的义,是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,从头顶到脚底,都可以放弃自己而去为别人谋利,是彻头彻尾的牺牲自我,以利别人。

而杨子——杨朱的思想,则与墨子绝对相反,他主张“拔一毛而利天下,不为也。”但并不是我一毛不拔,而你却该全部给我。他是主张天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毛不拔,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,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,假如能做到这样,又是另外一种社会形态了。

如果把墨子和杨子两人的思想,作一番仔细的研究,那会怎样呢?依墨子的思想,要想天下人,人人都自我牺牲,只图利他人,这是做不到的。那么依杨子的思想,普天之下,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利益着想,绝对不为别人的利益牺牲一根毫毛,那是否做得到呢?答案很明显,那当然是不行。人类可真是奇妙的动物,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。但若要自私到这个程度,却也没有人做得到,更不可能全人类都这样做。反之,要人人都大公无私,也难做到。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,人人都能大公无私,则天下共利,结果自然很好。或者依杨朱的思想去做,人人都只为自己,绝对不妨害别人,各守本位,不犯他人,也就是现代所说的,争取自己个人的自由,也尊重他人的自由。倘使做到,那么也可天下太平。但这两派的主张,事实上都做不到。

既然墨子和杨子两种极端相反的主张都做不到,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,这是中庸的。中庸不是调和论,是兼容并蓄而仲裁为适可而止的中道。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(但不是秦汉以后变了样的儒家思想),当然是崇奉了仁义之义,向梁惠王提出建议。同时,在提出建议时,也不采用当时纵横家们为博取富贵权势所惯用的游说态度。孟子虽懂得游说的辞令技巧,但却不用,还是很严正地主张行仁由义,极力宣扬仁义的美德,向梁惠王直说只有仁义最好。

我们不妨引用清人的两句诗:“莫言利涉因风便,始信中流立足难。”正好作为孟子对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风格,其难能可贵的定评。

或者说,所谓义利之辨的道理,就是孔子所谓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的大义之义。义理之义,义者,宜也之义,并非狭义广义等的义利之义。其实,都是一样,不管是什么伟大的义理,都是力行于义,才能有利于成其为君子,所以这也是利便是义,义便是利的真实道理。

由于义利之辨的文化思想发展下来,到了宋明以后,构成中国文化的商业道德,便有“贸易不欺三尺子,公平义取四方财”的说法。即使专事求利求财的商业行为,也要心存“不欺”和“公平”的义利之辨。可以说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业道德上的教育成果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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