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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怀瑾全集

孟子旁通目录

南怀瑾   

  

《孟子旁通》 第01讲

讲在前面

在讲过《论语》以后,又引起大家研究《孟子》的兴趣,希望再讲《孟子》。其实,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学,我是很肤浅的,过去所讲的《论语》,也只是为了时代的需要,东拉西扯地讲了一大堆废话,想不到大家还很爱好,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。新旧文化交流互变的冲击时代,只好采取配合时代趋势的方法来研究。我也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,贡献大家作参考。至于怎样去深入,自古以来,关于《孟子》的着述非常多,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努力去探讨、去寻求。

提到《孟子》这部书,也是非常有趣的。当我还在童蒙的时代,等于现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期,就开始接受家庭和老师的督促,要读《孟子》了。那时候读书,还要背诵得来,老师每天教一节,明天就要站在老师的前面一字一句地朗朗背诵上口,要背得很清楚很熟悉,不能有错,错了要受罚,甚至用戒方打手心。当时并不注意内容的讲解,只要认得字,读得来,背得清楚。这一节背好了,老师再教第二节。

这里有一点要顺便说明的,这也是历史时代转化演变的资料,就中国文化史的演变来看,虽说是小事情,却有关大题目。我们那个时代,还承受清朝末年的遗风,社会是旧式的社会,是典型的古老农村社会。印刷还不发达。《孟子》啊,《论语》啊,也有一章一章分开来卖,并不一定要买全部的书。记得我在开始读《孟子》的时候,是先读《离娄》这一篇的。

我们那时代称呼老师叫“先生”,并不叫老师。学工学商的老师叫师父,也不叫老师。戒方就是上古时代所谓的“夏楚”,是老师们处罚学生的鞭答。这种处罚很有用处,说句良心话,现在想起来,还蛮可爱的,并不像现代人所说的那样可怕,更不会有什么妨害自尊心等等麻烦的副作用。当然,这些道理很难讲,只能说古今时代不同,思想、教育、观念等都不同,不能一概而论。不过,过去历史上无论是哪方面的成功人物,差不多都经历过戒方式的严格教育,可是并没有妨碍他们的伟大成就和伟大人格。对吗?当然,过分的体罚我也是不赞成的。

我们在童年时代,开始读《孟子》的时候,所有的内容,讲解的要点,究竟是说些什么?老实说,都是似懂非懂,似是而非的。教我的老师,也是当时的名儒,在前清有功名,后来还受清廷的保送,出过洋,到过日本留学。我们是请他到家里教书,管吃管住,对他恭恭敬敬。那种家庭教师,在清代,就叫做“西席先生’”。大体说来,实在还不错。至少,在受到尊敬方面,比现在好得太多了。可是他教我们读《孟子》时,也是不大详细讲解。我呢?当小孩的时候,读书也不太用心,正好引用陶渊明先生的话来遮羞,所谓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。

当时的老师、宿儒和大人们都说,在前清要考功名,非熟读此书——《孟子》不可。当然四书都要读熟,不过,无论考不考功名,文章要作得好,便要熟读《孟子》。什么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文章,韩愈啊!柳宗元啊!苏东坡啊!他们都是从《孟子》的文章里钻出来,才有那样伟大的成就。当然喔!什么莎士比亚啊!培根啊!叔本华啊!与孟子并不相干。因为那个时候的大人先生们,嘴里或笔下引用的名言,大多是这些传统文化中大儒名人的话。若是现在如此引用,便成落伍。只有引用莎士比亚他们,才算时髦。我认为,这种现象不是代沟的关系,只能说是古今中外、新旧文化沟通时期的衔接现象而已。

后来我们进了洋学堂——就是现代化的学校,正碰上“五四”运动,打倒孔家店,推翻旧文化,几乎是举国若狂,大家跟着闹了一段短时期,对于传统文化的旧文学,一再吵着要废除。慢慢地,我们这些基本上从旧式教育出身的,对这些书本,也渐渐地淡漠起来。

不过,凡事若是从童子功开始学的,始终很难忘情的,尽管时代不同,在思想观念的领域里,它的确占了很牢固、很重要的席位。可是后来的新教育、新课本,由初中、高中到大学,一直到现在,我发现仍然没有完全离开过旧文化。尤其是《孟子》,几乎每一级学校里的国文课本,都要选上几段重要的文章。青年人尽管不重视,但对孟子的文章还是读过,反感归反感,读还是要读。也正因为如此,才能保持历史文化于不堕。现在面对这么多的先生们,由我来讲《孟子》,实在有点战战兢兢,不大好意思,这真叫作“班门弄斧”,当着内行耍外行,自耍活宝。

春秋无义战

现在我们为了要研究《孟子》这本书,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一下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,和当时现实社会的环境,就会觉得并不枯燥。而且对孟子的人品和风格,也更有一层深刻的认识。那么才会知道后世的人,为什么把孟子承继在孔子之后,称他作“亚圣”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我们都知道,远距我们现在大约二千五百年前,我们的历史上,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,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。当然,这只是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,事不干己,无切肤之痛地加个评论而已。如果我们也生长在那个时代,在那种痛苦悲愤的现实环境里,大概就不会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了。这个时代,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战国时期。春秋、战国,这两个名词所包涵的时代,都有几百年之久,如果我们用人物作中心代表来讲,孔子是春秋时期,孟子却是到了战国时期了。春秋时期也罢,战国时期也罢,这两个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时代,却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,打打杀杀,乱作一团。

可是在后世看来,这个时期,则是百家争鸣,诸子挺秀的时代,也为我们后世子孙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。这深厚的文化,一直流传到现在,也会一直延续到未来。

我们知道,孔子当时亲身经历了痛苦时代的忧患。他在晚年,有系统地整理了中国文化的宝典,删诗书、订礼乐之外,他又集中精力,根据他本国鲁国的历史资料,开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历史和历史哲学的书——《春秋》。

在这部书里,记述了东周以来两百多年的政治、社会、军事、经济、教育等等变乱的前因后果,同时也包涵了对于历史人文、文化哲学的指示——如何是应该?如何是不应该?怎样才是正确的善恶?怎样才是正确的是非?

我们先要大概了解一下春秋时代的大题目。那个时代侵略吞并的战争,绵延继续了两百多年,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“封建”的文化基础,开始逐渐地被破坏,社会的紊乱、经济的凋蔽,所给予人们的痛苦,实在太多。现在我们简单引用董仲舒的话,便可知道那个时代乱源的要点:

夫德不足以亲近,而文不足以来远,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,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,皆非义也。

董仲舒认为,在那个时代,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,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,因此政治道德衰落,国与国之间,人与人之间,谁也不相信谁,彼此不敢轻易亲近,所谓“德不足以亲近”。对于文化的建立,更是漠不关心,只顾现实,而无高远的见地。国与国之间,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,所以说:“文不足以来远”。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。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,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,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,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,这就是“断之以战伐为之者”。这便是孔子着《春秋》的动机和目的,也是孔子着《春秋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点,“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,皆非义也。”他说,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,都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也有人说,春秋无义战。

但《春秋》这部书并不是非战论,它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战争哲学是为正义而战,所谓“恶诈击而善偏战,耻伐丧而荣复仇。”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间,大小战争不计其数,只有两次是为复国复仇的战争,那是无可厚非,不能说是不对的。所以他说:

今(指春秋时代)天下之大,三百年之久,战伐侵攻不可胜数,而复仇者有二焉。

关于历史文化的破坏,政治道德的没落,则更严重。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,“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。”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,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。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?

以孔子的论断,都是根源于文化思想的衰落,人们眼光的短视,重视现实而忽略了文化发展中的因果。所以孔子在《易经·坤卦》的文言中便说:“臣弑其君,子弑其父,非一朝一夕之故,其所由来者渐矣。”后来的董仲舒,发挥了孔子的思想,便说:“细恶不绝之所致也。”所谓细恶,便是指社会人士缺乏远大的眼光,对于平常的小小坏事,马虎一点由他去,久而久之,便造成一个时代的大紊乱了。

我们现在不是讲《春秋》,而是介绍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,追溯它的远因,顺便提到《春秋》。继春秋时代吞并侵略的紊乱变局,又延续了两三百年,便是我们历史上所谓的战国时期。紊乱的情形,比春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各个强国的诸侯重现实,社会的风气更重现实,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。

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,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,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,奔走呼号,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,而有丝毫转变。所以,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,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,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,也成为由古到今,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。为什么他会有这样远大的影响?这正是我们研究探讨的主题之一。

司马迁编撰手法中的孟子

在前面,非常简单地提到战国时期的时代环境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编导手法,在他的笔下如何描写孟老夫子,这是非常有趣的事。

本来写传记,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平事迹,应该分开来,单独地写。但是司马迁往往会把一两个人的列传合起来写,或者连带几个人写成一堆。难道他是为了节省稿纸,节省笔墨吗?不是的,他是把历史上同一类型的人和事,或者类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,配合起来写成一篇。我们读了,可以作一强烈的对比,在互相矛盾、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,可以自求启发,从历史经验的镜子中,反映出立身处世的准则。

因此,司马迁写孟子,是拿和孟子有相同类型的荀子写作一篇,叫做《孟子荀卿列传》。在这一篇里,他又举了很多与孟子、荀卿类型相反的人物,相互辉映。

看来他好像偷懒省事2或者是认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传记似的。其实不然,一个文人笔下的传记文章,如果有意乱扯,加上文字渲染的话,小题大作,大可洋洋洒洒,各自构成专篇。可是司马迁的风格,是有他的哲学的、学术的中心思想,他绝不愿意乱来。

所以,他在这篇文章中带出了战国当时一大堆的有名诸子,并非是漫不经心地随意而为,实在是有他聪明绝顶、度金针而不落言诠的妙用。我们读《史记》,几乎和《春秋》三传一样,任何一字一句,绝不可以轻易放过。甚至《史记》中任何一个表,都不是随便绘制的。

他写孟子、荀子,同时又连带写出与孟子相同时代中的风云人物,如商君(鞅)、吴起、孙子、田忌。又说“齐有三驺子”,当然极力描写三驺子中的另一位谈天文、说地理、讲五行之学,大受当时人们所重视、尊敬,不像对孟子那样的冷落、凄凉的——驺衍。

从驺衍以次,又说:“齐之稷下先生,如淳于髡、慎到、环渊、接予、田骄、驺爽之徒。”到此先告一段落。当然,也包含了同一时代性的人物关系。

再以后便写荀子(卿),由荀卿而连带说到庄子、墨子、公孙龙、剧子、李俚、尸子、长庐、吁子等等。不过加上一句“自如孟子至于吁子,世多有其书,故不论其传云。”我们要注意他这句“不论其传”一词的涵义,很有深度,也颇有味道。

最后,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节关于墨子的事,这是对墨子时代还待考证的附带说明。如说:“盖墨子,宋之大夫。善守御。为节用。或曰并孔子时,或曰在其后。”

我们读《史记》,随处可以看到司马先生这些巧妙、幽默,有高度启发性,与睿智存疑等等的编导手法。所以说好好地仔细读它,可以启发慧思。

我们读《孟子》一书,开宗明义的第一章《梁惠王》——孟子见梁惠王,一开始,便可以看到孟子当时一种受尽冷漠歧视的味道。同样地,司马迁写孟子,首先也引用了这一段,然后才说到孟子的籍贯、出身、学历,说明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(至于说孟子并非子思的学生,则是另一考据的问题。司马迁很可能弄错了)。《史记》上的这篇也和《伯夷列传》差不多,没有太多的叙述就完了。只说孟子阐述孔子的学说思想,作了七篇书,就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本《孟子》。

古今中外,许多被后世认为是多么伟大,能影响干秋万世的人物,在当时,大多数都是那么凄凉寂寞的。就因为他在生前不重视短见的唯利是图,对自己个人,对国家天下事,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风格来为人处世的。像孟老夫子那样的人,如果当时稍微将就一点,自己降格以求,迁就一点现实,那便不同了。

更妙的是,司马先生举出驺衍来,与孟子当时的处境作一强烈的对比。

驺衍和孟子的强烈对比

在孟子见齐宣王、梁惠王,陈述那些理论思想的时候,是如何地受到冷落,我们慢慢且看《孟子》的本文,便可知道。可是与孟老夫子同时代的驺衍他们,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,便大大不同了。

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,不能尚德,……。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,……。其说闳大不经,必先验小物,推而大之,至于无垠。……

是以驺衍重于齐。适梁,惠王郊迎,执宾主之礼。适赵,平原君侧行撤席。如燕,昭王拥彗先驱,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,筑喝石官,身亲往师之。

我们读了这段历史资料,便可以看到与孟子同一时代的驺衍,也同孟子一样去见过齐宣王、梁惠王。甚至还到过燕赵两国,受到燕昭王无比的崇敬。他当时的声望之高,所受各国诸侯们的欢迎款待,那种威风,那种排场,假如从重视现实虚荣的社会眼光来看,驺衍当时的威风架子实在摆足了。哪里像梁惠王对待孟子那样,毫不客气地称呼一声“叟!不远千里而来。”满不在乎的味道。至于齐宣王,对孟子也并不表示太大的欢迎。

可是驺行呢?“重于齐”,他在齐国极受尊重,连一般的知识分子稷下先生们,也连带地受他影响,都受到齐王的敬重、优待。

驺衍到了魏国(梁),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,等于现代,一个国家的领袖,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他一样隆重。而且梁惠王以国宾的大礼接待驺衍,所谓“惠王郊迎,执宾主之礼。”就是当时现场实况的纪录。

驺衍到了赵国,“平原君侧行撇席”,赵国有名的权贵豪门平原君,不敢和驺先生并排走路,只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后侍从,比礼宾司的大礼官还在恭顺。到了行馆以后,请驺先生坐下,平原君亲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个座位打扫清洁一下,表示恭敬。

可是这种情形,在古代文字的艺术上,司马迁只用了四个字,便描述得淋漓尽致,他只用“侧行撇席”就够了。由此看来,今古文学写作的技巧艺术有如此的差别,所以现在从白话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学们,便要特别细心地去读,去研究,不可以马马虎虎。

驺衍到了燕国,那更神气了。当时鼎鼎有名的燕昭王,“拥彗先驱”,亲自到国境边界去接他,而且手里还拿着清道用的扫把,表示作他学生一样的为他开道。接到了王宫以后,“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”,请求作他的学生,愿意和驺先生门下那些弟子同样的受业。因此特别为了驺衍新建一座碣石宫来供养他,常常亲自到驺先生所住的地方来听课,和一般学生对待驺老师同样的恭敬。

我们读了司马迁这几句书,可以看到他用简短的文字,就把战国时期享有盛名的学者之光荣事迹,扎扎实实地记述下来,而且特别只附带写在孟子和荀子的传记里,这岂不是一种极高明的编导手法?拿当时极受尊敬的驺衍,和备受冷落的孟子作强烈的对比,给大家看。这是历史时代的悲剧?还是人生的悲剧?抑或闹剧?或者是现实荣华和千古盛名的对照呢?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,去自我启发了。

我们在座的,以及社会上各方面,许多人都在感叹这个社会、这个时代,太重现实。其实,在任何时代,任何地区,人活在世间,就要生存;渐渐地,慢慢地,不知不觉就会重视现实。感叹别人重视现实的我们,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条件上,老实说,有时又何尝超越现实?何尝不重视现实呢?只是角度不同,观点不同,程度不同而已。

可是却有极少数的人,他始终漠视现实,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,放弃自我而为天下人着想,不顾自己短暂一生的生活现实,而为千秋万代着眼。因此,也就受到人们一种超越的崇敬,称他为“圣人”了。

这个道理,其实不用我们来说,司马迁在《孟子》这篇传记里,已经很巧妙地透了消息。他在本篇里评述驺衍说:

其术皆此类也。然要其归,必止乎仁义节俭,君臣上下六亲之施,始也滥耳。王公大人初见其术,惧然顾化,其后不能行之。

在全文里,他说驺衍先用阴阳玄妙的学术谈天说地,讲宇宙人生与物理世界因果交错的事,玄之又玄,妙之又妙,听的人各个为他倾倒。其实驺衍这套学术,就是中国上古理论物理科学的内涵,也是上古科学的哲学内涵,如未深入研究,也不要随便轻视。

不过,以司马先生的观点看来,驺衍他的本意,也和孟子一样,深深感慨人类文化的危机,尤其当时国际间政治道德的衰落,社会风气的奢侈糜烂,他为了要有所贡献,希望改变时代,只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欢迎、接受的学术出来,玩弄一下。其实,他的本意,还是归乎人伦道义,所谓“仁义节俭,君臣上下六亲之施。”他那些谈阴阳、说玄妙的学术,只是建立声望的方法而已。所谓“始其滥耳”。

当时那些王公大人们,一开始接触到驺先生的学术思想,惊奇得不得了,都愿意来接受他的教化。等到驺衍真正要他们以人伦道德来作基础的时候,他们便又做不到了。

这种现象,你只要看看秦始皇、汉武帝他们的求仙求道、求长生不老的历史故事,以及当代一般学各种宗教神秘学人们的作为,便可了解“千古皆然,于今尤烈”。

再从轻松一点的角度来讲,也正如清人赵翼的感慨,一个人若是要求文学艺术的成就,往往和现实生活发生冲突,产生矛盾不安的心理。因此,他的《论诗》中说:“诗解穷人我未空,想因诗尚不曾工。熊鱼自笑贪心甚,既要工诗又怕穷。”

处世的哲学问题

司马迁的论述观点还没有完,他又说:

其游说诸侯,见尊礼如此,岂与仲尼菜色陈蔡,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!故武王以仁义代纣而王,伯夷饿不食周粟;卫灵公问陈,面孔子不答;梁惠王谋欲攻赵,孟柯称大王去分阝。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!持方柏欲内圆凿,其能入乎?或曰: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,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缨公用霸。作先合,然后引之大道。驺衍其言虽不轨,倘亦有牛鼎之意乎?

这里劈头第一句话,就说驺衍在那个时代,“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”,受到国际间尊重的情形,有上面所说的种种荣宠。跟着便说驺衍当时的情形,哪里像孔子周游列国时,还在陈蔡之间,受到饿肚子的遭遇;又哪里像当时的孟子,始终在齐梁之间受到穷困的苦恼。

但是,话又说回来,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难说,有的人一味重视现实,有的人却轻视现实。例如周武王以仁义作号召,结果讨伐纣王以后,自己做起皇帝来了。所以像伯夷、叔齐他们,觉得这种假仁假义是很可耻的事,宁可饿死在首阳山,也不下山来吃他周朝的饭。

接着,司马迁又以孔子为例:卫灵公有一次问他军事方面的事情,孔子闭口不答。孔子并不是不懂军事,只是不愿意再加重他们军国思想的野心而已。

同样地,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赵国之前,也向孟子请教过,结果,孟子避开正面的问题,只告诉他周代的先祖——大王(古公亶父)的一段故事。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(又作分阝),由于政治清明,人民生活非常安乐。后来受到戎狄的侵犯,国人愤慨,要起而对抗。但是古公亶父却不忍心战场上的杀戮,于是忍痛离开自己的乡土、国业,改迁到歧山山下。大多数的豳人,由于爱戴他的德政,也都随他迁居。而后经由季历、文王的发扬光大,各地人民自动前来归附,竟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。到武王时,很轻易就取代了残暴的纣王,而改国号为周。

司马迁接着说,孔子、孟子他们,并不是不懂得怎样去“阿世苟合”,向时代风气妥协,为了自己本身的现实利益,随便去迎合别人的意见。实在是非不能也,是不肯为也。所以宁可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,也不愿苟且现实,追求那些功名富贵。因此,他们所讲的那些天理人伦、政治道德的理想,对于现实社会,就好比拿一个方形的塞子,要把它放进一个圆形的孔中一样,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,哪里能够达到救世济人的目的呢?“持方枘而内圆凿,其能入乎?”

随后司马先生又举例:商汤时代,伊尹不得志的时候,为了实现他的理想,想尽办法,去作商汤的厨师。因此受到商汤的赏识,请他当辅相,发展了他的抱负,使商汤成为历史上的名王,他自己也达到实现理想的目的,而名留千古。

又像春秋末期的百里奚一样,在他穷困的时候,只帮着那些赶牛车的人喂牛,混口饭吃。但结果他利用了喂牛的机会,而受到秦缪公的重视,请他当辅相,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强起来。

这些过去历史上的人物也不错啊!为什么呢?有理想,有抱负,尚未得志时,不妨将就别人一点,先取得别人的信任,肯与你合作以后,才慢慢地引导他们走上大道。“作先合,然后引之大道。”那也是一种处世的办法啊!

比如像驺衍,他当时的学术、言论、思想,虽然看起来很怪,不合于学问的大道,好像是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,但是他因此受到国际间的重视。所以,这也许是他一种入世处世的方法。他最终的目的,是要引导当时那些执政者,慢慢地走上仁义道德的政治路线。那么,他的用心,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铲和百里奚的喂牛一样,都是别有苦心的了!

至于说,究竟是孔子、孟子那种严正的作人处世的态度对呢?还是驺衍他们那种立身处世的方式对呢?碰到这种问题,司马迁往往不下一个肯定的结论,这是很有趣味、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学的问题。有矛盾,也有相辅相成的作用。是与非,由读者自己去作答案。司马先生的手法,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。把一切正反两面的资料,都放进孟子的传记里,陈列摆设在你的眼前,而且也加上说明。你买了票,参观了这些资料以后,你要的是哪一样,但各取所需,各凭所好了。不过,此中含有真意,不可随便,不可马虎。

附带地再说明一下,他在这篇《孟子荀卿列传》里,最后说到荀子,他有同孟子一样的理想,但是作人处世的方向又同中有异。荀子的晚年,就到了南方的楚国,当了楚国的属地兰陵(山东)地方的首长——兰陵令。后世发展成为世家大族。

人生遭遇,有幸与不幸,虽曰人事,岂非天命哉?虽日天命,岂非人事哉?司马迁又不作肯定的评语,这等于你坐上公共汽车,或在公共场所,往往看到“银钱行李,各自小心”的警语一样有味道。对吗?

苏秦与孟子的时代

为了研究《孟子》这本书,我们在前面先简单扼要地提出了战国时期,和孟子同时的学术思想界的一般人物,作为比较,作为陪衬,使我们在研究孔孟学术思想时,藉以启发自己的慧思,同时也可以由此认识孟子之所以被尊为亚圣的道理。

但是,只从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去了解孟子还不够。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与孟子同一时代中,国际政治上的风云人物,也是我们历史上着名的风云人物——苏秦。他真是摆足了历史上的威风,但他也在年轻时期,受尽折磨,足资青年效法、惕厉。

在中国的历史上,后世一般研究史学的儒生们,尽管不重视苏秦,看不起苏秦,但是,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史上,这些大人先生们,暗地里都还是摹拟苏秦的那一套。甚至还深深地重用他的名言。尤其是当时代在变乱之中,要想拨乱反正,苏秦的那一套,是不容忽视的,并不简单。

时下有些国人,往往很幽默地把现在美国的基辛格,比作苏秦。讲实在的,基辛格还不够资格与苏秦相提并论,比之苏秦那两个小兄弟苏代、苏厉,还差得多。

苏秦生在孟子同一时代的东周,是洛阳人。东周的洛阳,是当时中央周天子的另一首都所在地,尽管那个时代天下诸侯互争雄长,争取霸业,眼里已经没有中央的周室,所谓“天下已不宗周者久矣”。但是东西两周的首都所在,到底还是有它悠久的历史文化。苏秦便出生在那个古老文化所在地的名都。研究一个人的生平,这点也是很值得注意的。

他在少年的时候,和张仪、孙膑、庞涓几个人,都是从鬼谷子求学。鬼谷子的确是当时以及后世的一个神秘人物,也是属于道家之流的隐士,我们暂时不去讲他。苏秦离开了鬼谷子以后,便想有所作为。他研究一下当代的局势,只有秦国足以举足轻重,能够影响当时的整个天下。所以他的目标,就指向了高据西陲的秦国。那个时候的秦国,是秦惠王的时代,也正是由商鞅变法以后,讲究法治、讲究富国强兵的一个时期。而后,再经武王、昭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的励精图治,才奠定了始皇一统天下的基业。

苏秦抱着满怀希望到秦国去,大概先变卖产业,又借了些债,置办得很豪华,带了很讲究的行装到秦国。见到秦惠王,提出了他对天下事的整套构想和计划。

在当时的观念里,这种情形就叫做“游说”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考试取士的用人办法,一般学者知识分子,都靠游说诸侯权贵而取得功名富贵和权力。即如孟子见梁惠王、齐宣王等提供王道德政的意见,在那个时代的风气,也都属于游说的作法。不过,后世有些人把游说这个观念,打入了纵横之学、策士之流的范围,很看不起,所以就特别把亚圣孟子的事迹,列于游说之外了。

秦皇霸业的蓝图

我们如果仔细研究,好好读一下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,其中有关苏秦当时游说的言论和思想,实在不能轻视,也不可忽视。他第一次见到秦惠王所提出的说辞,也是标榜王道的作法。不过,他是针对当时的现状,特别强调他自己的军国思想与战争理论。他说:

大王之国,西有巴蜀、汉中之利,北有胡貉代马之用,南有巫山黔中之限,东有肴函之固。田肥美,民殷富,战车万乘,奋击百万,沃野千里,蓄积饶多,地势形便,此所谓天府,天下之雄国也。以大王之贤,士民之众,车骑之用,兵法之教,可以并诸侯,吞天下,称帝而治。愿大王少留意,臣请奏其效!

苏秦初见秦惠王所提出吞并诸侯,“称帝而治”的蓝图,也便是后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线。结果,非常有趣,他的计划根本就被秦惠王所否决了。难道说,当时秦惠王的野心,还不及他的青孙秦始皇吗?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孟子同样存在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秦惠王当时对苏秦的否决辞是怎么说的。

秦惠王说:“据我所知,一个羽毛还没有长丰满的鸟儿,是不可能高飞的。一个人文教化还没有培养成功的国家,是不可以随便征伐别人的。同样的道理,德政方面,还没有扎下深厚的根基,是不可以随便动员国民的。领导人的政治教化与感召力量,还不足以使全民由衷地顺服,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责任,劳烦自己的高级干部去担负更艰巨的任务的。你苏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远千里而来到我的国家,肯这样当面教导我,非常感谢。不过,希望等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天,再向你专诚请教。”完了,下一句,在前清来讲,就是端茶送客了。在现代,就是秦惠王举起手来看一下手表,再伸出右手来准备握手送客了。

这一段在古文怎么记载呢?文字写得美极了,可是现代人读起来,不大容易了解当时的现场实况。所以大家便马马虎虎地看过去,认为这些老古董没啥意思。《战国策》上的原文是这样写的:

秦王曰:寡人闻之,毛羽不丰满者,不可以高飞。文章不成者,不可以诛罚。道德不厚者,不可以使民。政教不顺者,不可以须大臣。今先生伊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,愿以异日。

可是在当时,年轻的苏秦还要装呆,不肯马上告退,仍然继续讲下去。想把他的学问知识连肚肠脑髓都翻出来似的。你看,这多么不懂事,不识时务!他在这个时候,把中国上古以来的历史哲学、战争论、战略思想,一古脑儿都搬出来支持他当时所构想的统一天下的计划蓝图。其中,他说道:

是故兵胜于外,义强于内,威立于上,民服于下。今欲并天下,凌万乘,屈敌国,制海内,子元元,臣诸侯,非兵不可。

他的意思是说,现在的世界,必须国富兵强,具有战略上的必胜能力,然后才有道义可讲。在国际外交上,你的兵力强盛,那么你内在的道义观点,才能发挥作用。他的这一段话,甚至于整篇的建议书,都是很有道理的。

我认为,凡是现代的国民,应该把《战国策》等书好好研究,拿它和孔孟之学互相研究。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作为治事与立身、立国的中心。以《战国策》、《孙子兵法》等为权变、应变、适变、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,实在很有必要。千万不要认为这些书是老古董,根本不去摸它。要知道,你根本还没有好好地深入去摸它,哪里知道这些古董之为古?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?人云亦云,胡乱抛弃固有文化中这些宝藏,实在是很盲目,而且非常可惜。

关于《战国策》和《孙子兵法》的综合研究,我已经在“历史的经验”的讲课上,介绍过一部分,所以现在在这里只好从略,简单地提些要点而已。

苏秦说的哪怕再有理,无奈却不合时宜,所谓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,秦惠王当时面对这样一个外国来的年轻人,该有多讨厌!

这还没有完,这一回对秦惠王的当面说不成功,他还住在秦国的旅馆里,一次又一次地写计划,写报告,送给秦惠王,希望他采纳。结果,上了十次的计划报告,秦惠王没有半点下文答复他。换句话说,秦惠王根本没有理他。不过,还算好,并没有认为他是国际政治上的疯子,没有把他驱逐出境。可是,也没有给他一个小职务干干,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钱。

这一下,苏秦真完了,“一钱逼死英雄汉”,所谓“美人卖笑千金易,壮士穷途一饭难”。带出来的黄金快用完了,身上穿的那件充阔佬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,大概多少还有一点点零钱,可是绝对没有交际费用,再也没有长期住下去的能力了,因此只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家。

苏秦的还乡

原文对苏秦回家的一段情景,虽然只用了简单扼要的三十六个字,却描写得活龙活现,痛苦不堪。我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一段来讲,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青年,多注意一个人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经验的教训。不灰心、不气馁、不怨天、不尤人,立志奋发图强,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像苏秦当时那种遭遇,据我所知,我们在国外求学读书,或者从事其他方面的青年,有些也同样有这种痛苦的遭遇。结果,缺乏苏秦那样的勇气,被现实打击下去,大有可为的前途就白白牺牲了,真划不来。我们且看苏秦这一段历史经验故事:

赢縢履蹻,负书担橐,形容枯槁,面目黧黑,状有愧色。归至家,妻不下纟任,嫂不为炊,父母不与言。

我们读中国古文这三十六个字,当然先要认得字,知道了每个字的字义——说文、训佑,再来会意,便可知道作者当时描写得刻画入微。看故事是有趣得很,但读了以后,也为苏秦的遭遇觉得很惋惜。

他在秦国没有办法了,只好打回家的主意,人既失意,钱又花光了,怎么办?他不负气自杀,只能忍辱,用千万个忍字,来坚强起自己。于是他只有“赢腾履蹻”了。什么是“赢縢”呢?赢縢”也就是“行縢”的意思。赢是满。縢是那个时候准备走远路的裹脚,等于后世的绑腿。蹻是草鞋。他开始收拾行李,准备打道回家,只好用裹腿布把自己两只小腿满满地裹起来,以免长途走路,小腿的血管充血而受伤,然后又说他的鞋子也破了,新的买不起,只好穿上一双草鞋。短短四个字,便轻轻易易地形容了他当时的倒霉落魄相。

没有钱了,没有办法像开始到秦国来时有黄金百斤,雇人搬行李,那种神气的样子了。只有随随便便把破衣服、破行李捆成一堆,随身携带着好走路。好了,他这样狼狈地收拾起行李。“负书担橐”,又把那些带去的书都背在背上,书当然丢不得的,那个时候买书不像现在这么方便,印刷术也还没有发明,书是用一片一片竹简刻上去的,那是知识分子的资本,所以绝不能丢,只好背在背上。我的天哪!你看那些破书,不知道有多重啊!背了书还没完,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,归成一堆,做成担子来挑,就像从前种田的朋友挑大粪那样辛苦。他就这样一副寒酸相,从秦国首都——陕西的咸阳,回到他的故乡——河南的洛阳来了。

这一路回来,真够辛苦,你要知道,他当年还在青年阶段,因为失意、穷困,已经弄得没有一点英俊的样子了。“面目黧黑”,看起来又黑又瘦,干瘪的穷酸相。但是这还是他的外形。最难堪的,还是他当时内心的痛苦,那实在是无脸见江东父老。可是这个时候,天涯茫茫,又到哪里去呢?叶落归根,不管好不好,有个家,有个窝,总是好的。因此只好硬着头皮回家。当然,进了自己的家,一定很难过,惭愧得不得了。不要说是苏秦,大家把自己换作他的处境,就可想而知那种“状有愧色”四个字的千万痛苦了。

千古人情的嘴脸

这样还不算什么,等他到了家以后,更难堪的是他太太正在织布,看到他回来的那副落魄相,当着家人的面,也没有勇气来迎接他,再谈不到慰问了,只是仍然不停地做她手里的工作,摆出一副冷漠的态度。他的嫂嫂们,当然不会问他吃过饭没有,根本是见如不见,相应不理的样子,哪里还肯为他到厨房去做饭呢?那个时候,是宗法社会的大家庭制,他的老婆要看嫂嫂们的风向,嫂嫂们又要看着一家之主的公公和婆婆怎么办。结果呢?他的父母看了他那副样子,一句话也不和他讲。你想,他在这种情形之下,这个面子怎么办呢?

苏秦到底是了不起的青年。年轻的同学们特别要注意,在原文上是怎样记载呢?他遭遇到这种情形,既不怨天,也不尤人,只是自己重重地叹一口气说:“妻不以我为夫,嫂不以我为叔,父母不以我为子,是皆秦之罪也。”你看,这是一种什么胸襟!什么器度!他对于目前周围的情形,一点都不迁怒怨恨到别人身上去,只是深自反省自责,认为他的太太、嫂嫂、父母等人对待他这种情形,都是他自己的不是、无能,并没有埋怨他们的冷淡,更不会借酒浇愁,要打人、要接人!

还有一点要注意,苏秦的老婆,尽管当时对他的态度上很冷淡,可是并没有像周代的姜太公、汉代的朱买臣两个人的太太那样,因为嫌他穷,嫌他没有出息,就要求离婚而去了。姜太公、朱买臣后来得志了,同样情形,他两个人的太太都要求回来,结果都遭拒绝了。所谓“覆水难收”,就是在朱买臣这节故事里引用的话。至于苏秦的太太,有没有在背地里鼓励他,帮助他,像历史上许多贤妻良母那样作法,因为无明文记载,就无法查证了。这是顺便对年轻女同学们提出注意的事,请勿见怪。

其实,苏秦的这种遭遇,并不特别,古今中外的人情,大体上都同一例。我所谓大体,当然不是说社会上所有的人,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的。假如我们把历史上许多成功成名人物,在他艰难曲折的阶段,都搜罗来做一番研究,你便可以看出社会的人际状况,大概都是如此,反而觉得见怪不怪了。如果自己认识不够,非常介意这种反面的情况,便会产生愤世嫉俗等等变态心理。甚至无论你日后有成就没有成就,对人对社会,很可能形成一种仇恨的偏差心理。

我们随便提一点大家所熟知的历史经验,在所谓读书人的文化界中,让我们看看唐代元稹的三首悼亡诗,充分透露出少年落魄时代的痛苦。“诚知此恨人人有,贫贱夫妻百事哀。”就是元稹的名句,也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共有的哀呜。

此外,如韩信没有得志以前,不但要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,而且饥饿时,想吃一口饭都不容易,没有人理他,结果只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洗衣服老太太,可怜他的遭遇,把自己带出来的饭包施舍给他,让他吃了一餐饱饭。

后来,韩信功成名遂,当了三齐王回到故乡时,不但没有报复那个叫他爬在裤裆下的无赖少年,反而鼓励他、感谢他。同时,他又寻访那个施舍一个饭包的洗衣妇人,但始终没有找到。于是他只好把千两黄金,投在当年洗衣妇在那个河边洗衣服的河里去,表达他无限的谢意。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韩信以千金投河,感谢漂母一饭之恩的故事。

因为韩信具有含垢忍辱,受恩必报,受辱不怨的这种气度,也就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主要条件。尽管后来他也被刘邦夫妇所谋杀了,但撇开权势功业不谈,如果专讲作人的气度,作人的味道,韩信比汉高祖刘邦可爱得多了。即使如项羽,在作人方面,有时候也比刘邦可爱。当然,这只是讲作人,不谈处事,要讲处事,那又须另当别论了。

讲到韩信的故事,相反地,正好拿汉高祖刘邦的遭遇作一对比。当刘邦在青年的时代,一天到晚到处游荡、闹事,不务正业,一事无成的时候,他的父亲也实在看不下去了,有一次责备他几句,说他这样没有出息,实在比他二哥刘喜差多了。老二规规矩矩为家里添置了产业,所以家里人都很喜欢他二哥。至于他大哥,很早就死了。有一次,刘邦带了几个平日和他一起混混的朋友,回家吃饭。他的大嫂骗他说没有饭菜了,朋友只好离去。刘邦自己到厨房一看,原来饭菜还有的是,于是怀恨在心。

后来他当了汉高皇帝,封他二哥为代王,封他弟弟为齐王,就一直没有封他大哥一家人任何职位。他父亲向他讲了,于是便封了一个“羹颔侯”给大哥的儿子、这是对他大嫂当年不请他朋友吃饭的回报。当未央宫落成时,他大宴诸侯群臣,席中向他父亲敬酒时说:“始大人常以巨无赖,不能治产业,不如仲力。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?”刘仲就是刘邦的哥哥。刘邦问父亲:你现在看我比起二哥来,哪个有出息?哪个弄的产业多呢?搞得他父亲啼笑皆非,无法答话。你看他多小气!哪里真够“豁达大度”四个字的份量呢?

不过,话说回来,刘邦比起历史上其他许多的帝王,他又的确好得多,有些地方还不太失“豁达大度”的作风,所以历史上对于汉高祖这四个字的评语,也可说是由于比较性格而来的评论而已。

我们讲苏秦失败的情形,又顺便扯出了这些故事,都是为了说明古今中外的人情常态。我们现在讨论孟子,顺便联想到孟子的母亲对于孟子教育上的伟大之处,孟子所以表现出和苏秦迥然不同的圣贤人格,和这位孟太夫人的教诲,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苏秦成功的秘诀

好了,现在我们来看看苏秦当时发奋图强的另一页。他回到家里以后,在那种重重打击的情形之下,不怨天,不尤人,已经太难得。同时他又踏实地作一番自我检讨,因此,他在含垢忍辱之下,连夜检阅自己的藏书,在几十种古书里,他特别找出了姜太公所着、与《阴符经》有关的谋略之学。他重新开始研究阴符谋略,仔细去抉择它的精要。读到夜里想睡觉时,他便拿起锥子来刺自己的大腿,以警觉自己。因此我们古人有勉励青年人求学的名言,所谓“头悬梁,锥刺股”。其中锥刺股的典故,便出自苏秦这件事的。好在他有强健的身体,能够熬得过这种自虐式的刻苦奋斗,所以大腿常常被刺得血流到脚上,他都能忍受得了,如果没有充沛健康的体能,那就早已完了。他这样的用功,经过了一年,便很自信地能说动当时各国的政治领袖,所谓“当世之君”的人主们了。他的原文是从前面提过的“皆秦之罪也”之后,接着还有这样的记载:

乃夜发书,陈箧数十,得太公阴符之谋,伏而诵之,简练以为揣摩。读书欲睡,引锥自刺其股,血流至足。曰:安有说人主,不能出其金玉锦绣,取卿相之尊者乎?暮年揣摩成,曰: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!

王霸互用的失败

我们讲到这里,暂且告一段落,先回转来看有关苏秦成功与失败的几个重要问题:

第一,关于苏秦的学术思想问题。

大家都知道,他在少年时代,和张仪、庞涓、孙膑他们,都是鬼谷子的学生。孙膑和庞涓出山以后,正值当时国际间的风云排荡之秋,在军事的战争上都有所成名,这不在本题范围,不去讲他。苏秦与张仪和他们不同,走的是政治路线。

搞政治,当然要牵扯到学说思想问题。我们看过苏秦初见秦惠王的游说资料,很明显地看得出来,他在出道之初,讲的也同当时一般学者一样,大体都是从传统文化的王霸之道的学说思想范围,来分析当时的现势,贡献自己的主张和计划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更没有如后世小说家所想象的,鬼谷子传了他一套“呼风唤雨,撒豆成兵”的特别本事。

为什么苏秦当时所讲比较正规的学术思想,却不能被当时的老板们——所谓“人君”的人主们所接受呢?这是为了什么?如果只拿文化衰落、政治道德败坏等老套观念来看,当然也是理由,实际并不透彻。究竟是什么原因?大家不妨多去读读书,多用思考去研究研究看。不过,由此显而易见的是苏秦那种初期正反互相参合的学说,已经无法扣动当时的人主们之心弦,何况我们的孟夫子,动辄就搬出王道的大道理呢!那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,到处吃不开了。

很可惜的是,苏秦后来还有十次对秦惠王的建议论文,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。否则,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文化遗产中,也必可以成为一家之言,一定也占有相当的价值。不过,话说回来,苏秦本人的思想,只讲现实,并不注意学说思想的真正精神。也许,他认为那些建议意见,是失败的,所以便没有让它流传了。

《阴符经》的启示

第二,《阴符经》与苏秦后来成功的问题

我们看了以上的资料,都知道苏秦从秦国失败回家以后,关起门来,苦苦地再来用功读书。据说,读的是。周朝初期极富传奇性的人物——姜太公(吕尚)所传的那本《阴符经》。因此,自秦汉以后,很多人都在找这本出过历史性的大风头、有旋乾转坤之能的神秘奇书。学政治的,学军事的,甚至学神仙道术的,统统都在找它。另外有个类似的传说,圯上老人——黄石公,给了张良一本书,张良读了以后才能再度出山,成为帝王师的风云人物。有人说,圯上老人给张良的,便是《素书》,因此许多人也拼命去读《素书》,想在其中找出求得功名富贵的捷径。

事实上,我们都知道,从古代流传下来的《阴符经》和《素书》,据学者们的考证,都是伪书,是后人所假造的。那两本真书,早已收归天上,不落人间了。而且我们现有的《阴符经》有两种:一种是所谓黄帝时代所着的《阴符经》,是道书,当然也可以在其中牵强附会,套上政治学、军事学、谋略学等许多大原理原则。还有别一种《阴符经》便是所谓《太公兵法》,实际上都是伪书。书本虽然出于后世才人的伪造,但它的内容、价值,却不可以因为是伪书便一笔抹煞。这等于国际市场上某些精良的赝品,不但可以乱真,甚而有时简直可以同真了。

现在我们再来讲苏秦。他在家里,又下了一年昼夜关门苦读的工夫,便很自信能说动当时的人君们。难道说《阴符经》真有这样神妙吗?你若把流传下来固有的《阴符经》,或《太公兵法》,或者《鬼谷子》那些书都拿来研究一下,如果自己没有高度的智慧,足资自我启发的话,那你很可能要被那些书本所困扰,变成一个食古不化,迂腐而迷好神奇,愈来愈不切实际的老冬烘了。

但是,根据史料的记载,苏秦再度出来的成功,的确是由研读《阴符经》所致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因为在我们的古书里,所谓阴符也好,六韬三略也好,这些书本统统属于谋略学的范围。大体上,所有论说的内容,都是用古代简练的文字,根据天道、物理等奇正反复、阴阳互变、动静互用的原则,来说明应用在人事上的原理。这所谓人事,包括了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外交、社会等等人际关系的事务。苏秦再读《阴符经》以后,启发了他的思想,重新仔细研究当时的天下大势,使他有了新的启示,形成一套适合于当时国际现势的新的谋略构想,因此便建立信心,自认为再度出山,必然可以切合当时人主们现实的需要,必定会采纳他的意见而使自己达成愿望。

由这里,我们可以了解,世界上不管哪一门学问,必须要从读书求知识,受教育而建立基础。但是书本上的知识,都是由于前人的经验累积所集成的产品。当你吸收了这些知识经验以后,必须还要自己能够消化,能够加以发挥,产生出你自己新的见解,才是构成学问的最主要因素。如果呆呆板板地被它所范围,那就变成了所谓的“书呆子”了。其实,书呆子的确也是人类文化的艺术产品,有他非常可爱的一面。但是,往往运用到现实的事务上,便又很可能流露出非常可厌的一面,成为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古人名言的反映了。苏秦他再度的出山,便是由书呆子的蜕化而成功的。

图取个人权利

第三,我们要注意苏秦在历史文化上的价值问题。

我们历史文化的根本基础上,几千年来一仍不变的重心所在,就是传统文化中王道的精神,也便是孔孟一系儒家学术思想的道统。严格说来,这种文化维系续绝的道统所在,倒并非因为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缘故。实际上,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先天性地爱好人道和平,重视接近天则的王道教化,而薄视巧取豪夺的权谋所致。

因此,在我们的文化史上,尽管有非常可爱、非常重要的诸子学说思想,但也只能把它用来作为文化学术的旁通陪衬,而不能认为是正规的文化中心思想。更何况如苏秦、张仪之流的纵横谋略之学,只是从个人的权利思想出发,图得个人平生的快意,他的用心动机,并没有为国家天下长治久安作打算。因此,虽然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上煊赫一时,风云了二三十年,但毕竟要被历史的天秤称量下去,并不予以重视。

再说,我们虽然只是简略地读了前面引述苏秦出处的那些资料,但在大体上,已可了解他是深受当时的时代环境、社会风气和家庭背景所影响。他并不能像孔子、孟子那样具有“确然而不可拔”的特立独行的精神修养。所以他始终只能成为一个大谋略家,一个聪慧的凡夫,绝对无法成为一个超凡的圣人。那么,在这里我们对于凡夫与圣人的分野,又如何来下一个定义呢?很简单:

在现实的人生中,只为自己一身的动机而图取功名富贵的谋身者,便是凡夫。

在现实的人生中,如不为自己一身而谋,舍生取义,只为忧世忧人而谋国、谋天下者,便是圣人。

所以我们只要看苏秦的传记上,当他学成再要出门时的豪语:“安有说人主,不能出其金玉锦绣,取卿相之尊者乎”的几句话,就可以看出他的器识志量只在财势而已。

在这里,使我想起当年在四川时,听一位西蜀的前辈朋友,告诉我们戏中几句幽默的戏文。其实,我觉得不单是平常的幽默,简直是对英雄主义的讽刺,也是人生哲学的透视。现在可以用来对苏秦的这个历史故事作类比。

川戏、汉戏,差不多都是同一系统的地方性艺术。也和京戏一样,在作戏的时候,要配上那些吵死人的大锣大鼓。当然,京戏原来就由安徽湖北戏变来的,大锣大鼓也有极大的学问,年轻同学们对这一部分国粹不可以太轻视。

现在我要讲的,当川戏中唱某一出大戏时,先在震天价响的大锣大鼓开场下,出来了两位披大氅,武生打扮的绿林英豪。他们用大氅遮住面目,在戏台上先用英雄式的快步转上一圈,然后在戏台的中央当众一站,虎虎有生气地撩下了遮面的半边大氅,就开始唱起他们自报名来的道白了。一个英雄唱的是:

“独坐深山门幽幽,两眼瞪着猫儿头。(当年四川路摊上卖给劳力人们吃的白饭,添在碗中高高超出鼻尖的那种便饭,就叫做猫儿头。)如要孤家愁眉展,除非豆花(儿)拌酱油。”

你看,所谓占山立寨的英雄豪杰们,他最基本的要求,和最终的目的,还不都是为了吃饭吗?只是被他这种装扮,配上幽默的对白和做作,一说穿,人生本来如此,于是就逗得人哈哈大笑了!

另一个跟着唱白的是:

“小子力量大如天,纸糊(的)灯笼打得穿。开箱豆腐打得烂,打不烂除非(是)豆腐干。”

这可真够幽默了,这四句话说穿了人毕竟都是人,就是这样的平凡,拆卸了英雄心理上的伪装,谁人又有多大的了不起呢?

好了,笑话也说过了,由这个笑话的题材,我们再回转来看苏秦的动机,所谓“出其金玉锦绣,取卿相之尊”的语句文辞,和所引用川戏中的两首白话诗来对看,就不用我再来下结论了。

佩六国相印的显赫时期

在战国的后期,国际上所有盛极而衰的强国,尽是一片纷纷扰扰的局面,都畏惧崛起西边的强秦,没有哪一国真敢和秦国抗手争衡的。即如孟子所见最大的、最古老的齐国之君齐宣王,也不例外。那么,苏秦这次的再次出门游说,要想实施他合纵抗秦的联合国计划,实在也真不容易。不要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如此之难,即如后世的历史上,以一介平民的书生,毫无背景,毫无凭借,要想掌握整个天下于股掌之间,成立一个空头联合战线的王国,除了苏秦以外,实在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

我们读历史,不管从哪种角度来衡量,随便怎么看不起苏秦的作为,但他毕竟还是有他对当时时代贡献的功绩存在。他后来能够南北奔走,把国际间联合战线组织成功,身佩六国相印。在私的方面,果然耀武扬威地让他家人和嫂子们羡慕不已。在公的方面,他也着实作到了吓阻强秦而不敢轻易发动侵略的战争。因此而使当时战事连绵的天下时局,能够由他手里一直安定和平地过了二十多年。不但当时的六国诸侯深受其利,间接地使当时天下各国的人民,能够喘息安居,半生免于战争戎马的祸患,实在也是很大的功德。虽然他只为现实利益,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,但是他所造成事功的伟业,岂可轻易地抹煞。事实上,孟子在当时,也有所未能。

如照孔子评论管仲等人物的语调,假如孔子迟生在苏秦之后,也许会给他一句“可谓能矣”的评语呢!

历史的是非,到底也有公论,我们只要看一看刘向着《战国策》的序言,便可知苏秦的确也有可贵可爱的一面。如刘向所说:

夫篡盗之人,列为侯王,诈谲之国,兴立为强,是以转相放效。后王师之,道相吞灭,并大兼小。暴师经岁,流血满野,父子不相亲,兄弟不相安,夫妇离散,莫保其命,湣然道德绝矣。……

故孟子、孙卿(荀卿)儒术之士,弃捐于世。而游说权谋之徒,见贵于俗。是以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、陈轸、代、厉(苏秦的小弟)之属,生纵横短长之说,左右倾侧。……

然当此之时,秦国最雄,诸侯方弱。苏秦结之,时六国为一,以傧背秦。秦人恐惧,不敢窥兵于关中,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。……

战国之时,君德浅薄,为之谋荚者,不得不因势而为资,据时而为画。故其谋扶急持倾,为一切之权,虽不可以临国教化,兵革救急之势也。皆高才秀士,度时君之所能行,出奇荚异智,转危为安,运亡为存。亦可喜,皆可观。

我们要注意,苏秦第一次游说的失败,是先走强国的路线。这一次他再度出门游说,经由赵国,先到北方的燕国。燕文侯被打动了心,最后对苏秦说,愿意把全国的力量托付他,以便从事南北联合阵线的合纵工作。并且给他足够的活动资金,又为他装备豪华的外交马车。如《战国策》所记:

燕王曰:寡人国小,西迫强秦,南近齐赵。齐赵强国也。今主君幸教,诏之合纵以安燕,敬以国从。于是赍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。

从此苏秦便一路顺利地到了赵国来游说赵肃侯。结果赵王也和燕文侯一样,愿意把国事全部付托给他,而且比燕王更加倍地供给苏秦活动资金和外交排场。

如所记:

赵王曰:寡人年少,莅国之日浅,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,安诸侯,寡人敬以国从。乃封苏秦为武安君,饰车百乘,黄金千镒,白璧百双,绵绣千纯,以约诸侯。

你看!这一下苏秦的神气更大了。他到了韩国,结果韩宣王又是说:“敬奉社稷以从。”

接着,他到魏国来说动了魏襄王,也就是孟子批评他“望之不似人君”,看不起他,施施然而去之的魏襄王。结果他也同燕赵韩一样,完全听命于苏秦。

等到苏秦再到齐国来见那一位向孟子请教过,结果是话不投机的齐宣王,也是“敬奉社稷以从”,向他拱手拜托了。

最后,他到南方说动了楚国的威王,楚王当然也是以“谨奉社稷以从”作结论。到此,司马迁写《苏秦列传》便说:“于是六国纵合而并力焉,苏秦为纵约长。”“纵约长”,相当于现在所谓联合国的秘书长。“并相六国”,同时兼任当时国际上六个国家——燕、韩、赵、魏、齐、楚的辅相职务。

这个时候的苏秦,神气可大了。现在美国出了一个小小的基辛格,哪里能够与苏秦相提并论。

不过,最有趣的,是《战国策》中,首先在《秦策》里所记述苏秦那篇的结尾一段,他写实的描写,也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所写的一样有趣。虽然我认为《战国策》里对苏秦的一段结语,正好为他作盖棺论定的画龙点睛。不过,为了文章安排的次序顺畅,我们还是采用了《史记》的一段,更为条贯。

苏秦组织联合战线的合纵计划,由北到南;一路外交活动的成功之后,他必须回转北方,向开始发起的燕赵报告。在北上的途中,必须经过他的故乡洛阳。这一路行来,后面侍从的车驾阵势,非常浩大。随行的行李和卫队,当然也可想而知,真是威风十足。更何况各国的诸侯都派遣了特别使节来欢送他。那种神气,简直就相当于当时执掌政权的诸侯王者一样。

因此,搞得当时在洛阳的中央天子周显王,听了这种情况,心中也有点惴喘不安了。因为苏秦本来是他中央直辖治下的平民,并且在他第一次出来游说时,也曾先向东周提出过意见,结果被打了回票。所以这次周显王更显得有些难堪了。因此,只好派了专人为他清理还乡的道路,又加派了一位代表远到郊外去欢迎他。如:

北报赵王,乃行过洛阳。车骑辎重,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,疑于王者。周显王闻之恐惧,除道,使人郊劳。

苏秦的书生本色

现在我们继续看苏秦回到故乡后的记述,不但是很有趣味的历史故事,同时也可以启发我们对人生观的哲学思想,以及作人处世,在义、利之间的取舍,非常值得注意。先看这一段绝妙的原文:

苏秦之昆弟妻嫂侧日不敢仰视,俯伏侍取食。苏秦笑谓其嫂曰:何前倨而后恭也?嫂委蛇蒲服,以面掩地而谢曰:见季子位高金多也。苏秦喟然叹曰:此一人之身,富贵则亲戚畏惧之,贫贱则轻易之,况众人乎!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,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!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。初,苏秦之燕,贷人百钱为资,及得富贵,以百金偿之。偏报诸所尝见德者。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,乃前自言。苏秦曰:我非忘子,子之与我至燕,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,方是时,我困,故望子深。是以后子。子今亦得矣。

这段原文接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天子周显王也派特使出来欢迎之后。

苏秦当时那种威风荣耀,比起唐朝的士子们,考取了进士便自比做登仙而升天的情景,远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个时候,他的父母兄弟妻嫂,全家人都出动到郊外去欢迎他。等到苏秦的全副仪仗到家以后,他的兄弟、太太、嫂子们,都不敢拿正眼来面对着他,只敢低着头,偷偷地拿眼角瞄视他,而且都弯着身子,用半跪式的姿态侍候他,等着他来吃饭。

苏秦看了这种情景,就笑着对他的大嫂说,你在我当年失意回家时,不肯为我做饭,现在为什么又这样地多礼呢?我们读了苏秦这句“何前倨而后恭也”的问话,果然觉得他也未免有点小气。但要知道,这是人之常情,除非真正的圣哲,可以淡忘过去的嫌隙。不然,任何一个平常人,都会有这种介意的心理存在。只是耿耿在心的介意,没有采取难堪的报复做法,已经算是第一流的豪杰之士,何况苏秦还坦坦白白地用笑脸说出他的幽默话呢!好了,理论少讲,我们快看这一幕家庭闹剧是怎样地演出。

他的嫂子听了苏秦类似讥讽的幽默以后,挂不住了,生怕苏秦会拿权势来报复她,干脆便一跪到地,扑下了身子,正如后世所谓的“五体投地”的拜倒在地,一面向他道歉,一面说了一句非常坦白的良心话:因为我现在看到你官位又高,钱又多,所以我要对你好好地巴结了!这句“见季子位高金多也”真让人拍案叫绝,如果也用金圣叹批小说的手法来讲,可批:“好个苏大嫂!可以浮一大白。”

苏秦问得讥讽、幽默。苏大嫂答得也真够坦率,真够心直口快,说出了千古人情的真话。

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礼敬,是要极高度的学问修养才能做到。否则,绝对纯朴,没有学识的人也能做到。除此之外,人与人相处的礼敬态色,不是为了权势的高位,就是为了你有多金值得重视。如果既有高位,又有多金如苏家的老三,当然会有人向他拍马屁了。

季子,是苏大嫂在家里叫苏秦老三或三叔的口头语,并不一定是苏秦的名字。不过,古人的口语,记之于文字,后来往往便把它当作了文词。

我想这种人生滋味的经验,在每个人的心史上,或多或少都有过记录的。只是在苏秦这里,叔嫂两人的对话中,坦白地说出了人情世态的真相,便觉得够刺激!够痛快!

也由于苏大嫂的坦率,便接着引出苏秦对人生观的哲学言论。当然,那个时候还没有新闻记者来访问他,所以不是要记者发表的私人意见,更不是他代表合纵政策的联合公告(一笑)。当他听了他大嫂的话,便很感慨地说:唉!当年落魄回家的苏秦,也就是现在的我,同样的一个人,当你富贵的时候,亲戚朋友都畏惧你,敬重你。当你贫贱的时候,人们就轻视你,把你看成不值一顾的人。像我苏秦这样的人,对于人生的遭遇,也深刻地体验到“人情冷暖,世态炎凉”的味道,何况平常的一般人呢?注意!我们要特别注意原文中“况众人乎”这句话的语意。为什么呢?苏秦的语意是很坦白地说,像我苏秦这样有出息的人,虽然有一半是运气,但是也算难得了。至于一般平常的普通人,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努力的成果,有这种好运的机会。因此,世界上那些注定要受委曲的人们,还不知有多少哩!这便是苏秦的哲学观点,苏秦的书生本色,的确明通世故,透达人情到了极点,所以他的成就,也并非偶然侥幸得来的。

但是,这一段文章里的“况众人乎!”也可以照一般的解释,是说像我的家人亲属们,在我失意的时候,也是那样地鄙视我。现在在我得意的时候,又这样地巴结我。至亲骨肉尚且如此,何况一般毫无关系的外人呢!

这还不算,最可爱的是苏秦接着说出他的坦率话。他说:假如我当年自己手里有靠洛阳城郊的好水田二百亩,那我宁可在家里享受田园之乐,在农村社会作一个小小的富家翁,享享福,谁又愿意出去奔走四方呢!不过,我苏秦真要有那种好的家庭环境,那么,我今天哪里可能一身掌有六个国家的辅相大印?

所以人生的福祸都很难说,我们如果从道德果报的观点来看,便有后世宗教家们所说的:“祸福无门,唯人自召。”如果只从哲学的观点来看,便符合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;塞翁得马,焉知非祸。”的至理名言。

讲到苏秦所说人生哲学的道理,使我联想起现代史上一位名公巨卿的故事。当他少年时,开始出来学军事,当小排长的时候,他的同袍看到他日记里写着,如果他有五百块大洋,可以回家买几亩地来种田的话,实在不想这样辛苦。他哪里想到后来居然成为国家重镇,在历史上留名呢?同样情形,在唐末的乱世中,吴越王钱鏐,原先也只想在贩盐的行业里,多纠集些人手来保护自己,他哪里又预料到后来能屏障东南,做到了“满堂花醉三千客,一剑光寒十四州”的封王局面呢?再说,朱元津要不是因为当小和尚碰到荒年,出去化缘也难得温饱的话,他也不会去投军。当时他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后来竟然当上皇帝。当汉光武刘秀还没落在民间的时候,他的最大希望,只想做到帝都卫戍司令的职位,然后讨到阴丽华来做老婆,“仕宦当作执金吾,娶妻当得阴丽华”就志得意满。哪里又想到竟然作了汉代中兴的令主呢?诸如此类历史人物的类同故事很多,不再多讲了。

不过我们要知道,像苏秦那样的人物,在踌躇满志的时候,仍然能不失书生本色。播然憬悟到人生哲学的道理,总算不太容易。但是,苏秦是属于豪杰之士的人物,豪杰也是凡人,不能以他的一个人生,来偏盖一切的人生观念。另外如孔孟一系的儒家圣哲们,他们的人生哲学,一开始发心立志,便要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就如各个大宗教教主们的救世淑世主义者,当然又比苏秦的人生境界,超越了许多。其他如道家的隐士们,那种遗世独立的情操,又是另一种人生类型的风格。

因此,我们在现实的人生社会里,必须有独立不倚的澡雪精神,才能挺拔在“位高金多”的俗世之中。例如宋人陆仲微有一段对人生观的名言,实在可作为热衷于富贵中的清凉剂。他说:“禄饵可以钓天下之内才,而不能啖尝天下之豪杰;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猴士,而不能陆沉天下之英豪。”

苏秦的义利之辨

在艰苦中成长成功之人,往往由于心理的阴影,会导致变态的偏差,这种偏差,便是对社会、对人们始终有一种仇视的敌意,不相信任何一个人,更不同情任何一个人。爱钱如命的悭吝,还是心理变态上的次要现象。相反地,有器度,有见识的人,他虽然从艰苦困难中成长,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义的胸襟怀抱。因为他懂得人生,知道世情的甘苦。

苏秦是豪杰之士,所以他在憬悟到人生的正面和反面,人性的美好和众生相的丑陋以后,便慨然拿出千金,普遍散赐给宗族和朋友们。同时还报过去穷困时对他有恩惠的人。当他第二次出门到北方去的时候,有一位乡邻,借给他一百钱做路费,他便加十倍的回报,还了他百两黄金。这种举动,看起来、说起来很容易,事实上,到了自己头上,要痛痛快快、慷慷慨慨地做起来,就真不容易。还有太多的事例,在此不多作讨论。

原文中接下去,另一小节的记载,很好笑。当苏秦在家乡正做这样豪举的时候,有一个乡亲是当年跟他到北方燕国去的,可是苏秦这次却对他没有什么表示。这个人干干脆脆,自己直接向苏秦说,我跟你没有功劳,也总有些苦劳,为什么你不给我一点好处呢?苏秦说,对不起,其实我没有忘了你,只是你太过份了,当我在艰苦的时候,很需要你跟着我,帮忙我到燕国去,可是你看我当时在赵国没有什么成就,所以在我渡过易水要到燕国去的最困难关键上,你再三想离开我,不肯再帮我了。你要知道,在那个时候,正是我困难得要命的时候,多么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和鼓励。可是你却很势利,真让我痛心极了。所以现在我故意把要给你的一份摆在最后,也是给你一点教训的意思。好了,你现在又当面来要求,当然有,这一份便是我为你准备的,现在你拿去吧!

在《史记》里,司马迁写《苏秦列传》,把这样一件小事也记载上去,这正如现代的我们写白话传记一样,在一件小事上,一个小动作上,特别加以叙述,此中往往衬托出很重要的观念,要读者好好去思辨,好好去体会。

最后,司马迁写着:“苏秦既约六国从亲,归赵,赵肃侯封为武安君,乃投从约书于秦,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。”

但后来刘向在《战国策》的序言上,却说:“秦人恐惧,不敢窥兵于关中,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。”

这里与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所载相差十四年的问题在哪里呢?司马迁说的十五年,是苏秦手里的事。刘向说的二十九年,包括了苏秦、张仪、苏代等当政的年限。张仪是他同学苏秦一手计划培养的,故意造成反对派势力,帮助秦国破坏了苏秦合纵以后的计划,另创一个连横的联合战线,与苏秦的原计划相抗衡。其实,都是他们两个同学的袖里乾坤,故意一正一反来玩弄诸侯,摆布天下。同时因苏秦的影响和培养,跟着又有他的弟弟苏代、苏厉等,也是走他的老路,纵横捭阖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之间。

反正总结起来,都由于苏秦一手的创作,而减弱了当时国际间的连绵战争,维持了二、三十年大体上还算和平安定的局面,虽然最后苏秦还是在齐国被人行刺而死,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功绩,却不能不归之于苏秦的谋略。

生死之谜

可是,最近我听人说,又有新的出土资料,足以证明苏秦当时在齐国并没有被刺死,可能只是受伤或是的装受伤,他是道道地地的功成身退,归隐去了。后来还活到相当氏的岁数。

我是没有亲眼看到这些资料,到现在还只是道听途说而已,假如是真有其事,那么我们对于苏秦的评价,还要高得多了。这样一来,范蠡的逃名归隐,虽然独步于先,后来的这个苏秦也很高明,他使写历史的人,更并不清他的下落,岂不是比范蠡逃名得更有趣,真不愧是鬼谷子的弟子了。后世道家的神话传说,当苏秦功成名遂之后,便回去找他的老师鬼谷子,学道修仙去了。

不管如何,苏秦一生的作为,在历史文化上,很明显地可以看到,他是位非常高明的豪杰之士,他既不想做英雄,当然也谈不到圣贤的作为。但也不能像过去学者们的成见一样,只把他打入谋略家,好像他只懂得纵横捭阖的阴谋策略,完全忽略了他对当时历史时代上,的确已经做到了挽救战乱危机而措置和平达二十多年的贡献。有多少人的生命财产,都在他的一念卵翼之下而安享了天年。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战国末期的战史,包括国际性、地方性的大小战争来看,便可知道过于轻视苏秦的功劳,那也是很不公平的。

那么,为什么又说他不想作英雄呢?这很简单,在他后来左右逢源、摆布整个国际天下在他指顾之间的时代,他没有一点野心,想走那三家分晋,或者田氏篡齐的作为。就如他在燕国,以及他在赵国,受封为武安君那段时期,也没有过分地干扰弱国之燕、赵的实际内政。再拿他得志回家,分财施人的作风,来对比研究,便可想见苏秦书生本色的个性,的确有过人之处。

如果新近的传说属实,真有新出土的资料,证明苏秦后来是逃名隐遁了,又安享余年,还活得不算太短的长寿。那么,就要对他高明的人生哲学观点另加评价了。或者,在他经历上,对于人世间的历史哲学观点,确如范蠡他们一样,另有独到之处。在这里,使我想起了明代苍雪大师一首题画诗的哲学意境:“松下无人一局残,深山松子落棋盘。神仙更有神仙着,毕竟输赢下不完。”倘作如是观,那他岂不是更神奇了吗?

再说,司马迁特别为苏秦写了一长篇的列传,不厌其详地为他记述合纵的情形,也实在有他的深意存在。关于苏秦死后的传说,究竟如何?他也有点怀疑,只是资料不足,不敢写得太过分。但是他对后世一般人对苏秦的看法,也不太同意。不过,不能说得太明显,恐怕后来的人,不讲道义,只想学谋略,画虎不成反类犬,那就不好。我们只要读一下他在《苏秦列传》最后的评语,便可知道了:

太史公曰:苏秦兄弟三人,皆游说诸侯以显名,其术长于权变。而苏秦被反问以死,天下共笑之,讳学其术。然世言苏秦多异,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。夫苏秦起间阎,连六国从亲,此其智有过人者。吾故列其行事,次其时序,毋令独蒙恶声焉。

我们在讲述《孟子》之前,花了不少时间来讨论孟子时代战国末期的情势,又附带地多讲一段苏秦故事,用来衬托出孟子特立独行的立身处世的圣贤之道,究竟是为了什么呢?

因为我们生当此时此地,现实世界的局势,就如春秋,就如战国,尽管时代有不同,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、形势都有不同,但在大经大法、大原则、大原理的变化之际,国与国间,人与人间,古今中外,并无例外。所以特别提醒注意,希望年轻的同学们,为国家的将来,为自己,都能花些精神,多去读《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这些书,只要能够善于读它,必定会有用的。的确是“其智有过人者”,例如苏秦、张仪两位同学,故意制造了正反相妨,而又相辅相助的反复阴谋,便使整个天下,在他们手里玩弄,使天下在他们手里安定。由此而知,今天世界上的故唱和平,实力倡乱的反复阴谋等等,只要你真正懂得《战国策》的策眼,便可一觑看穿,不会上当的。

同时,我们这次讲《孟子》,正好看看孟子与苏秦等人先后都见到的齐宣王、魏襄王他们,当时的国势和他们的内政国情是怎样的。为什么孟子要这样说,苏秦和齐魏两国的王者,又要那样做,这是什么道理?在《孟子》本书上找不出相反的资料,而在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上,却可以找出一些道理来。所以我采用了这个研究方法,不但不会使苏秦“独蒙恶声”,也可将《孟子》读得活活泼泼的,富有生气,因而更能领略得亚圣之所以为亚圣也。

戊子三十六年,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,合纵以摈秦,以苏秦为纵约长,并相六国。

己丑三十七年,秦以齐魏之师伐赵,苏秦去赵,适燕纵约解。

壬辰四十年,宋公僵逐其君剔成而自立。

癸巳四十一年,秦张仪伐魏,取蒲阳,既而归之,魏尽入上郡,以谢秦,以仪为相。

丙申四十四年,赵式灵王雍元年,是岁秦称王。

丁西四十五年,苏秦自燕奔齐。

戊戌四十六年,秦相张仪免,出相魏。

庚子四十八年,王崩子定立。

辛丑元年,卫更贬号日君。

壬寅二年,孟柯适齐。

癸卯三年,楚赵魏韩燕伐秦,攻函谷。

甲辰四年,苏秦已死,魏请成于秦,张仪归,后相秦。

乙已五年,秦代蜀,取之。

丙午六年,王崩,子延立是为赧王。

丁未元年,齐伐燕取之,醢子之,杀故燕君啥。

戊申二年,楚屈匀伐秦。

己酉三年,燕人立太子平为君。

庚戌四年,秦使张仪说楚、韩、齐、赵、燕、魏连横以事秦,秦君卒,诸侯复合纵。

辛亥五年,秦张仪复出相魏。

壬子六年,张仪死,秦初置丞相,以樗里疾、甘茂为左右丞相。

癸丑七年,秦甘茂代韩宜阳。

经史合参

我们这次研究《孟子》,是采用“经史合参”的方法。所谓“经”,就是《孟子》七篇的本经。所谓“史”,就是指孟子所处的时代——如齐梁等国当时约略可知的史料。除了《孟子》本经之外,同时配合战国当时相关的历史资料,来说明孟子存心济世的精神所在。

过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读《孟子》,往往觉得很枯燥乏味,只是为了传统的要求,作教条式的信仰,填鸭式的记诵,或多或少,总存着不是绝对信服的心理。如果把学力加上年龄,再加上对世事的经历和观察,慢慢到了年事老大,才会觉得孔孟之学在人道的立场上,的确是有它圣之为圣的道理。但学力加年龄加阅历,说来只是一句话,实际上却是一段漫长的路程,同时夹杂着许许多多的甘苦。所以我认为针对现代情况的需要,用经史合参的方法来认识孟子,也许有很多方便。

讲到这里,顺便想起一个历史上有关孟子的故事,那就是明太祖朱元津的趣事。朱元漳当了皇帝以后,大概也和我们年轻时的心情思想一样,非常讨厌孟子,他认为称孟子为“亚圣”,把他的牌位供在圣庙里,实在不配,因此取消孟子配享圣庙之位。晚年他的年事阅历多了,读到《孟子》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恒过,然后能改;困于心,衡于虑而后作;征于色,发于声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拂士,出则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,而死于安乐也”一节,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,认为孟子果然不失为圣人,是亚圣,于是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圣庙之位。

这个故事表面看起来很可笑,蛮好玩,实际上也正好说明了我们研究孟子的中心关键。同时也是英雄与圣人、王道与霸术分野的道理。

梁惠王的先世

现在我们手里拿的这本《孟子》,第一篇是《梁惠王》即孟子见梁惠王。关于他们的对话,原文俱在,暂时搁在一边;我们现在先要把梁惠王当时的魏国情势,作个简单的了解。

梁惠王便是魏惠王,因为他当时迁都到大梁(河南开封),所以一般习惯,又称他为梁惠王。

战国时期的魏国,是和韩、赵两国一样,他们的祖先原来都是晋国的重臣。到了春秋末期,在晋昭公之后,便衰弱到“六卿强,公室卑”的情势。魏国的祖先,也是晋国后期的重臣——六卿之一的魏桓子,他和另外两家晋国的重臣韩康子、赵襄子,共同阴谋灭了苟家的智伯以后,便三分其地而据以称强了。这个阶段,也正是孔子的晚年时期。

跟着,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战国时期开始。魏国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,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、子夏的学生,接受孔子经学的熏陶。孔子过后,子夏讲学河西,便是这个时期的事。魏文侯另外还有一位高明的老师田子方。又向当时有名的高士段干木谦虚请教,他和段干木是师友之间的交谊,有很好的感情。因此他把魏国打好基础,变成战国初期的一个文化强国。在政治方面,他起用了历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门豹,主管河内(今河北及陕西、山西部分地区),成为中国政治史上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。

魏文侯死后,他的儿子魏武侯继起,在文化的成就上,当然比不上他的父亲,但在武功上,则更强大。他用了历史上名将吴起,同时与韩、赵灭掉宗主国的晋国,而三分其地。

魏武侯死后,他的儿子继位,干脆直接称王,叫魏惠王,也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。

梁惠王当然比不上他的祖父魏文侯,而且也比不上他的父亲魏武侯。同时,他所处的时代环境,比起他父亲、祖父的时代,又更复杂困难了,这也是事实。不过历史上的名将孙武子的孙子———孙膜,打垮他同学庞涓的一场着名战争,那个庞涓,便是魏惠王亲信的大将。在这以前,魏惠王也曾有过赫赫的战功,打败过韩国、赵国、宋国。而且还能威胁到鲁、卫、宋、郑等国来朝,和他建交。同时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。

商鞅和梁惠王

可是魏惠王在历史上,却有一件很滑稽的遗憾,也可以说是很滑稽的损失,那便是把一个在他手里的人才,轻轻地漏过溜掉,使他后来在霸业的企图上吃了很大的亏。这个人便是使秦国变法图强的商鞅。

商鞅,卫国人,所以也叫卫鞅,又叫公孙鞅,因为他的本族姓公孙。在当时宗法封建的社会里,他是不受人尊敬重视的一个青年,因为他的生母不是元配,在宗法社会里没有家族地位之故。

商鞅从小就爱好法家刑名之学。因为在他本国不得志,战国当时的国际之间,又正是人才交互外流的时代,他便到魏国,作了魏国的辅相公叔痤的门下士。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,还来不及向魏王推荐,他自己便生病快要死了。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,问他说:“假如你的病好不了,对我们的国家前途,有些什么话要吩咐?”公叔痤说:“我的门客,有一个卫国的流亡青年公孙鞅,虽然年纪还轻,却是一个奇才,希望你重用他,绝对信任他,接受他的意见。”梁惠王听了,门声不响,也不表示意见。到临走的时候,公叔痤便叫所有的人退出去,又单独和梁惠王说:“如果你不肯用公孙鞅,便解决了他,不要叫他出境。”梁惠王听了只好点点头,表示知道了。

梁惠王走了以后,公叔痤马上叫商鞅进来,对他说:“刚才惠王要我推荐我死后的辅国人才,我推荐了你,他的意思不肯接受。我的立场,先有公,再有私。先对国家贡献是事君之道,再来对你讲私话,是尽到我人臣之道以后,才来讲你我之间的友道。”

这点要特别注意,在我们上古的历史文化里,尤其在春秋、战国之间,常有这一类历史故事的例子,充分表示一个人的人格作风,对公对私的道义界别。表面看起来好像很阴险,在说两面话。事实上他是光明磊落地说明对君道、臣道、友道之间的各别立场,都须要有所交待,才是不负此心、不愧此心。如果说他是阴险,也有阴险的道德,等于后世写的武打小说,明明要用暗器伤人,但在发出暗器的刹那,还要公开叫一声“看打!”通知了以后,你能不能逃得过,就要看你自己的智慧和本事了。

因此公叔痤便接着告诉了商鞅:“我的心,对公对私都要尽到最大的力。所以我后来对惠王说,如果不用你,便杀掉你。他似乎同意了我的意见。你赶快想办法走吧!迟了,就要完蛋。”商鞅听了,对公叔痤说:“你放心吧!他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,哪里又肯听你的话杀我呢?”换句话说,商鞅了解梁惠王的心理,根本没有把他商鞅这个人当一回事。所以他还是暂时留在魏国不走。

梁惠王从公叔痤的家里出来以后,便对左右亲近的人说:“公叔痤真是病得昏了头,他叫我把国家大事交付给那个卫国来的流亡小子公孙鞅,那是多么荒谬的想法!真是可悲之至!”

后来商鞅投奔到秦国,三次游说秦孝公,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,变法图强,富国强兵,奠下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。过了两三年以后,商鞅又说动了秦孝公,出兵打魏国,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魏公子印,打了胜仗,使魏国割让了河西之地求和。才逼得魏惠王迁都大梁。这时候,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当时没有听信公叔痤的话。公孙鞅也因此而受秦国尊封为商君。所以后来通称他为商鞅,便是由这个历史故事来的。

再过十年以后,秦孝公死了,他的儿子继位,也称惠王,这便是苏秦见过的秦惠王。商鞅失了依靠,在秦国的政坛上失败得很惨,有造反叛变的嫌疑,因此又逃亡到魏国,但被魏国拒绝了,最后走投无路,被秦国追捕回去,受车裂之刑而死。

虽然说历史上的因果报应,毫厘不爽。但魏国割地迁都这一幕,到底都是导自梁惠王的失策,没有君子之度的领导长才,糊里糊涂地写下了历史上这一出滑稽剧本,徒留后人扼腕长叹。

孟子见梁惠王,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愤难受的阶段。他与齐国一战,损失了大将庞涓,同时太子申被掳。又与秦国一战,损失了公子印,割让了河西之地,迁都大梁。实在是他心里最难过的时候,所以他想网罗礼聘外国的人才,例如在齐国闻名的客卿驺衍、淳于髡等人,也都受过他的邀请。尤其他对驺衍的莅临,曾经亲自到郊外去欢迎他,很隆重地待以上宾之礼。他是受到商鞅这一件事的刺激,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,来恢复他父祖的光荣局面,甚至能进而窥图霸业。

不管他是什么心理,也不管他是哪一类的领导人物,至少他当时的作法,的确是有迫不及待的求才若渴的意图。

我们先了解了这些简略的历史资料,再来研究孟子见梁惠王的一段,才能找出孟子学说思想的精彩所在,而不觉枯燥乏味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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